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中我所见的林彪

世纪历史微信公众号谭云鹏2016-03-02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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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个黄永胜(黄当时是第六纵队司令员),简直是乱弹琴嘛,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要让廖耀湘跑了,一定要严加处理!

辽沈战役中我所见的林彪

东北战场上的林彪

辽沈战役中我所见的林彪

林彪在指挥作战中

辽沈战役中我所见的林彪

在锦州城下等待总攻信号的我军炮兵群

1948年初,东北国民党的部队已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和地区之内。除了攻击这三个点的敌人外,已无仗可打。这三个点中,打沈阳是当时不可能考虑的。因为连杂牌部队在内,有近三十多万人据守,并且有好几个美械装备的军,还在城周和市区内构筑了相当坚固的工事,又是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敌人势必死守。这样,就只有长春和锦州可供选择了。

在究竟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问题上,林彪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有过多次的摇摆,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如果从1948年4月18日第一次正式向中央军委建议打长春算起,那就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以后,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坚持,甚至在严厉的批评下,才最后定下了打锦州的决心。

从打长春到攻打锦州

1948年东北秋季攻势的主要目标,4月18日,曾正式向中央军委请示,拟攻取长春,并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因为长春久已孤处于我军包围之中,长春沈阳两敌之间,相距甚远,沈阳之敌鞭长莫及,并且敌人十分惧怕我军围城打援的战术,沈阳之敌也不一定敢出来。

1948年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曾组织过两个纵队的兵力,对长春作过试探性的攻击,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从5月下旬以后,就把攻占长春改为长围久困了。

7月20日,在林彪担任第一书记的东北局会议上,对秋季攻势的主攻方向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要攻占有两个正规军(其中包括一个美械装备的第七军)和一些杂牌部队据守的长春,要想一举歼灭长春守敌,仍然没有把握。故向中央军委建议改为先南下攻击北宁线。7月22日,主席也已复电同意。

收到主席的复电后,具体考虑如何攻击北宁线及锦州时,林彪思想上又犹豫了起来。

林彪的心病

林彪思想深处的顾虑是:长春郑洞国所部有十余万人;沈阳的卫立煌有近三十万人;锦州的范汉杰连同锦西、葫芦岛、义县之敌还有十几万人;特别是华北的傅作义所部还有五六十万人。如果攻打锦州不能顺利得手,上述四处之敌协同动作,像1947年6月对四平的攻坚战那样,我用两倍于敌的兵力,苦战半个多月,我军以重大的伤亡为代价,最后四平只剩下东北一隅了,但由于沈阳敌人的援兵逼近,我军不得不撤退的沉痛教训,如果攻击比四平还强大的锦州,有让东北敌人抄我后路和遭到东北和华北之敌夹击的危险。

所以,收到主席回电的7月22日当天,林彪忧心忡忡地叫我去起草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要求中央军委令华北我军围攻大同,以吸引傅作义主力向西援救大同,然后林彪再向锦州下手。

7月23日,中央军委已电示华北杨成武率第三兵团向绥远方向发起攻击,相机夺取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然后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吸引傅作义部西援,配合东北我军作战。军委这个电报,在发给杨成武兵团的同时,已抄发给东北野战军,我们都看到了。

但林彪想来想去,仍不放心。8月6日,林彪到我办公室来,又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进一步明确提出:“东北部队不宜先向北宁线出动,而应由华北第三兵团先行动。”8月7日,林彪还觉得言犹未尽,又向中央军委发电,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先决条件:“东北部队行动的时间,须视杨成武兵团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

军委、主席的严肃批评

8月9日,中央军委回电,严肃地批评了林彪。虽然是以军委的名义发的,但我们一看就是主席的口气,电报直截了当地批评说:“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由于中央军委的批评,林彪不好再正面坚持杨成武部必须先行动了,但他的思想顾虑并未从根本上解除。所以,8月11日,林彪经过再三考虑后,又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另外的理由,以延迟东北部队出动的时间:“今年雨水大”,“大军南下,粮食无法解决”,“全军皆无雨具”,“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通,雨势稍减,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迟早为准。”

8月12日,毛主席回电,就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前出动上……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把南面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行动为准之后,你们又归结到粮食问题上。对于你们,敌情、粮食必须考虑周到;而对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把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并且批评:“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即已指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全未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虽然同意了把进攻重点放在北宁线上,但只调了五个纵队前出锦州至唐山一线,仍把十二个纵队中的七个纵队,置于长春、沈阳至锦州的西侧,重点是防止沈阳敌人西援和防止长春之敌突围逃跑上。

