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儒家文化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思想报道腾讯思享会陈志武2016-03-30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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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旦欧洲人能够找到政府福利的支持后,很多人很快就放弃教会。正因此,美国很多人极力反对福利社会。

【编者按】“在儒家文化下,为了支持‘家’的规避风险、跨期交易的功能,每个人在个人自由、自然权利方面需要做出的牺牲很多,必须得受‘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约束。”3月28日,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做客腾讯思享会,从人文、宗教、家庭、国家等角度解读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陈志武认为虽然金融市场能够使个人以较小的代价获得避险手段,但充分利用这些工具的前提是拥有足够高的收入。金融市场对于收入极低的社会最底层是无法提供支持的,因此这一群体成为了福利国家和宗教体系的主张者都希望争取的对象。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历史的量化研究是可能的

陈志武(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前面我说到儒家体系、宗教、现代市场和政府福利对我们保障生存和规避风险都可以起到积极作用,那么是否真的这样?为了说明这一点,给大家介绍几个研究:

第一个研究,在中国社会规避风险和应对灾害的挑战时,儒家文化的影响到底能不能发生什么作用?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教授和他的学生马驰骋研究了山东的107个县,从1644年到1911年,受儒家影响强和弱的县,在对抗灾荒冲击的能力方面到底有没有差别。我们肯定觉得是信儒家文化的县更能够对抗灾荒的冲击。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碰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以前我们了解到的文化不可以量化,事实上,我一直在推动量化历史的研究。很多学者的第一反应是:历史能够量化吗?现在的问题是:儒家文化能够量化吗?实际上只要动脑筋,表面上看起来不能量化的人类社会的内容也可以量化。龚教授他们用一县的孔庙或者文庙的数量来衡量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弱,基本的假设是孔庙越多的县,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越深,对儒家文化越尊重。

陈志武:儒家文化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图1:山东107县的孔庙数量分布

图1的深绿色代表孔庙数量至少有20个的县,浅绿色代表孔庙数量在10—20个的县,白色的表示孔庙数量不到10个的县。这个图表明山东中部的县,儒家的影响更大。北边和南边的县,相对来说孔庙数量少一些。

下面看一下龚教授他们用同样的地图反映的另外一组数据(图2),以各县在整个清朝期间农民起义、农民暴动的次数作为指标。深绿色代表农民起义次数在20次以上的县,浅绿色代表农民起义次数为10—20次的县,白色代表农民起义次数不到10次的县。我们刚才说山东中部的县孔庙数量比较多,南部的县孔庙数量比较少。而这张图反映的是南部的县在清朝期间农民起义的次数是最多的,中部和北部的县次数很少。从这个图里大致可以看到农民起义和暴力的倾向性,跟儒家文化影响的深浅是负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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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山东107县的农民起义次数(1644-1911年)

灾荒时期农民暴动的可能性比平时高很多

什么情况下农民更有可能起义和暴动?受到灾荒冲击的时候,尤其旱灾发生,粮食歉收,这时农民暴动的可能性比平时高很多。从他们的研究大致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地区,人们对血缘网络、对“孔家店”的依赖度更高,即使是受到灾荒冲击,互通有无的倾向性和可能性也更高。相对而言,儒家文化影响较弱,“孔家店”不怎么坚固的地方,大家各顾各的可能性就会越高,走投无路的时候,用暴力求生存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儒家文化,根据龚教授的研究,的确在巩固人与人之间的互通有无方面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灾荒等自然风险发生时,越是有很强的儒家文化支撑的家族结构、社会结构,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就会越强,用暴力求生存的必要性就会小很多。这是儒家的“家”可以起到的作用。

尽管这样,在儒家文化下,为了支持“家”的规避风险、跨期交易的功能,每个人在个人自由、自然权利方面需要做出的牺牲很多,必须得受“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约束。我这样的人,权衡之下,肯定会喜欢金融市场提供的风险保障安排,因为它要求个人在自然权利方面做出的牺牲很少。但儒家文化主张的等级秩序给我的制约、要我做出的牺牲太大,所以我不愿意,我尽可能地想从这个体系出来,更多地依赖现代金融市场达到同样的效果。

美国南部的黑人参与教会更多的是出于情感交流的目的

刚才我说到教会和儒家支持的家族可以有相互替代的关系,提供风险保障的效果。现实中是否真的这样?这里我介绍一个简单的研究,从1980年到2001年左右,研究者对不同的美国人,包括白人、黑人,做了问卷调查,并收集他们的开支收入数据,以这些为基础做了详细的研究。他们想知道,在美国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一旦他们的收入面临危机时,谁的消费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些?如果教会组织能够提供风险保障,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可能信教的、经常去教会的人,他们在面对收入危机时,不需要减少太多的消费,因为此时他们多少可以通过教会提供的保障体系得到一些支持。他们的研究就想看一下是否真的是这样。

根据研究结果,宗教参与使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降低了40%,即信教有40%左右的保险功能。具体细节就不多展开了,因为他们做了很多详细的量化研究,尤其是他们发现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差别很大,信教对于白人对抗收入下降的能力有明显贡献,但这个效果对于黑人比较有限。教会对黑人的风险保障主要是在幸福感方面,宗教参与使收入波动对幸福感的影响下降了1/3。大家可能不太清楚,黑人主要在美国南部,教会对当地黑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南部的黑人去教会,很多时候不完全是经济目的,更多是情感交流的目的,这对他们社会归属方面的影响很大。

