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访张爱玲

新世相微信公众号水晶先生2016-02-11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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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谈到张爱玲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

Sayings:

张爱玲是在后半生才逐渐幽闭起来的。关于她的独居,她公寓里的虫害和她书信中的紧张敏感在她死后才逐渐被透露。但人们仍然缺少理解她完整生活的钥匙。这篇《夜访张爱玲》是留存下来很难得的直接且深入的访谈。

张爱玲被辱骂过,因为她在一个“应该”严肃的时代轻佻,在一个“应该”无私的年代沉醉于个人情爱。她对李瓶儿的感同身受,大概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很多时候,我们被认为应该做一件事,这件事甚至正确得让人实在无法反驳。比如,一个女人应当忠诚,应当纯洁;一个人应当善良、勇敢;一个的做的错事应该被惩罚——这些话说起来都非常正确,很难反驳。但有些时候,人们却总可能被迫入“不应该”的境地。人会软弱,会屈服,会放弃抵抗,会贪恋快乐。这种力量假如胜利,人们会在那一刻得到满足,却又背负上不相干的人的正义的嗤笑和辱骂。

只有经历过这些的人,才能体会到悲凉。在李瓶儿死的时候,大多数人恐怕只会觉得她罪有应得,活该,早知如此……但这种连辩驳都没法辩驳、却又明明是人心常态的世态,恐怕才最委屈。

夜访张爱玲

图片源自网络

夜访张爱玲

作者:水晶先生

……

这次她竟然意外破例,邀约我到她住的公寓去,自是令人兴奋的消息。我拨了电话号码,她很爽快地来接听,并且决定了约见的时间是周末晚上7点半。

就这样,我见到了张爱玲。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见到张爱玲,诸天都要起各种震动。雪莱在诗篇里常常说:tearaveil(撕去一层面幕)。”然而在撕去一层面幕后,我得到的感觉是:这不是我想像中的张爱玲!

我很直接地告诉她自己这种感觉,重复了两三遍。她笑容满面地回答,是这样的,仿佛没有一点不应该。

她当然很痩——这瘦很多人写过,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脸庞却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扬着脸,穿着高领圈青莲色旗袍,斜着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掏。

头发是“五凤翻飞”式的,像是雪莱《西风歌》里,迎着天籁怒张着黑发的女神。

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

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水,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她早已预备好一份礼物,因为知道我去年订婚了,特地去购买了一瓶8盎司重的CHANELNO.5牌香水,送给我的未婚妻。这使我非常惶愧,因为来得匆忙,没有特别预备什么东西送给她。

然后她又站起身来,问我要不要喝点酒,是喜欢Vermouth,还是Bourbon,因为一个人家里,总得预备一点酒,她说。我回说不会喝酒,她便去开了一罐可口可乐。她扎煞着手,吃力地揭开罐头盖口的时候,使我非常担心,深怕她一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像她在《流言》里写的那样。

此外,她又开了一罐糖腌蕃石榴,知道我在南洋呆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的水果。我不能想像她会知道得我那样清楚,因为一直有个错觉,觉得自己在她眼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谈话进人正题后,她首先告诉我,她还有一个笔名,叫梁京。梁山伯的梁,京城的京。因为从前我在这里问过她,弄错了,以为叫萧亮。

《半生缘》在初次问世的时候,便是用这个笔名发表的。当年,《十八春》(《半生缘》的前身)在上海《亦报》连载,引起一阵轰动。她说,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里探悉了她的地址,曾经寻到她居住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这使她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姑住在一起,姑姑下楼去,好不容易将那女子劝走了。

还有周作人也曾经在散文里,引用过曼桢的名字。

谈话的锋头一转,她问起我南洋的事来,问起猎头族的生活情形。她对于这一种原始民族的风习,非常有兴趣。她听我谈起住在“长屋”的达雅人,竹编的地板,从裂缝里望得见下面凹坑里堆积的垃圾、人屎及动物遗粪,以及甘榜里逐水而居的马来人……神情专注,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说喜欢阅读一些记录性的书籍,用英文说,便是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时代的人类史。举例来说,她看过MaryRenaul写的《theKingMustDie》,看得津津有味。