直到9月8日,主席制订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山海关)、唐山一头为宜。”这之后,林彪才进一步把重点明确了起来。

被迫离开双城

从这以后,虽然林彪同意了南下北宁线作战,并且指挥主力往北宁线开进,但那时,我们的前线指挥部仍在距哈尔滨市南面六十里地的双城县。

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主席来电,询问现在我们的指挥部在哪里?并且指出:“你们既已同意南下北宁线作战攻占锦州,部队主力也已先后向北宁线开进,你们的指挥部应尽早移至锦州附近,便于就近指挥,务必打好锦州这一仗。乍看起来,好像这只是一个具体问题,实质上,这是一个是不是真正下决心、集中精力打锦州的问题。

在主席的督促下,我们才于9月21日乘专列火车,从哈尔滨绕经齐齐哈尔、白城子等地,往锦州前线开拔。

离开双城之前,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同志到林彪处来,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电。他们两个讨论起南下作战的问题时,罗荣桓同志站在办公室门口身子倚在门柱上,说:“中央军委坚持要我们先打锦州,是怎么考虑的?”林彪不满地说:“还不是任大胡子(指任弼时同志)搞的!”罗荣桓同志听了只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虽然林彪已同意了先打锦州,部队大多已到达指定位置,就连我们的指挥所,也在主席督促下,向锦州开进,但事情并没有完。

再一次动摇

10月1日,当我们乘坐的专列到达彰武车站时,收到了一份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里面谈到傅作义所部第五军第九十四师共四个师经海运从葫芦岛登陆。这样,加上原来的部队,总共已达八九个师之多。这当然对我军攻击锦州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起先,林彪顾虑较大的是从沈阳西窜之敌廖耀湘兵团(共五个军,十二个师),所以在沈阳以西、以北的彰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线摆了三个战斗力比较强的纵队(六纵、五纵、十纵),而在锦州、锦西之间只摆了一个当时战斗力不算很强的第十一纵队。而锦州、锦西两敌之间前沿阵地,相距不过五六十里地。如果葫芦岛敌增援之后,两敌相向拼死进攻,难保其不能汇合。

等我把中央军委这份“敌情通报”送给林彪看了以后,他就有些紧张,拿着电报,沉思良久。

我回来后不久,林彪就把我找了去。说要给中央军委发电,大意是:由于傅作义部增援锦西、葫芦岛,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去打长春,“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中央军委同时考虑并指示。”一句话,打锦州的决心又动摇了起来。

我当时也有些纳闷。整个决定攻锦的过程,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多次反复,好不容易定下来了。整个部署业已就绪,好比箭在弦上,怎么又动摇起来了呢?但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秘书的不好说什么。林彪口授,我整理后由林彪阅过,照例速送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圈阅后,即以特级绝密电发出了。

从这次动摇到真正决心打锦州的真相

听说,有的同志反映,林彪发的这份电报是以林彪个人名义发的;还有的同志认为是林彪背着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却以“林、罗、刘”三个人的名义发的。

经我反复回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时,军事指挥方面的电报,不论是对上的还是对下的,一切都是出自林彪。操作程序是:林彪口授,我记录整理,林彪认可后,由我回去加上电稿封页,并由我代林彪写上“请罗、刘核后发”的字样,连后面林彪的落款也是由我代写的,林彪从来不管这类具体事务。然后,由我派警卫员给罗、刘送去。并且打起仗来,由于军情变化紧急,电报稿送去之后都是立等退还,不论早晚。罗、刘阅后退回来,当然我得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修改、补充的地方。如有,不论大小、多少,我都得再去请示林彪定夺;如没有,就由我视电文的内容,批上“机密”、“绝密”、“加急”、“特急”之类的字样,派人直接送机要处发出。

有的同志以为按照一般人的常规,电报大概是最后由林彪亲自签发的,实际上不是这样。林彪是从来不过问这类具体事务的,这也可以说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吧。

这次对攻锦作战发生又一次动摇的电报也是照例按照上述程序办的。不仅从我的记忆来说是这样,而且从林、罗、刘他们三个的关系上来说,林彪当时大概也不会这么干。别的不说,就我给林彪当秘书这一段来说,据我的观察,他们三个可以说是团结的,互相尊重的。罗、刘对林彪在军事指挥上是十分尊重的,对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的电报,还没有发生过一次提出过不同意见。因此,也没有发生过电报稿送罗、刘看后,因为有不同意见,需要我再去请示林彪定夺的事情。如果有,那我的印象会是很深的。而林彪那时对罗、刘的工作也是十分放手的,从来不去干预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如果林彪在这么重大的军事决策上,用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主席发电报,首先就会在中央军委和主席面前,暴露了林彪同罗、刘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只是林彪个人的意见。其次,不论中央同意与否,必然会在回电的抬头上写;“林并告罗、刘”,并且写明“林XX日电悉”之类的字样。这样,林如果背着罗、刘发电,终究瞒不了罗、刘。而且,如果是林彪背着罗、刘以个人名义发电的话,那中央的批复中多次批评“你们”、“你们”,没有一处只写“你”。那不是把完全无辜的罗、刘,同错误的林彪捆在一起批评了吗?主席是不会这么糊涂的。

