内藤湖南与共和政治的萌芽

[摘要]湖南认为,只有君主独裁政治在其“自然趋势”中终结,共和政治的建设就绪了,才能使作为共和政治基础的“舆论”发挥真正的作用。

【编者按】内藤湖南曾指出,中国在唐宋之间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贵族政治的崩溃、君主独裁政治的诞生,以及“平民主义”的抬头等。作为政论家的湖南始终密切注视着改革一再失败的清朝及其日渐衰亡的形势。因此,一旦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他就深入到清朝史中细心探寻导致这一革命的长期趋势。他再度关注到了经世学者们的思想,尤其是其著作在清末广泛流传的17世纪的先驱者黄宗羲和顾炎武的思想,内藤湖南与共和政治的萌芽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美国著名学者傅佛果将他的双重身份界定为“公共事务评论家(publicist)”,并以此为前提考察了湖南的政治与学术思想的成长过程,从而既准确地描述了湖南关心时政的记者形象,也精彩地描绘了湖南热爱汉学的现代史学家风貌。

本文摘自《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第七章:历史的评价——湖南与共和政治的萌芽

从湖南去世以后,早已过了两代人的时间了。在此期间,既发生了中日战争,也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湖南晚年时,日本就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了,中日两国也因此激烈对抗。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就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农民阶级中普遍存在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意识。中日之间的对立情绪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理解。因此,如果今天我们试图评价湖南的成就与局限性,就必须超越这种严重的对立情绪,并克服将一切事情都按照“亲”华、“反”华,或者“亲”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标准来加以区分的倾向。

【春节稿】内藤湖南与共和政治的萌芽

内藤湖南(右一)与罗振玉(右三)等,都曾是住友家族的顾问。

一、作为汉学家的湖南

湖南是在汉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份训练培养了他的一个信念,即始终确信汉学作为学问基础的重要性以及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同一性。正如他的祖父、父亲以及德川幕府末期的志士们一样,他发现仅有折衷学派所主张的“博学”无法使自己得到满足。学问必须有所应用;学问从整体上来说,必须为人类产生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这种学问态度,即“实学”精神,正是湖南最为重视的。因此,做学问的人应该以学问为指针,投入现实世界的实践之中,并用之阐明同时代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若不然,那么学问就只是知识的堆积而已。信奉“实学”精神的湖南,自从当初为新闻媒体写作时评以来,就十分关心同时代的中国问题。当时,他孜孜以求的是以自己对中国以及东亚的历史知识来理解同时代中国的各种问题。由于他确信中日两国拥有共同的文化,并担心欧美帝国主义是否也会侵略日本,因而产生了将中日两国的未来联系起来思考的想法。不过,当时湖南关心的主要是日本的命运,同时也关注到同时代中国的自强运动。然而,他逐渐对中国人自身发动的改革感到失望,并为日本对此情况毫无准备而担忧。就这样,湖南不仅关心同时代中国的问题,而且对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危机而深感忧虑,从而导致他确信在中国实行有效和有意义的改革时,日本可以起到援助作用。

在18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湖南对于中国的改革问题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构想。在1890年代,他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关心日渐强烈,但是对怎样的改革最适合中国,以及日本应给予怎样的具体帮助等问题,依旧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然而他确信,如果不深刻洞察中国的历史及社会特征,就不能构想出适合中国的改革方案。显然,湖南的这一信念是他自身的“实学”精神与中国的经世思想发生共鸣的产物。与他一样,中国的经世学者们也主张中国所必要的改革必须以中国的传统以及社会构造为其基础。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提倡的改革构想深深吸引了湖南。