她当然也喜欢看章回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9本书,一看神经便松懈下来,有一种的感觉。我告诉她最近看了《歇浦潮》,叫好不迭。很少碰到这样好的小说。她说听到你这样说,高兴极了,因为一直没有人提过这本书,应该有人提一提。同时我又指出,《怨女》里“圆光”一段,似是直接从《歇浦潮》里剪下来的,她立刻承认有这样一回事,并没有因此不悦。不过,当我说起《歇》书里“圆光”那一段,比《怨女》写得还要好,因为前者包括了一个女人的心理惊悟,而后者只是一场过场戏时,她却不以为然,她说,“圆光”在《怨女》里,不是主戏,如果添上心理描写,便轻重倒置了,而且和整个小说的主题也不配。这话我当然以为是。

她说她看《歇浦潮》是在童年。“圆光”这一段,似是顺着下意识滑进《怨女》书中去的,因为写《怨女》时,手边并没有《歇浦潮》作参考。她还记得书中写得最好的是贾少奶、贾琢渠、倪俊人的姨太太无双,这和我的看法一致。我还说,我还喜欢作者塑造的吴四奶奶、君如玉、贾宝玉、玉玲珑、媚月阁以及钱如海的太太薛氏、开变相“堂子”的白大块头等人,她听了莞尔一笑。真的,《歇浦潮》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我说,可惜作者的“视景”不深,没有如《红楼》那样悲天悯人,也不像《海上花》的温柔敦厚。所以作者所看到的,只是人性狭溢的一面,也就是性恶的一面,使人觉得这本书太过cynical了,不能称做伟大。她说,真髙兴你看到这些,真应该写下来,比你写我更要好,更值得做。我说《歇》书的海上说梦人已经等了40年,让他再等几年不迟。倒是写关于您的小说评介,因为是一鼓作气写下来的,迟了也许不行,她听了又是盈盈一笑。

这时她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替自己泡了一杯“即兴”咖啡。她不时用茶匙搅动着,搅得很细。她喝咖啡不搁糖,只放牛奶。然后又替我端了一杯来。她说一向喜欢喝茶,不过在美国买不到好茶叶,只有改喝咖啡。我问起为什么不请朋友从香港或者台湾寄点茶叶过来。她连忙说,我顶怕麻烦人家,因为大家都忙,我什么事都图个简单。说罢,她端起杯子来啜饮了一口。她喝咖啡的姿态,充分说明了所受的教养,很像亨利·詹姆斯一本名叫《波司登人》的小说的封面,那戴着半截手套的贵妇,一手端茶碟,一手侧倾茶杯,杯底向着人,极其优雅。

顺便问起她起居饮食的情形,她微扬着脸说: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习惯养成很久了——的确是作家的习惯。她是和月亮同进退的人,难怪看见月亮的次数较常人为多,所以她小说里有关月亮的意象,特别的多,也特别的玲珑。

至于食物,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Muffin(一种类似烧饼的食品),以前喜欢吃鱼,因为怕血管硬化,遵医嘱连鱼也不吃了。我猜她大概喜食零食,将一天需要的消耗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因为零食一道,也很会饱人的。她说她有患一种Highcholesterol病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感冒”旧病,发起来可躺在床上,几天不吃饭,因为吃了都吐了出来。但是口渴却很难耐。说着,一杯咖啡已经饮完,她又去替自己斟了一杯来。她说她一喝起咖啡来,便喝个不停。

从《歇浦潮》,很自然地,谈到了《海上花》这本说部。我说《海上花》文笔虽然干净利落,可惜太过隐晦,很多地方交代不够明白。她认为是,譬如诗婢苏冠香便是一例。她又用手比划着说:“像《红楼》有头没有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她说时双手比成一个圆圈),都算是缺点。”她说话时运用的词汇很特别,像她形容30年代的小说,老喜欢“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又单用“戏肉”二字,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都使我感到新奇而怔忡。