如果林彪是背着“罗、刘”,却用三个人的名义发电给中央,如前所述,到头来不可能瞒过“罗、刘”的,那林彪以后同“罗、刘”如何共事呢?

既然如此,那“罗、刘”在这件事上是不是同林彪没有区别、完全一致呢?据我所知,不是的。在我们离开双城之前,他们三个之间虽然也有区别,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但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多次批评教育下,应当说,罗、刘是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一心一意的打锦州了。而林彪虽然勉强同意了打锦州,但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一看傅作义所部增援葫芦岛,马上就动摇了。

那罗荣桓、刘亚楼同志为什么又在林彪起草的电稿上划了圈呢?我以为,罗、刘在思想上并不是真正同意林彪的意见的,但由于时间紧急,送去之后立等阅后退回,来不及仔细加以考虑,又出于对林彪军事指挥的尊重和保持他们之间的团结的愿望,他们两个大概是有些勉强地在电稿上划了圈。但事后不久,他们两个感到确实不妥当了,才两个一道跑到林彪处来,比较委婉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我正在场。

罗荣桓同志说了以后,林彪一听,也后悔了。马上让我到机要处亲自查一下,看电报发走了没有,如果尚未发出,就扣下不发;如已发出,是否向中央机要局申明此电作废。

我急急忙忙地跑到机要处去,一查,因为是特急电报,机要处早已随到随译随发了。并且,这是特急电,按照一般常规,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中央机要局早已译印送到中央首长手头,也不可能申明作废了。

这回才真下决心了

我从机要处勿勿忙忙地回来,他们三个正焦虑地等我查的结果。当我把查的情况向他们三个汇报以后,林彪半闭着两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了补救,这时罗荣桓同志提议说,是否重新给中央军委发个电报,还是继续打锦州。好在上次电报也没有说死,只是说由于傅作义部增援葫芦岛,正考虑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打长春,并且请中央军委考虑这两个方案并指示。

林彪解释了一下,他之所以起草那份电报,是因为“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才犹豫了一下,并且表示同意再给中央发个电报,还是坚决打锦州。

接着,林彪对罗荣桓说:“是不是请你执笔?”罗荣桓客气了一下,就说:“好吧,大家凑。”他们三个由罗荣桓起头,边议边写,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起草完了。最后,由罗荣桓从头到尾又念了一遍,没什么意见了,就交给我于10月3日上午9时送机要处发出了。

这份电报,同时对攻锦部署作了一些调整。原来只派第十一纵队对付锦西、葫芦岛之敌,考虑到敌情变化,又增派第四纵队和热河两个独立师共8个师对付锦西之敌。

但在10月3日17时和19时,毛主席大概还没有看到由罗荣桓执笔的决心继续攻打锦州的电报,所以就打锦州还是打长春的问题,接连发了两份电报,对林彪等作了直截了当的、不客气的批评。毛主席指出:“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并且指出:“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份,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已经完毕,锦西、滦河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10月4日,收到了毛主席对10月3日上午林、罗、刘决心继续攻打锦州的回电。毛主席在回电中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对林、罗、刘调整攻锦部署一事,主席表示:这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作,才算真正把重点放在锦州、锦西了,纠正了平分兵力的错误。”并指出:“回头打长春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并未受影响。”毛主席还鼓励说:“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大胆放手和坚决实施。”

从此以后,林彪才真正下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一心一意地按照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意图,直奔锦州以北的亡牛屯,具体指挥攻打锦州,再未发生过动摇。

林彪用个人名义发过的电报

那么,林彪是否一次也没有用个人名义发过电报呢?我当秘书那一段,有过一次。那是东北野战军奉令入关作战,我们从沈阳出发,坐汽车经过朝阳附近时,林彪把我找了去,点明了要用他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发个电报。林彪口授的大意是:我已奉命入关作战,不可能再兼做东北局的工作了,希望中央对东北局第一书记的人选问题,及早作出决定,以免影响东北地区的工作。林彪建议东北局第一书记由陈云同志担任,如中央对陈云同志另有任用(当时在极小范围内已有议论,估计中央可能要调陈云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则建议由高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就是现在看,这种性质的电报,当然也只能用林彪个人的名义发,而且是不便于让别人知道的。