二、作为政论家的湖南

作为政论家的湖南始终密切注视着改革一再失败的清朝及其日渐衰亡的形势。因此,一旦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他就深入到清朝史中细心探寻导致这一革命的长期趋势。他再度关注到了经世学者们的思想,尤其是其著作在清末广泛流传的17世纪的先驱者黄宗羲和顾炎武的思想。他们将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专制政治,并强烈主张为消灭这一弊害应自下而上地进行改革,从地方社会开始直至皇帝制度本身。受此思想影响的湖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意味着君主独裁政治的终结与共和政治的开始,成立地方分权的共和政治本身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过程,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春节稿】内藤湖南与共和政治的萌芽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武昌起义浮雕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政治不仅一直未能实现,反而呈现出一连串政治混乱的局面。但是,湖南不仅没有收回中国即将诞生共和政治的主张,反而以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趋向为依据来强化这一论点,提出中国的“近世”开始于大约一千年之前的宋代。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并抵抗外国侵略,中国也许暂时需要外国的援助。但是,辛亥革命无疑是漫长的君主独裁政治终结与共和政治开始的前兆。湖南不仅确信中国固有的共和政治将会到来,而且认为可以从宋代以来长期的“近世”发展历程中找到其萌芽。

但是,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中国显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在湖南看来,“近世”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特征在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对人民的生活渐渐难以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漫长的“近世”中,始终并存着中央独裁政治与地方“平民主义”这两大潮流,结果使得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分道扬镳。虽然君主独裁的皇帝政治随着清朝灭亡了,但是中国还是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及财政、商业、对外贸易、工业化、官僚腐败蔓延等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因此仍然有必要维持一定规模的国家机构。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湖南并没有见到中国人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主张,日本可以在中国的改革中发挥比以前的设想更为重要的作用。总之,作为政论家与学者的湖南始终在探究中国的改革问题,然而在其有生之年却没能见到这类改革的成就。而且最后呈现在他眼前的,是“满洲国”这一日本傀儡政权的问题,这个现实对于风烛残年的湖南个人而言,也许除了悲剧而外别无可言。

如上所述,湖南终其一生都在探究中国的改革以及日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他的这种关切深深扎根于他的“实学”思想,即学问必须在同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所作为。作为政论家与学者,他在著作中一贯坚持的理念就是这种“实学”思想。因此,他的全部著作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湖南的所有关切和著作中,如果要选择某一事件或者某一系列事件作为其中心,那么就非辛亥革命莫属了。因为他认为这次革命不仅终结了中国的君主独裁政治,而且对中国的民众来说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从此他们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并打造立宪共和制了,所以这次革命也标志着始于宋代的中国“近世化”进程中的共和主义倾向臻于成熟。

也许可以说,湖南所构想的共和政治愿景过于理想主义,或是建立在对于近世的共和主义倾向的过高评价之上。但是,孙文、黄兴等革命活动家们(也许宋教仁是一个例外)所提倡的“共和主义”中也能见到类似的缺点。不可否认的是,从今天的研究水准来看,湖南认为曾国藩以“平等主义”传统为基础组建湘军的观点也存在对“平等主义”评价过高的倾向。但是,正如法国人托克维尔把还残存着部分奴隶制经济的美国看成“民主主义”国家一样,从日本人湖南的眼中看来,中国的地方社会存在着完全的“平等主义”,并且这种传统是日后共和主义发展的萌芽以及将来共和政治的基础。

不过,在讨论中国共和政治的实现可能性时,湖南批判专制政治的主要依据来自于黄宗羲的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君主独裁政治以及地方官僚的弊害方面,并主张将地方政治的实权交还到地方社会和乡绅手中。与19世纪的经世学者们一样,湖南也全盘继承了黄宗羲的这一分析视角,只不过他还从更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来认识这个问题。即黄宗羲主要根据明末的政治状况来讨论君主独裁政治的弊害,而湖南则从宋代直至清朝为止的长期发展过程来把握君主独裁政治的性格。另外,黄宗羲主张回归到君臣关系的应有状态中去,而湖南则在批判君主独裁政治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其归于终结的历史必然性。黄宗羲的思想在清末受到改革论者和革命家的再度关注,因为他们与湖南同样认识到,作为中国将来实现共和政治的前提,黄宗羲对君主独裁政治的内在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宗羲当然不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而湖南在摸索未来中国的国家形态时,也在探究其历史前提以及基础。如前所述,他认为这一历史前提应当是从中国的传统及社会中生发出来的。