我又批评《海上花》的对话全部用苏白,也不是很写实的,谁敢保证书中人,个个都只会说苏州话呢?她颇不以为然,因为作者韩邦庆只会说苏白,不会道京腔,而且他在模拟苏白时,经过一番“再创造”,并不容易。我又说《海上花》如果用《歇浦潮》的方式写出来,可能会更成功。但是,她连忙接口说,《歇》书写成的时候,都快民国十年了,而《海上花》却是满清末年的作品。

接着,我又批评作者写陶玉甫、李漱芳的恋爱,太过“温情理想化”,再插上妹妹李沅芳,整天歪缠着“姊夫”陶玉甫,看来非常的“假”,令人不耐烦。因为,沅芳虽是清倌人,却是在“堂子”里长大的,耳濡目染,不可能天真成那样,最后连姊姊的死都弄不明白,以为她是去做客,过几天还会回来的。她却认为:就李漱芳母女开堂子的作风来看,可能会产生出沅芳这样的雏妓来。这也是《海上花》的主旨之一,是描绘形形色色的妓女,并不仅限于暴露人性的黑暗面,像《歇浦潮》那样。我又说,根据自己的看法,仿佛李漱芳一半是她妹妹气死的,因为眼看着沅芳和玉甫亲热,心里气不过,嘴上又说不出来,积郁成疾,这自然是“弗洛伊德”派的看法。她听到这里,始先微微一惊,然后突然大笑起来,一面笑,一面说,这话让志清(夏先生)听见了,一定会诧异。这使我感到非常怔忡,事后仔细一想:大概她认为我这个人固执得可以,看小说从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出发,不太从容,显得霸道。这也许因为《海上花》一书,我没有她看得那样仔细透彻。

谈起她自己的作品,她说早年的东西,都不大记得了,《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记忆还算新;《倾城之恋》难为你看得这样仔细,不过当年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她停了停又说,仿佛每个人身上都带有mythicalelements似的。

我说她每篇小说的意象,怎么安排得这样好?和整个故事的结构、人物都有关系,有时是嘲弄,有时是一种暗示性的“道德批判”,用英文来说,非五四以来的大家我看过一些,很少有人能够将意象的功效,发挥得像她这样活泼的。多半只限于“装饰”一途。好像连钱钟书也不例外。像《第一炉香》里,薇龙的姑妈梁太太一出场的时候,面纱上爬着一粒绿宝石蜘蛛,后来薇龙进入宅第后,“一抬头望见钢琴上面,有一棵仙人掌,……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唁子。”还有园游会过后,薇龙陪同姑妈一同进餐,因为彼此找到了新的男朋友,心里欢喜,嘴里说不出来,两人同时割切着冷牛舌——这牛舌头是个dumbbrute,像唐人绝句里的“鹦鹉前头不敢言”,产生了极深的嘲弄意趣,真难为她设想得这样周到!她听到这里,说,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她顿了一顿又说,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听到这里,我非常感动。

我又问她,在写《第一炉香》时,有没有考虑到意象的这层功用呢?这话她没有作正面答复,只说,当时我只感到故事的成份不够,想用来加强故事的力量。

我又侃侃直讲下去,像《阿小悲秋》,那苏州娘姨看来像一个“大地之母”,因为自始至终,她都在那里替主人洗衣服、整理房间,仿佛有“洁癖”似的。故事结尾时,她发现“楼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还忿忿不平地想着:“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在她范围之内。”写得真是好!她听到这里,爽朗地又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听来有点腻搭搭的,发痴嘀嗒,是十岁左右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从笑声里,我觉察到她是非常偏爱《阿小悲秋》的。

随即谈到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她说《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我说这篇故事充满了嘲弄和讽刺,像红玫瑰表面上像个“坏”女人,其实很忠厚,作者对她非常同情;而佟振保却是个道道地地的伪君子,作者暗中对他下了一道“道德制裁”。她说道德制裁不至于。佟振保是个保守性的人物。他深爱着红玫瑰,但他不敢同她结婚,在现实与利害的双重压力下,娶了白玫瑰一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这样瞻顾的,结果害了三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住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两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见过。我想她言外之意是说她对于佟和白玫瑰二人的要求,太过严苟了,不够宽厚。