朱瑞同志牺牲在义县解放之后

10月1日,在主席的督促下(主席曾在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动作太慢,并且点明了锦州外围的义县“至今”尚未解放),为了扫清锦州外围,我军攻克了义县,歼灭了敌暂二十二师。这一仗本来并不算大,却牺牲了东北野战军的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同志。

10月5日,我们往亡牛屯去的途中,经过义县时,曾在义县城门外朱瑞同志牺牲的地方,下车看了一下,林彪并亲自询问了驻守当地的我军有关朱瑞同志牺牲的具体情况。

原来,朱瑞同志并不是我军攻打义县时牺牲的,而是在攻占了义县之后。当时,我军炮兵部队为了更好地配合步兵的攻城作战,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术,叫做“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距城墙和工事近的地方,大炮变成了平射炮,对于有力地、准确地打开缺口,便于我步兵突入极为有利。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攻打锦州的一次预习。攻打义县,是我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这种战术。所以,义县解放之后,朱瑞同志要亲自到几个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实际效果,却不幸踏中了敌人布下的地雷而牺牲。

解放锦州比预料的快得多

攻打锦州,是我东北野战军头一次大规模的攻坚作战。主席曾指出过,“力争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在开始攻击锦州后,“望你们每两日或三日将情况告我们一次。”我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也打了八天之久。所以,大家估计,攻克锦州,大概至少也得三五天。

为了迷惑敌人,尽可能少受干扰,以利我集中力量攻打锦州,林彪令包围长春的我军,白天大摇大摆地向长春开拔,晚上隐蔽地回来。第二天照样如此。目的是企图制造一个假象,好像我正调集兵力,马上要攻打长春的样子,使我攻锦部队都尽可能隐蔽地进入攻击锦州的前沿阵地。

为了确保攻锦迅速取得胜利,正式攻打锦州前,林彪他们几个曾亲赴锦州市以北的北山上,观察了地形,最后确定了入锦的具体部署。决定第二、第三两个主力纵队由北向南、第七和第九两个纵队由南向北对攻,第八纵队由东向西攻击,作为辅攻方向。第一纵队作为总预备队,置于高桥方向,以便需要时就近支援攻锦作战或用于狙击锦西方面可能援助锦州之敌。

当时,我东北正规野战军编制都很足,一般的一个师约一万四、五千人,少数主力师甚至每个师达到一万八千人以上。加上炮纵,直接攻锦的部队达二十五万之众。这次攻锦,还用上了坦克车,共十五辆,都是日伪时期的旧坦克。这是我军第一次把坦克用于战场。

10月14日上午11时,正式开始攻打锦州。由于准备比较充分,几个小时之内我南北两个主攻方向,均已先后突破敌人防线,攻入市区。当天午夜,我南北两路攻击部队就已在锦州市内会师,将锦州之敌一分为二,并继续分割围歼。南北两路我军的四个纵队,捷报频频传来。林彪原来把敌人估计过高,甚至不敢打,以后真正开始打起来,心里也没有把握,估计至少得打个四五天。等到15日上午,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处来,大家已是喜气洋洋,谈笑风生,一扫过去那种相当紧张的心情。

唯独从锦州东面辅攻的第八纵队,在我南北两个方向在锦州城内会师以后,仍然站在锦州城东门之外,组织多次攻击,均告无效。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颇为生气,锦州攻克不久,第八纵队的司令员就换人了。

活捉范汉杰

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即15日下午5时,锦州攻克,全歼守敌。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等全部被俘,唯独国民党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的范汉杰,却不知下落。锦州解放几小时之后,我们就收到了电报,说范汉杰化装成农民,穿一身旧棉袄,戴一顶旧帽子,腰上还扎了一条草绳,但让我外围搜索部队在锦州市以南约三十里的地方查获,即将其押送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有的同志可能有个疑问,范汉杰既已逃出锦州三十里以外,又化了装,我军下面的同志根本没有见过范汉杰,不认识他,怎么能查得出来呢?原来,在总攻发动之前,我前线指挥部早已把范汉杰等几个敌军主要将领的照片及其主要特征(如范汉杰是广东人,五十岁左右,身材比较高,块头比较大等等)印发各部队,令其严加监查。以后,俘获部队将范汉杰押送到东北前线指挥部时,我还去看了一下,范汉杰果然穿着一套农民的旧棉袄,腰上还扎着一根草绳,但他那个大个子,一口广东口音,再对照印发的照片,不难把他查获。