三、对中国“舆论”的关注

在中国“近世”的发展史中,被湖南视为共和政治基础的第三个倾向是,宋代以后的民众“舆论”成为影响政策决定的重要因素。这是他最有独创性的卓越见解,然而其重要来源之一仍然是《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在该书中提出,官僚原本应该在统治者与民众之间起到民情传达者的作用。由于学校系统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政治功能,所以政府官员必需利用他们在该系统中的职位对民众的呼声(即舆论)做出回应。不过,在政治决策完全为高级官僚和宦官所左右的明末,持有上述主张的黄宗羲本人也是被排除在外的学者之一。这种切身体验对他以及他的老师刘宗周等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将自己的改革构想看作是为民众的“舆论”代言,并要求政府在决策时能够反映民情、广开言路。

湖南指出,在“近世”中国,由“舆论的力量”所决定的地方官僚的“声名”(或者说“评判”)成为左右官僚黜陟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不仅地方官僚的政治姿态及行动受到地方社会的“舆论”监督,其黜陟往往也取决于舆论的影响。在“近世”中国,由于地方官僚通常五年以内就要转赴别的任地,官僚们变得在意自己在任地方的声名。虽然这种倾向有利于造成众多民众参与地方政治的机会,但是实际上并未导致经世学者们在批判专制政治时所提倡的改革。的确,在“近世”中国,“舆论”开始显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但是,为了使“舆论”能够在政治中得到切实的反映,就必须进行经过慎重考量的有效改革,以终结中央集权的君主独裁政治,并确立地方主导型的政治。总之,湖南认为,只有君主独裁政治在其“自然趋势”中终结,共和政治的建设就绪了,才能使作为共和政治基础的“舆论”发挥真正的作用。

湖南关注中国“舆论”作用的另一个理由,在于他有着当记者的经验。在他看来,中国的官僚十分害怕报章的批判,对于报界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与此相反,日本的政治家们则总是无视报章的意见。这种见解无疑反映了他身为政论家的苦涩体验。因此,鉴于中国报界的评价能促使政策决定更充分地反映民意,他认为“舆论”能够成为共和政治的稳固基础,并对此充满期待。对于湖南的报界能够为舆论代言这一见解,并非所有人都会同意。但是,如果考虑到不少日本的报社有其反政府背景,而且湖南作为政论家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的这一见解也是可以理解的。

“舆论”在中国的强大作用表明,中国人有着将自己命运的重要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悠久传统,而湖南认为这种传统对建设共和政治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黄宗羲和湖南的所谓“舆论”,当然不是今天这种通过全国的民意调查来进行判断的舆论。他们的所谓“舆论”,归根结底指的是那些教养丰富且深切关注地方社会和百姓生活的“乡绅”们的意见。黄宗羲特意把“舆论”与“天意”(以皇帝为代表的天的意志)加以对置,以指出政策决定建立在更广泛的民意基础上的重要意义。

如果没有起始于宋代的“近世”平民的抬头,那么湖南所指出的共和政治的萌芽也就失去了其生长的基础。同样地,湖南所详论的宋代文化的变化多端,如果不考虑“平民”抬头的因素,也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些变化无一不是普通民众开始参与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在他看来,中国的共和政治的课题就在于如何将发育之中的“平民主义”萌芽提升到共和主义的高度。而作为“近世”中国另一潮流的中央集权的君主独裁政治,在其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终结时,应该将其统治民众的权力分配给地方社会。但是,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中国的事态根本没有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因此湖南力图解答,自己根据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互相对立这一基本观点所作的预想,为什么会与现实相背离呢?