不知怎么,又谈到了《半生缘》。我说世钧和曼桢恋爱这件事,叔惠像是完全蒙在鼓里,似乎与实情不符。因为,据我所知,男人在爱情方面,嘴最敞了,对于好朋友的罗曼司,多半很清楚,而且好奇心重,不致于像叔惠那样,对曼桢漠不关心。她说30年代的男性,一切都学西方,连恋爱的方式也一律模仿,所以叔惠才显得那样潇洒。这一点我们争持甚久,她也相当执拗,结论是她对于现代的许多事情,太过隔膜了。不过当我谈到阿宝这个角色,塑造得不够逼真时,她一口承当下来。因为,我说,当曼骑装病,设计骗取曼桢到她家中时,阿宝表演得太过“逼真”了,简直是个演员,不像庸人;尽管事前她是知情的,曼璐也不可能像导演那样,将她排练得那样好,而且,事实上也决不可能。这一点她完全承认,因为迁就故事,权且将阿宝“利用”一下。

同时,我又告诉她,不太满意《秧歌》的结局。因为动作太多了,近乎闹剧化,冲淡了故事的“抒情”主调。她听到这里,连忙说,这些都该写下来,写批评如果净说好的,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结果人家失去对你的信赖。

接着,她主动告诉我:《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不过,我说仍然喜欢戈珊这个角色。她说戈珊是有这样一个人的,虽然也是听人说起,自己并没有见过。

谈到这里,她已经喝完第四杯咖啡了。

话题转到五四以来的作家。她说非常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我说沈的短篇不错,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听着笑了起来。但是,我认为沈的长篇《长河》并不成功,看来不像小说。她说没有看过。至于老舍的《骆蛇祥子》,我说早年读的时候,非常钟意,她却不以为然,她认为还是老舍的短篇精彩。钱钟书呢?她只看过《围城》,没有碰过他的短篇。所以,当我提到《半生缘》有些地方,跟钱的一篇《纪念》,甚为类似时,她认为只是“偶合”。我又说《围城》当然写得很好,可惜太过“俊俏”了,用英文说,便是toocute,看第二遍时,便不喜欢了。她听到这里,又笑了起来。看来她赞成我的看法,我接着还告诉她,还喜欢吴祖缃这个名字她听着陌生,她说在大陆上,只知道有个剧作家,叫吴祖光的,非常有名,这人后来被“斗”掉了。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台湾作家,她看过朱西宁的《铁浆》,我说《铁浆》写得很好,她说,“嗳”。还有康芸薇的《新婚之夜》,她叫得出名字来,认为写得很coloful。康的其它的一些作品,她说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手边经常收到两份台湾出版的杂志:《幼狮文艺》和《皇冠》。她说看《幼狮文学》,喜欢看翻译小说,她清晰地说出刘慕沙,朱西宁太太的名字。

她又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我说故世的夏济安先生,也提过这一点,曾经在一篇英文文章里,说台湾作家,不是隐士,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

……

然后她告诉我,平常喜欢看通俗英文小说,哑谜立即打破了。她看了不少JamesJones的小说,对于作者和女经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非常感兴趣。因为女经纪人是有夫之妇。她和丈夫两人,协助Jones成名,不遗余力,丈夫一点都不妒忌,甚至Jones把他跟女经纪人之间的一些艳秘,写进小说里去,丈夫也不介意。这使我立即联想起:早年上海的百万富翁哈同,跟太太罗迦陵和亲密“战友”姬觉弥之间的关系,也很能引人入胜。作家有时往往“小”题“大”做,见人所未见,是《红楼梦》里说的“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张爱玲似也不例外。