不流血的“浴血抵抗”

长春守敌“东北剿总副司令”的郑洞国所部第七军(军长李涛、美械装备及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云南部队)及一些杂牌部队共十余万人,经我军围困长达五个月之久,部队补给已陷入无法维持的困境。攻打锦州之前,由于长春近郊的大房身机场,已在我军的控制之下,仅有的一点可怜的空投也断了。死守不能,突围逃跑也肯定会遭到围歼,反正是死路一条了。

在我攻锦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南北两路大军已在城内会师之际,蒋介石再次窜到沈阳,他还专门向郑洞国空投了一纸手令,严令郑洞国“立即突围”,并且威胁说:“如再有延误,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

蒋介石的这个手令,更加促使早已同我军开始接触,并准备起义的曾泽生所部的六十军,痛下起义决心,于10月17日(即锦州解放的第三天)午夜宣布起义。曾泽生起义后,原来由六十军布防的长春市东半部地区,当即由我军接防。

在这种情况下,第七军只有放下武器或等着被歼了。过去,六十军尚在,虽蒋介石多次令其突围,尚且不敢,如今六十军已起义,锦州业已解放,我军可以全力对付从长春突围逃跑之敌和沈阳可能北援之敌。

为了争取郑洞国起义,10月18日,周恩来同志因为同郑洞国有师生之谊(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由我围城指挥所通过关系,把周恩来同志写给郑洞国的信交给了郑洞国。信中大意是:全国胜负之局已定,逃脱也不可能,劝其毅然起义。但经过接触,郑洞国既不同意起义,也不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因为当时他还存在某些幻想,这个幻想被下面的情况证实了。

10月18日晚,郑洞国派代表出来谈判,达成从19日起全部放武器的协议。但谈判时,对方代表却提出,希望允许郑洞国和其警卫营晚两天放下武器。当时,我看到电报还有些纳闷:这是什么意思?你们部队起义的起义了,放下武器的放下武器了,你郑洞国带个警卫营躲在长春市伪满中央银行的地下室时又碍什么事?所以,我方谈判代表也就同意了。

谁知,10月20日晚,我机要处截获并破译了郑洞国躲在地下室里,给蒋介石、卫立煌发的一份莫名其妙的电报。电文的大意是:共军已攻入市区,曾(泽生)叛、李(涛)降,”他正“率余部浴血抵抗中”。我当时看了觉得很可笑,我送给林彪看后说:“解放长春根本没有打仗,哪里来的浴血抵抗?”

我这才了解到,当时郑洞国之所以一方面同意李涛所部放下武器,一方面他却要求我方允许其晚两天放下武器,好躲在地下室里给蒋介石发一份尽职尽忠的电报。大概是当时郑洞国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当然,以后由于形势发展之快,为郑洞国始料所不及,郑洞国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也就再没有提出返回国民党区的事情。虽然觉悟晚了一点,也不失明智之举。

眼睛盯住廖耀湘了

锦州、长春相继解放之后,西出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共五个军十二个师之众,仍然滞留在黑山、大虎山、新立屯、彰武一带,既没有积极援锦,也没有及时缩回沈阳,像是举棋不定的样子。

当9月底、10月上旬,我大军开始云集锦州地区之时,廖耀湘兵团即西出沈阳,逐步推进至新民以西以北地区并占领彰武。国民党还大吹大擂了一番,说是切断共军攻击辽西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取得了多么重大的胜利。直至我正式开始攻击锦州,甚至到10月15日,我攻锦战斗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照国民党当时的说法,锦州已“情况不明”时,廖耀湘兵团还是不紧不慢、似进非进,不像个真正急于要救援锦州的样子,游弋于黑山、大虎山、北镇一带,10月15日廖耀湘兵团才占领了新立屯。新受蒋介石之命,刚从徐州战场调到东北任“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还在廖耀湘的陪同下,亲赴新立屯“视察”。攻锦战役尚未正式开始以前,林彪还未完全摸透国民党援救锦州主要靠沈阳方面(即廖耀湘兵团)呢,还是锦西方面,并且有些倾向于沈阳方面。故放四个纵队对付廖兵团,仅以一个纵队对付锦西之敌。以后,由于傅作义部队四个师从葫芦岛登陆,才在锦西方向增加了一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并且,锦西之敌四、五个师实实在在地轮着猛攻塔山,一个阵地竟一天九易其手,可见战斗的激烈程度。这就是有名的塔山狙击战。我看到四纵、十一纵的电报,两军阵地之间双方伤亡的战士,因战斗激烈异常,不能及时拖回来,又因天气还较热,有的都腐烂了,臭气薰人。对比之下,林彪已看透了廖耀湘在敌人援锦中只是一个策应性质,不必过份认真地对待它。