四、对共和政治的热望

湖南确信共和政治能够实现,而且认为地方社会应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所提出的以地方社会为基点的改革构想,大概是从经世学者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的。但是,将地方社会的秩序原理作为未来共和政治的基本原理这一见解,则是他自己的创见。湖南特别重视所谓的“乡团”,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地方自治组织,相当于日本的“自治团体”。在“近世”中国,伴随着君主独裁政治的发展,国家试图更加强化对地方社会的统治。为此,独裁君主首先必须瓦解以地方社会为其立身之本的精英阶层,然后与为“近世”官僚机构提供人才的庶民阶级结成某种合作关系。湖南所描绘的“近世”中国的两个方面,即中央集权的君主独裁政治的发展与“平民”主义的抬头,其情形乍看与近代国民国家形成初期的欧洲以及明治日本的状况十分相似。但是,在“近世”中国,为了将曾经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的权力全部集中到独裁君主一人手中,设置了以本籍回避与任期限制(通常五年以内)为原则的官僚制度。

为了抵制中央政府及其委派的地方官僚的压迫,地方社会巧妙地养成了对付外部政治势力的“免疫力”。在湖南看来,那些只顾自身利益的地方官僚们根本不会致力于地方社会必需的社会福利事业。能够承担起这些事业的唯有“乡团”而已。“乡团”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长,其关心仅限于地方政治与福利。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地方社会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最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同时也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场所。中国人缺乏的反而是超越地方社会层次的爱国心。

总之,湖南认为“乡团”是共和国建设的关键所在。中国将来要重建国家和构筑国家机构,除了以“乡团”为基础进行规划构想以外,别无他途。在此基础上依次构筑更高层次的各种机构,就可以树立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届时,中国就会自然地展现出其在“近世”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姿态。不过,在这样的“联邦共和制”国家建成之前,中国应该在政治、财政等国家运营方面接受日本的援助。总之,湖南所理解的“乡团”是中国“近世”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不屈服于中央政府或列强等一切外部势力的一种韧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团”是具备未来共和政治所有基本性质的小宇宙。

在湖南看来,中国历史的以往行程以及今后的前进方向,构成了其悠久的文化发展轨迹,中国固有的共和政治正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诞生。这种见解蕴含着他在接受汉学训练过程中所形成的中日文化同一论的信念。正如民族主义影响了一般日本人的思想一样,这一信念促使他确信只有日本才能够对中国的共和主义改革给予有效的援助,而作为一种改革模式,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中国来说具有持久的重要参考价值。在19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间与20世纪初期的数年间,中国的改革论者一直将日本看作改革的模范,并寻求其帮助。但是,到了1910年代至1930年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改革论者总是将中国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看作阻碍共和主义及革命性变革的力量,还将日本对中国内政的介入统统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对这两方面一并加以攻击。

1898年,湖南在讨论梁启超时曾经明言中国的改革论者都是“爱国心切者”,这是其生涯中唯一一次作如是观。不过,他所认可的改革论者都是迫切希望学习日本并维持中日亲善关系的。但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中国的改革论转而朝着批判中国传统以及非难日本的方向发展。湖南认为这些激进的改革论只不过是不理解本国文化的“狂人”和“煽动家”们的想法而已。在这一点上,他与日本的保守主义者的认识立场是一致的。湖南是一位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宣扬中国文化的伟大性质的人物。因此他对同时代中国的现状深感忧虑,同时确信日本能够在中国的改革中发挥作用,至少其不失为中国改革之模范。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不仅攻击作为日本人的湖南,还攻击湖南视同自己生命的中国文化本身。他们根本不认可日本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而且认为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导致了如今这种可悲现状的发生。换言之,他们在拒绝湖南的政治观的同时,也否定了他的汉学观和汉学研究成就。

