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加道德?

【编者按】

共和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加有道德吗?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无休。如果说自由主义强调的始终是个人的主观自由和权力,那么共和主义的倡导者们则希望一种与公民身份联系起来的,在公共生活中的自由。由此便出现了两派关于善与美德解读的不同,自由主义学者总是极力完善自由主义学说中关于美德的部分,但其基本观点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个人权力的尊重导致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而共和主义强调的是“政治自主性”,是“公民式”的美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谈安奎的《公共理性与民主理想》系统地分梳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与理论异同,以下是对该著作第七章内容的摘录:

一、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在哪儿?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共和主义之不同于自由主义,首先在于它们对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非干涉的消极自由,强调的是个人的主观自由和权利。共和主义的当代倡导者们希望提供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从而将其与共同善、共同体、责任等价值更好地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一传统最重要的粘合剂最终可能是以一种独特的风格将自由概念化的习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共和主义的自由理解为“非支配的自由”,对应于自由主义的非干涉的自由:“对共和主义而言,一个人可由下述事实变得不自由:他人有一种干涉他的任意权力,即使那一权力并未针对他而运用;自由要求这样的权力不存在,而不仅仅是不运用。从第二个差异来看,对共和主义者而言,一个人并不以同样的方式由法律的权力使之不自由,只要那一权力得到适当的制约且并非是任意的。”

【春节稿】共和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加道德?

约翰·密尔

根据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只要无人干涉,包括外在权力的干涉,个人自由就是真实存在的。反过来,从概念上讲,一切约束就其是约束而言都是与自由对立的,所以政治社会与法律都构成了对自由的损害。因此,密尔认为,“情事一到对于个人或公众有了确定的损害或者有了确定的损害之虞的时候,它就被提在自由的范围之外而被放进道德或法律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自由不但与法律是分离的,它甚至也与道德是分离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反对任何法律的约束,因为他们会基于价值的冲突承认这其中的代价。或者他们也可以主张,一切惩罚和约束的存在之所以能得到辩护,主要是出于它们对于自由总量的增进。 边沁对于惩罚的看法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立场:“然而所有惩罚都是损害,所有惩罚本身都是恶,根据功利原理,如果它被允许,那只是因为它有可能排除某种更大的恶。”伯林对消极自由的看法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因为根据消极自由的概念,每一法律对我而言似乎都减少了某种自由,虽然它可能是增加另一种自由的手段。

非支配的自由是否足以构成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外的第三种自由概念,学界仍有争论。事实上,在共和主义的复兴思潮中,理论家们对共和自由的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但毫无疑问,共和自由更主要的是一种与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公共生活中的自由,它指向的是政治意义上的自治,也就是政治自主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把共和自由理解为消极自由的共和主义倡导者,也认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鸿沟。例如,斯金纳对共和主义的辩护之一就在于,共和主义者们“从未诉诸一种‘积极的’社会自由观念。……他们所讨论的是一种纯粹消极的、作为没有实现我们择定目的的障碍的自由观念。”但与近代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明显不同的是,“他们不但把社会自由与自治联结起来,而且把个人自由的理念与合乎美德的公共服务的理念联结起来。更有甚者,他们也没少强调我们可能不得不被迫培育公民美德,从而坚持认为,我们享有个人自由可能常常不得不是强制与约束的结果”。

二、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如何对待公民美德?

因此,对共和主义的自由概念固然有不同的理解,但这种自由与政治自主性相关,而且与公民美德相关,却是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可抹杀的关键区别。事实上,共和自由、政治自主性与公民美德这三个问题,在根本上不可分离。共和主义所强调的公民美德,与它所重视的政治自主性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正是后者把公民美德确定为公共的、政治性的美德。同样的道理,正是因为强调政治自主性,共和主义所理解的自由才是公共领域的自由,是政治自由。共和主义所倡导的公民美德,是政治自主性的要求,是政治自由的要求,因此它是共和主义政治理想的一个缩影。

如前所述,混合政体与公民美德是标识古典共和主义的两个方面。共和主义的公民美德观念,确实凸现了它与自由主义强调私人领域和主观自由的区别。因此,被认为有明显共和主义倾向的孟德斯鸠,却也批评古典的共和主义及其公民美德。他认为,共和国中的美德就是一种激情,即对共和国的爱。共和国激发公民美德,追求城邦的荣耀,主要是通过剥夺他们“日常的”私人情感、欲望、人际关系纽带而实现的。我们知道,后者恰恰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所着力维护的东西。这就再次表明,美德问题是两种政治理想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

【春节稿】共和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加道德?