攻锦战斗尚未结束,但已基本见分晓时,林彪信心大增,眼睛就盯着廖耀湘兵团了。盯住他,不是怕他援锦,而是怕它跑了。

别让廖耀湘跑了

经中央军委批准,锦州一解放,东北我军决心乘胜围歼廖耀湘兵团。第一着棋,就是要死死抓住廖耀湘,坚决不让其逃走。

要堵住廖耀湘兵团东逃沈阳,任务就不得不首先落在处于廖兵团侧后的第六纵队身上。

林彪首先命令第六纵队以强行军从彰武方向迅速插到新民以西地区,坚决堵死廖兵团东逃的企图;命令原在正面堵截的第五、第十纵队紧紧抓住廖兵团,实施正面攻击;命令参加攻锦的部队,不顾伤亡和疲劳,星夜兼程,回师合力围歼廖耀湘兵团。

为了麻痹敌人,还通过新华社发了一篇长的报导,详细介绍我攻锦部队业已转入休整,总结攻锦作战经验,评选战斗英雄,补充兵员弹药等等,好像真有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我攻锦部队,已如离弦之箭,返身直扑廖耀湘兵团。

一切布置就绪,只等合围部队是否已经抓住廖耀湘兵团的消息了。

非枪毙黄永胜不可

但消息就是不来。特别是第六纵队,经过一天一夜的强行军,不仅他们是否堵住了廖耀湘兵团不得而知,连六纵队进到什么地方了也不知道,完全同前线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林彪、刘亚楼不停地问我:“有消息没有?”他们着急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两个说着说着就火了起来,林彪平素是很能沉得住气的,这时也生气了,吊下了脸,说:“这个黄永胜(黄当时是第六纵队司令员),简直是乱弹琴嘛,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要让廖耀湘跑了,一定要严加处理!”刘亚楼同志火气更大,他瞪着眼,加大了嗓门说:“要让廖耀湘跑了,非枪毙不可!”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发这么大的火。

林彪泄气了

这时,在林彪的心目中,廖耀湘已经跑掉了。

当天晚上,我非常紧张,不敢上床休息。快午夜时,机要处突然送一份电报来。我一看,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的卫立煌发给廖耀湘兵团的,被我机要处截获并破译了出来。这份电报,具体规定了廖耀湘兵团各军各师当晚的宿营地。

我兴奋极了,拿着手电,一边看电报,一边查看地图,一看廖兵团今天晚上基本仍滞留在黑山、大虎山、北镇一带,还没有跑。

我特别在口袋里多装了几张发电稿纸,就往林彪的房间里跑。林彪听见了我的脚步声,就问:“是谭秘书吗?”可见,那天晚上林彪虽然提前上了床,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入睡,肯定是认为廖耀湘已逃走了而窝火。平常他都常失眠,出现了这种情况,当然更睡不着了。

等我走到他床边,林彪就问;“有什么事?”我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地说:“廖耀湘还没有跑掉,廖耀湘还没有跑掉!”林彪问:“怎么回事?”我就把机要处截获了卫立煌发给廖兵团各军、各师今晚的宿营地,并且我已对照了地图的情况说了一下,接着,我就把那份电报念给他听。我满以为,他听了一定也很兴奋,并且一定要发一系列电报,把部队指挥上去。谁知我念完以后,他无动于衷,一声也不吭,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我非常着急,但我作为秘书,又不好正面说什么,只好说:“刚才我是不是念得太快了,所以你可能没听清楚,是不是我慢点再念一遍?”我看他虽然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慢速度又念了起来。但我第二次念完以后,林彪仍不吱声。我焦急万分,要是耽误了时间,真让廖耀湘跑了,怎么得了?但我已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再也无计可施,只好大失所望地回我的房间里去。

刘亚楼非要我再去不可

刚走到我门口,我听见电话铃响。我赶快三步并作两步,把电话抓了起来。一听口音,我就知道是刘亚楼参谋长亲自打来的。

刘亚楼同志非常急促地问我:“刚才卫立煌那份电报你看到了吗?给一○一(当时林彪的代号,罗荣桓是一○二,刘亚楼是一○三,谭政是一○四)看了没有?一○一怎么说的?”一连串的问题向我提了出来,可以听出,他是非常着急的。