五、湖南的五四运动观

让我们再来冷静地回顾一下湖南的五四运动观。他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大多没有受过完整的传统儒学教育。坦率地说,他的这一批评是正确的。比如,陈独秀(1879—1942)虽然通过初级科举考试成为秀才,但是在辛亥革命后却激烈地批判儒教。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数年间,他被军阀政府投入狱中,受到了政治迫害。他辞去北京大学教职以后,却研究起自己曾经激烈批判过的儒教经典来。参加五四运动的年轻活动家大多在科举制度的衰退期(废止于1905年)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著名的学者蔡元培(1868—1940)是1890年进士,从1916年至1926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没有积极参与批判儒教的运动,但对逮捕游行学生一事提出了抗议。章炳麟或许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在1910年代后期也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清末的十年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通过自己的著述来动摇儒教的崇高地位。他强烈地主张孔子只是古代思想家中的一位而已,墨子、庄子等也是可以与孔子相匹敌的思想家。章炳麟的儒教批判思想对于在学生时代受过他教育的鲁迅(1881—1936)产生了很大影响。鲁迅的最后一部作品就是关于其恩师章炳麟的。但是,当1919年学生们在北京大学举行游行的时候,这位章炳麟先生却拒绝参加一切与之有关的活动,并继续以艰涩费解的古典体裁进行著述。

五四运动主要限于北京、上海等地区,并没有影响到农村。正如湖南所指出的那样,白话运动也并非如其提倡者们所主张的那样具有革命性,因为白话早在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中就已经存在了。与陈独秀、胡适(1891—1962)等人的期望相反,白话运动未必产生了很大的成果。关于五四运动,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都异口同声地对其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实际上,五四运动对此后历史的影响未必如他们所主张的那么重大,反而是发生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对此后历史的影响要大得多。在这一年的5月30日,以日本监工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劳工为导火索,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事件,在上海有数千名学生和劳工举行了游行。由于英国警官对游行队伍开枪而导致多名死伤,结果造成了十万劳工大罢工的局面。之后,各地的罢工此起彼伏,持续了一年多之久。

不过,能看到五四运动之狭隘性的湖南却不能理解中国人在这次运动中明确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主张中日文化同一论和确信两国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湖南来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不应当采取排日运动的形式,万一发生这种状况,也只能认为是煽动的结果。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在外国特别是日本的军队大批驻扎之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都高涨起来。即使日本人都像湖南一样对中国充满善意,当中国人看到日本、欧美等国的军人和民间人士大量存在于中国时,他们都将之视为外国对中国的新一轮侵略的前兆而倍感危惧。有人会因此认为,正是由于日本军侵略中国的结果,促使地方社会及“乡团”内部的民族主义高涨起来,才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爱国心。这样,当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激烈的反帝国主义紧密结合,并将矛头指向日本的时候,湖南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要么否认该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性格,要么放弃自己以往的信念,二者必居其一。

与湖南对民族主义的误解相关联的是,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也存在不足。1920年代,他就曾过低估计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即他所具备的中国历史知识在这里反而成为影响他认识同时代中国问题的障碍。在湖南的眼中,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叛乱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的确,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叛与太平天国等农民叛乱之间是有某些共通的性格,但是它也存在以往的农民运动所不曾有过的重要因素,即中国共产党的激进民族主义含有现世的救世主义这一吸引民众的精神力量,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湖南对此却无法理解。

湖南预想到,由于中国共产党攻击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乡团”组织,他们将因此最终遭遇与太平天国同样的失败命运。将中国共产党与太平天国作如此类比的湖南,也许认识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中潜伏着中央集权的性格,因而对此感到危惧。在他看来,这种性格与地方分权及共和政治的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对象,与其说是“乡团”,毋宁说是乡团内部的“父老”阶层。迄今为止的现实的中国社会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地方分权,而当今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感到困扰的问题依然是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地方分权。当然,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地主了。但是,在现在中国的人民公社中的确还存在着一个与曾经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乡绅相当的统治阶层。