孟德斯鸠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代许多给自由主义套上共和主义名头的理论家,都是为了论证自由主义可以与某些美德相容。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美德意味着人在伦理、智识方面的卓越,它与人的潜能、功能的实现密切相关。因此,谈论美德,常常意味着某种完善论,意味着接受(唯一)一种完满的、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并成为特定类型的人。在共和主义传统中,公民的美德与对公共利益的献身、对政治共同体的服务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传统的理论家对自由主义的主要质疑,也在于强调后者因为没有对美德的承诺,因此缺少维护共同善和共同体的能力。西方近代以来,传统的美德伦理学让位于一套普遍规则,个人的完善让位于个人的权利。此时所谓的美德,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指向个人的功能性的卓越与完善,而仅仅是对规则的习惯性遵守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和品格特征。显然,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个人主义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自由主义与美德的关系问题,不仅关系到两种政治理论之争,而是有着更深远的伦理学渊源。

自由社会需要公民美德吗?自由主义的理想中包含有公民美德吗?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从理论争论来看,却是一个必要的起点,而且许多当代自由主义在回应共和主义批评的时候,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至少像休谟、康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休谟认为,把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商业关系,而不是什么公民美德。康德则认为,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的国家并不需要美德,那是魔鬼都可以完成的事业。整个十九世纪的政治、伦理思想似乎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强调从开明的自我利益出发导向美德。美德在这个意义上纯粹是一种社会后果,它并非像在传统美德伦理学中那样被认为有内在的价值。基于这一思路的理论家更不会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城邦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公民美德,造就良好的公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自由主义思想中完全没有美德的位置。事实上,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也提出了一些自由主义的美德,而且我们无法怀疑其必要性。例如,自由主义强调宽容,它与宗教宽容有着历史的和精神上的联系。因此,许多自由主义者在论及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美德观念时,都喜欢援引这样一个判断:“始终如一的宽容比压制要更为困难,在道德上要求也更高。” 因为宽容并不是简单的事不关己,而是当我们持有某种善观念或宗教信念,同时确信我们自己很正确而其他观点是邪恶的,此时我们仍然容忍异见,而不是诉诸压制(比如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就是不宽容的表现)。显然,真正的宽容并不是道德上的冷漠或无所谓。宽容的道德之难,可以用所谓的“宽容悖论”来解释:“原谅,因此还有宽容,包含着非自然的甚至是不合逻辑的行为,即甚至在认为恶有最终的严重性时还放过它。”唯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宽容的道德真义,以及它作为一种美德所具有的高度。

三、共和主义强调的是政治自主性?