阅读对于她来说,已成为第二生命,仿佛活在空气里一样,她说。她引用业已逝世的丈夫Rehyer的话说,,Ferd常说我专看“垃圾”!说完又笑了起来,像是非常的应该。

此所以她对于张恨水,嗜之若命了。

关于《红楼》,她说一俟工作在6月份结束后,便准备用英文写一篇考证,同时接下去,把英译《海上花》的工作做完。像《红楼梦》,她认为不止写了十年,因为曹雪芹拆开了重订,又再拆阅。她用手不断比划着对我说。她说曹大概死于四十七八岁,所以《红楼》没完。

……

从《红楼》移花接木,接枝到《金瓶梅》上。我说读《金瓶梅》,总觉得面对着一个纸糊的世界,样式看来假得很。她听了颇感诧异,好像一个人怎么能够欣赏《红楼梦》和《歇浦潮》,惟独走不进《金瓶梅》的世界里去?我说像吴月娘这种缺乏酸素的女人,实在少见。她认为好便好在这里,吴月娘对于潘金莲、李瓶儿等姨娘的态度,表面上似乎毫不嫉忌,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传统,不得不如此。但是,月娘有时说起话来,也会酸溜溜的,这使得吴月娘充满了“暧昧性”,所以是更近乎人性的。她接着又指出,每当她读到宋蕙莲以及李瓶儿临终两段,都要大哭一场。但是,我坚持说,《金瓶梅》写得甚为粗糙,而且写来写去,无非是西门庆如何又娶了个姨太太,成了固定公式,看多了会令人起腻。她说西洋故事里,不也有唐璜吗?我又接下去说,很多人看《金瓶梅》,无非垂涎其中猥秽的部分罢了。她说看过“洁”本,仍然觉得很好。

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使我听了,不胜黯然。

不过,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顽强〉的;她又补充一句,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黯淡破败的。而且,她用手比划着,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倶焚的感慨。

她随即问起我写东西时的情形来。我说自己创作的时候,很慢很苦,弄到最后,厌烦到了极点,甚至想将它扔掉。当然登出来以后,又不一样,因为换了一副面貌了。她笑了起来说,她不是这样的,她写作的时候,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她用嘹亮铿锵的音调,说出“狂喜”两个字。我想她的作品,为何这样感动人,大概和“狂喜”有极深极密的关系罢!

她说写过一部英文小说,兜来兜去找不到买主,预备将它翻出来;不过有些地方还得改。另外用中文写的军阀时代的长篇4、说,写了一半搁下来了,也想把它赶完。还有两个短篇,极待整理出来。她要想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不过她不大喜欢谈尚未完成的东西。

又譬如美国人的事情,我也想写的,她说。“哦?”我有点不敢相信。但随即想起她的《第二炉香》,人物完全是香港一地的英国人,便不再淹异了。不过,我写的东西,总得酝酿上一二十年,她又说。我问是不是要写这么久呢?她说不,是指要隔这么久才写得出来。

从她的三层楼公寓辞别出来,已经凌晨2时半了。这次会面,足足谈了7小时。然而仍有很多话,觉得没有说出来。是她说的,像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只能一次!又说朋友间会面,有时终身只得一次。那么,我应当感到十分满意了。走向清空明亮的柏克莱街头,手里捧着她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和^0.5香水,刹时间,它们幻化成为珍贵的历史性的“南朝金粉”和“北地胭脂”〈《怨女》英文名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如今是“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的时候。又想起《第二炉香》里,描写一个人极大的快乐,“在他烧热的耳朵里,正像夏天正午的蝉声,‘……吱……吱……吱’一阵阵清烈的歌声,细,细得要断了;然而震得人发聋。”是的,蝉声是会震得人发聋的。

这不正是张爱玲的写照么?

夜访张爱玲补遗

书桌: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想起自己见识过的留美学人或者作家的书房,千篇一律一张四四方方大书桌,四围矗立着高髙低低的书架,堆满了书,中、西文并列。只有张女士的书房例外,看不到书架和书桌。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talb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

来源:山东画报出版社《为张爱玲补妆》,这次拜访发生于1971年6月,张爱玲时年51岁,原文发表于台湾《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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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访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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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zola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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