在湖南去世后的数十年间,研究中国的日本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使用“共同体”(德语Gemeinde的译词,相当于英语的community)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村落构造。日本的汉学家,特别是曾经受到过韦伯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由于村落中存在着建设与保护堤防等需要共同协作的水利工程,所以使村落具有超越阶级关系以及统治关系的“共同体”性格。也就是说,他们用村落社会超越阶级对立而得以巧妙运营的事例来说明“共同体”的概念。湖南所谓的“乡团”也就相当于这样的“共同体”吧。不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共同体”将会解体,而湖南则主张“乡团”才是未来共和制中国的社会基础。

近年来,日本的汉学家们指出,在中国存在着一个与日本和西欧的前资本主义村落社会不同的固有“共同体”,以往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中国“共同体”作为统治机构这一侧面。在他们看来,如果关注到中国村落社会的“共同体”这一“地缘性集团在水利等事业上共同劳动、共同利用”的特性时,就可以发现中国村落社会的这一基本性格一贯存在,无论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之后。鹤见尚弘,《旧中国共同体的诸问题——以明清江南三角洲地带为中心》,63—64,79页。不过,在湖南的理解中,“乡团”中的权力是根据“平等主义”的传统来分享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确信未来的共和制中国,“乡团”也会继续生存下去。他未能理解19世纪大规模叛乱的结果导致了地方社会开始急速解体,也的确存在对农民反抗地主制的作用评价过低的局限性。不过另一方面,地方社会中“共同体”的许多风俗习惯依然持续到今日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湖南也曾经指出,农民阶级将成为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新的传承者。

湖南作为悠久的汉学传统的继承者,试图以这一传统为背景来理解同时代中国的问题,并且确信提出以中国的历史进程为依据的改革构想是汉学家的责任所在。这些基本思想始终影响着作为政论家和学者的他的写作,尤其体现在他的基于宋代文化史观的“近世”说以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提倡的各种中国改革构想之中。他确信辛亥革命是中国实现共和政治的转机,并在革命之后将自己的学问与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关心有机地结合起来。

湖南认为,清末中国所能见到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是从宋代以来漫长的“近世”发展史中逐渐演变而来的。这一假设为从源头开始考察宋代以后中国史中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种视角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依然是值得继承的。近年来,清朝史研究者为了考察鸦片战争以后的诸种问题,开始上溯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时代进行研究。毫无疑问,当我们放弃以西方各国来到东亚,更具体地说,以鸦片战争为区分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一大分水岭的观点,而从中国文化发展固有的各种倾向来探明中国史的内在发展历程时,湖南的假设是值得借鉴的。或者可以说,这种假设起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航员的作用。最近清朝史研究者们在考察各种问题的根源时,都要上溯到明代历史。但是,正如中国思想史研究一样,他们早晚都会发现,自己的研究有进一步上溯到宋代史的必要。

现在,中国依然处于漫长的近代化过程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对工业近代化问题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关心,同时也在注意思考在多大程度上给地方以经营管理工厂、生产队、人民公社等的自主权。湖南曾经断言,牺牲地方自治的中央集权化是违背地方分权化的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同时他也认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帮助中国实现共和政治,并确信日本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天,中国人似乎也得出了与湖南类似的结论,为了寻求外国的资本和技术而将目光转向了日本和欧美各国。但是,这一轮推进近代化的努力毫无疑问地会导致中国再度朝着中央集权化发展,其结果,又将导致权力的过度集中与地方分权化的要求产生对立,于是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必然将再度浮现出来。曾经使湖南为之苦恼的这一问题,在今日的中国依然悬而未决地存续着。

图书信息

【春节稿】内藤湖南与共和政治的萌芽

《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 著:【美】傅佛果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作者简介

傅佛果,1950年生于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加拿大约克大学讲座教授,当今欧美著述最多的历史学家。曾以本书获美国亚洲学会“现代中日关系研究奖”,以《中江丑吉在中国》获日本每日新闻“亚洲太平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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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mega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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