再进一步,自由主义因为强调普遍的个人权利,因此必然要求每一个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而这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一项基本美德。自由主义所承诺的共同体也是建立在普遍的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这种美德被一些学者称为“公民性(civility)”的精髓,据此,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道德指南是公民性,是对其同胞权利与尊严的真正尊重。他带着某种敬畏之心看待这种权利和尊严,认为它们是神圣的,并与他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是平等的。公民性也包含一种共同体,当然远比古典公民身份界定的共同体要松散。它是一个各行其是、但承认每一个其他人也有自行其是的权利以及所有人在维护和捍卫那一权利方面有一种共同利益的存在者所构成的共同体。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个人权利是天赋的和前政治的,保障这些权利乃是国家建立的前提和目的所在。因此,除了对国家课以保障个人权利的责任以外,对每一个个体也课以同样的道德责任,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显然,强调个人权利,是为了保障个人的私人自主性,亦即个人生活中的自我决定,而这正是自由主义的根本所在。对宽容的强调,同样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但恰恰在这里,隐含着共和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根源。自由主义往往声称个人拥有为自然法所规定的权利,只不过由于人们之间缺少一个独立的“法官”来裁断他们在自然法问题上的纷争,才需要建立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国家,完全是工具性的,而且其主要功能“在根本上是司法性的”。这正是洛克式契约论的逻辑。洛克的权力三分虽然没有包括司法权,但整个国家权力却纯然是司法性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也就是说,国家就是要保护私人权利,并对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行纠正。换言之,公民身份在这里仅仅是一种法律地位,而且根本上是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地位。这样的自由主义没有主张一种共同善,也没有要求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它虽然有公民社会的概念,但主导这个公民社会的原则,却是私人性的需要和利益,而不是公共的政治诉求。即便是有一个公共领域存在着,这个领域也是建立在私人权利的原则之上的。因此哈贝马斯才这样来概括早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第一批现代宪法中,基本权利条款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的写照。它们保障社会作为私人自律领域。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功能有限的公共权力机关,而处于二者之间的似乎可说是一个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这些私人作为公民是基于公民社会的需求,按照通过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来使政治统治合理化的观念,而与国家发生关系”。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共领域是由“私人”组成的,它因此遵循的是私人权利与私人利益的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它包容了某些美德,这些美德也最多是公民性的(civil),而不是公民的(civic)。相应地,政治过程也不是为了寻求什么共同善,因此熊彼特等理论家可以根据经济竞争模式来解释政治,在这样的政治当中,政党像公民竞逐利润那样竞逐选票。因此,传统的自由主义在本质上确实是与“私人”、“消费者”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它所保护自主性是一种私人的自主性,其美德因此也缺少公共性的维度。如果把以尊重个人权利为中心的公民性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美德,那么毫无疑问,“公民性主要是一种私人性的美德”,它与共和主义所倡导的公共性的公民美德相距甚远。

所以,自由主义在回应共和主义批评的时候,仅仅挖掘自身所包含的美德,比如证明洛克或美国国父们那里有对美德的强调,就显然是一个不充分的思路。因为在最低的意义上,任何一个社会要存续下去,都会要求相应的美德。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在霍布斯那里找到关于美德的思想,因为仅仅是为了维系和平,也肯定需要有某些美德。正因为如此,密尔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即有意为人们所建立起来的政府对人们是有要求的,“他们必须愿意而且能够做为维系它所必要的事情。同时他们必须愿意而且能够做它为了使之能够实现其目的而要求于他们的事情。‘做’这个字必须被理解为既包含行动,也包含克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会对其公民提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保持克制)的要求。其实,推而广之,只要人类社会生活想要维系下去,某些美德就是必要的,因此也不会有任何一位道德理论家完全不涉及或排斥美德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即便休谟认为不需要公民美德来联结这个社会,但他提出了著名的正义是一种“人为美德”的观点。这种正义,无非使社会免于解体的道德条件,比如忠信、尊重普遍的财产权等等。

应当说,古典自由主义所信奉的正是这样一些消极的美德。例如斯密所说的,正义仅仅要求我们不去伤害周围的邻人。一个仅仅不去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的人,就履行了特别称为正义的全部法规。因此,我们经常可以通过“静坐不动”和“无所事事”的方法来遵守有关正义的全部要求。这样的美德,绝不会要求公民们对公共政治事务有必要的关切,也不会为公民间的关系提出更积极的责任要求。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包容美德,而在于是否包含着某种公共性的美德。

相比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强调真正“公民的”美德,其重心不在私人自主性,而在政治自主性,或者叫公共自主性,也就是政治上的自治和公民集体的自我决定。正如斯金纳所说,“个人自由只能在一种共和主义共同体的自治形式之内才能得到充分保证,这一结论代表了所有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核心和神经”。共和主义因此对权力保持着更多的关注,强调不受其他人权力的奴役,整个共和国亦不受外邦的奴役。因此,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最终仍然跳不出贡斯当所说的古今自由的对立问题,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以在自己的传统中发掘种种“美德”的方式来应对共和主义的批评,无疑是一种回避真实问题的错误思路。

图书信息:

【春节稿】共和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加道德?

《公共理性与民主理想》 谭安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1

作者简介:

谭安奎,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2009-2010)、哈佛燕京学社(2014-2015)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研究领域包括社会正义、公共理性、商议民主、权利理论等,已出版个人专著《政治的回归——政治中立性及其限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政治哲学:问题与争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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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mega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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