我就把刚才收到电报以后的情况向他汇报了。刘亚楼同志严肃地对我说:“你再去给他讲一下。这可是军机大事,耽误不得的呀!”我说:“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当秘书的实在不好办。是否请参谋长亲自来一下?”刘亚楼同志说:“参谋长去更不好,你是当秘书的,没有什么关系。你还是再去一趟吧。”我想也是如此,要是刘亚楼一去,可能有伤林彪的自尊心。所以,我也顾不得多想,放下电话又去了。

一进林彪的房间,林彪就问:“是谭秘书吗?又有什么事?”我一路走,一路想,实在也找不出其他新的理由了,更不能说这一次是刘亚楼同志让我来的,我只好说:“刚才那份电报,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回去以后,又仔细看了一遍,又重新查对了一下地图,我看廖耀湘确实还没有跑。我怕耽误了大事,所以我想再给你念一遍。”我看林彪并没有反对,就抓紧机会连说带念地又给他念了一遍。但林彪听了,仍不置一词。这时我真急坏了,因为有刘亚楼同志的指示,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对林彪说:“看来廖耀湘真还没有跑,是否得赶快发几份电报?”

我猜此时林彪虽然还是不大相信廖耀湘没有跑掉,但他也得盘算,万一真的还没有跑呢?如果真的还没有跑,让林彪错失时机给放跑了,他不是要负责吗?退一步说,就是已经跑了,把部队调上去,也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所以,这一回倒很好,林彪沉思了一会儿,就说:“你记一下吧!”这一下我可高兴死了,问题解决了。接着他就一气口授了好几份电报,有的电报是同时发几个纵队的。因为敌我形势,林彪都很熟悉,所以,他仍旧躺在床上,根本没有起来看地图。

这几份电报,我赶快整理了一下,念给林彪听。他认可以后,我迅速按老规矩,让警卫员立即送罗荣桓、刘亚楼同志核后交机要处发出了。我可以想像得到,当刘亚楼同志看到了这几份电报稿后,也是极为兴奋的,当然也用不着他再打电话催促我了。

东北国民党军难免全军覆没

前几年,我曾陆续看到过原东北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等人写的回忆录,才进一步明白了廖耀湘兵团西出沈阳之后,既不坚决西进援锦、又不及早撤回沈阳、也没有下决心从营口逃跑、迟疑不决的原因。

原来,在攻锦战斗之前蒋介石曾多次严令廖耀湘兵团西撤锦州,只以周福成所部的五十四军和一些杂牌部队守沈阳;卫立煌则唯恐我采取攻锦打援的办法,使廖耀湘兵团遭到歼灭,而坚持要等到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先向锦州发起攻击,打通锦西、锦州通道,西锦部队汇合后,合力向东攻击,这时廖耀湘兵团再全力西进,两下对攻,妄图那时再同我主力决战。因为意见不一致,拖延数月之久,方针始终定不下来。为此,蒋介石曾多次电令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赴南京面商,并多次派大员到东北,逼卫立煌就范,甚至蒋介石曾两次专程到沈阳,也未能得到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卫立煌也不敢公然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拖延应付,派廖耀湘兵团西出新民,甚至到达彰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带,但要他走得更远,他也不干。10月15日,锦州已经解放,廖耀湘一看形势不妙,曾向卫立煌建议走营口,从海上逃跑,但卫立煌复电,仍令其撤退到沈阳。甚至10月26日,我围歼廖兵团的部队已完全包围了廖兵团,廖兵团已溃不成军,连兵团司令部都已被我军冲散,廖耀湘带几个人仓皇逃到新二十二师师部,给卫立煌发电请示后,仍指令其撤回沈阳。

原来如此

林彪终于根据卫立煌规定廖耀湘兵团当晚各军各师的宿营地的信息,发了几份调动部队包围廖兵团的电报以后,10月24日凌晨,终于收到了黄永胜的电报,说该纵第十六师已经先期占领了新民以西的厉家窝铺车站,正构筑工事,廖耀湘兵团所部蜂拥而来,拼命向沈阳方向逃窜。战斗十分激烈,十六师伤亡颇大,但六纵十七师也已先后进入阵地。他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堵死廖兵团东逃之路,以待兄弟部队到达后围歼。并且说明:他们之所以一天一夜没有同总部联系,是怕把廖耀湘放跑了,部队全部强行军,走了一段,为了减轻战士负担,加快行军速度,干脆把行李和干粮袋都扔了,战士只携带枪支、弹药,有的战士都跑得吐血,二十多个钟头,根本没有休息,也没有埋锅造饭,也就没有时间架设电台等等。

林彪看到了黄永胜这个电报,才高兴了起来。这回算是一块石头落地,廖耀湘兵团确实是被抓住了。当天上午,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处来,两个人说说笑笑,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并且谈论起廖兵团歼灭之后,何时进入沈阳的问题。当然他们两个再也不提起要枪毙黄永胜这个事情了。

廖兵团的土崩瓦解

廖耀湘兵团辖五个军、十二个师十几万人之众,又主要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全是一色的美械装备。

1946年到1947年期间,他们真个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有时一个不大的据点,一个营守卫,我军去两个团还打不下来,敌人援军一到,我们就只得撤出战斗。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十几万敌军据守的锦州,仅仅用了31个钟头就解放了,守敌全部被歼,敌酋范汉杰、卢浚泉等均被活捉;长春守敌,曾泽生的六十军已光荣起义,郑洞国及李涛所属的第七军也已放下了武器,长春业已解放;廖耀湘东逃沈阳的企图,被我六纵队坚决顶住,不使越过雷池一步,逃跑绝望;同时,屁股后面,我五纵、十纵等阻击部队,又返过身来紧紧追击,不能摆脱;以后又发现我攻锦部队也上去了,就知道大祸临头,完全处于听任被我分割围歼的绝境。

在围歼廖兵团的过程中,廖兵团很快就上下失去联系,像是无头的苍蝇,纷纷各自逃命。真是兵败如山倒,整个围歼廖兵团,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

我看到一些部队的报告,十分清楚地证明:敌人已完全乱套了。有的敌人,稍作抵抗,就缴械投降了;有的敌人,一碰上我军部队,马上放下武器,毫不抵抗;甚至我军炊事班,未带武器,拿个扁担也抓了几十个俘虏。并且,只要抓住一批俘虏,一经盘查,竟然哪个军、哪个师的都有,不成其为队伍了。

虎师撞到了大虎山

据我的记忆,好像敌新二十二师倒还抵抗了一阵子。

新二十二师,这个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功勋的缅甸远征军,曾被蒋介石授过锦旗,并被命名为“虎师”。解放战争初期,也曾耀武扬威,骄气十足。

10月26日,廖耀湘在他的兵团司令部被我军冲散之后,曾带了几个随从,跑到了新二十二师师部,直到被俘。

事有凑巧,这个新二十二师的“虎师”,恰巧在大虎山被歼。所以,当地老百姓说:虎师犯了忌讳,在打(大)虎山被消灭了。

“一个不小的失着”

早在10月19日,军委就明确指出:“应派必要兵力控制营口,防止敌人从营口方向逃跑。”但当时林彪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0月20日只调了一个地方独立师向营口方向前进。但10月24日,林彪又令该独立师北上,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以至营口完全空虚。该独立师刚刚奉命北上,就被敌五十二军所属二师、二十五师袭占,并构筑工事,企图掩护沈阳之敌从海上逃跑。

林彪接到这个消息后,才又急电九纵,以急行军奔袭营口之敌。接着,又令七纵、八纵及辽南独立二师开往营口,但已经来不及了。

由于穿越辽河水网地带,交通不便,路途又较远,接到命令最早的九纵,经过五、六天的急行军,才于10月30日、31日先后到达营口附近。虽经九纵奋力抓住,歼敌一万多人,但敌五十二军军部,二十五师大部及一个特务团,共一万多人,还是从海上逃跑了。

以后,中央军委曾来电批评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着。”但因辽沈战役取得了这么辉煌的胜利,中央军委以后也就再没有提过这个问题。

敌人的狼狈相

廖耀湘兵团覆灭之后,沈阳的解放自不待言。可以说,我大军开到之日,即沈阳解放之时。

当我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我担任牵制和包围沈阳之敌的,主要是几个地方独立师。廖耀湘兵团被歼灭之后,各地方独立师受到了鼓舞,立即向沈阳市外围积极展开了攻击,取得了一些胜利。及至我围歼廖兵团的主力部队,乘胜东向沈阳时,基本没有经过多少像样的战斗。我军于10月2日完全解放沈阳。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当时,我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的亡牛屯,上上下下,喜气洋洋,欢欣鼓舞,都在等着一声令下,就奔向沈阳了。10月3日就下令准备动身,10月4日,我们就从亡牛屯出发,第二天晚上就进入了沈阳。

我们的住地,早已由后勤部门安排好了。可是,当我们进入那栋日本式的小楼时,看到室内一派狼藉,满屋都是扔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几个箱子都开着,放了一些衣物,看样子是还没有收拾好;桌子上放着几盒美制肉罐头,已经打开了,旁边还放了几把刀叉,可是罐头一动也没有动过。可见其最后逃跑的是多么的狼狈。(文/谭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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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中我所见的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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