不是虔诚的教徒在美国是选不上总统的

过去很长时间我很纳闷的一个现象是:美国社会的金融市场是最发达的,政府福利也不少,但比起西欧国家,美国人对宗教的虔诚程度要高很多。欧洲很多教堂要么被拆掉,要么被卖掉,比如用作写字楼、酒吧或者迪斯科舞厅。但在美国,尤其竞选总统时,如果不是很虔诚的教徒是选不上的。欧洲和美国的金融市场都很发达,但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信宗教,这好像跟我的理论有矛盾,按理说,美国人应该用不着去靠宗教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和支持。下面的图(图3)能够告诉我们基本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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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发达国家的信教程度和社保支出的关系

政府福利的支持使很多人开始放弃教会

它反映的是不同国家虔诚信教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美国在最右端, 8.5%的人是非常认真的教徒。左边是法国、丹麦、德国,只有4%左右的人是非常虔诚的教徒,这是横坐标。纵坐标反映的福利开支总额占GDP的比重,信教人口占比越高的国家,政府福利占GDP的比重越低。一开始我不理解,按理说,美国人有那么多的金融市场和政府福利的支持,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信教?这个图说明了什么?首先是政府福利和宗教在个人的安身立命、风险保障方面,有很强的替代作用。正因为西欧国家,包括瑞典、法国、德国的政府福利非常高,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政府给你提供了非常好的生老病残的保障,有没有动力再去找别的保障?没有了。原来有经济需要,因为生病了,发生了灾荒冲击,最后家里人可能靠不住,靠教会的交流可以提供帮助。现在政府福利这么好,还去教堂干什么?

以前我们谈到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非洲人、印度人、欧洲人都这样说。但我今天给大家要讲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因为人都是很务实的,只要我有更好的安排就不再需要这个安排了。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欧洲人能够找到政府福利的支持后,很多人很快就放弃教会。正因此,美国很多人极力反对福利社会。这张图告诉我们,政府福利跟教会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是一种竞争排斥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宗教组织主张者和福利国家主张者,每次竞选时都打得很厉害。

金融市场对于收入极低的社会底层是无法提供支持的

现在看起来,不管是福利国家还是宗教的主张者,基本都不再排斥金融市场的发展。他们偶尔会骂华尔街的人,要占领华尔街,但总的来讲,没有谁说要完全关掉金融市场。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宗教组织的推动者不再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而是更把福利国家的主张者视为威胁?背后的原因是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提供的各种工具有一个前提,即你的收入要足够高。所以对于中高收入阶层,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中国,金融市场基本可以帮助你安排好很多的风险事件、生老病残的需要。但是金融市场再发达,对于非常低收入的社会底层人都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群体是福利国家的主张者和宗教的主张者都希望拉过来,也是他们都希望服务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竞争,如果美国也像欧洲这么高福利,过不了多少年,去教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教会主张者在美国极力排斥国家福利的膨胀。

中国人在信教不信教的问题上是很现实的

信教不信教、发展不发展金融市场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比如1872年左右,各国派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北京开了一个会,说我们要推广上帝的福音,让更多人享受上帝带来的好处。但是中国人对祖先看得更认真,要中国人转过来信上帝、信基督教太难了。在会上这些传教士就达成了共识:为了更好地传播上帝的福音,必须采用下面的策略——中国哪里有饥荒就到哪里去提供更多的救济,让中国人在灾荒时感受到上帝福音。所以派了很多医生、教徒到灾荒的第一线救济,这样一来,对接下来几十年基督教教徒的增长率贡献是极大的。最后,中国人可能比美国人更现实,只要能够给我一些好处就相信,如果不给我好处,再怎么说,还是回到祖坟前面磕头,而不愿意去你的教堂。

金融市场和伊斯兰信仰有很强的竞争关系

我的朋友丹尼尔·陈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受到很大冲击。2012年他写了一篇论文,专门研究金融危机期间,哪些印尼人会强化对伊斯兰教的信念,哪些人没受什么影响,哪些人会减少信仰的程度。印尼是世界上伊斯兰人口最多的国家,总人口2.3亿,其中87%的人都是伊斯兰教徒。丹尼尔·陈主要是用一个印尼人一年中参与《古兰经》学习的次数来度量他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程度。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古兰经》的学习跟原来天主教教会学习《圣经》的做法一样,都要靠那些权威告诉你《古兰经》是怎么说的,穆罕默德说的是什么意思,有意地让普通人不知道怎么去读,跟新教主张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他的大致结论是1997、1998年金融危机冲击了印尼社会以后,一直到2000年左右,原来就能够得到金融市场服务的这些人,危机并没有增加他们对伊斯兰教信仰的程度。金融市场跟宗教有竞争甚至排斥的关系,有了这个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反过来,得不到金融市场服务的这些人,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通过清真寺得到支持的需求大大上升,因此参加《古兰经》学习的次数也明显上升。金融市场跟伊斯兰信仰的程度有很强竞争的关系。

宗教和迷信的最大区别在于组织性的方面

基于血缘的家族、宗族,宗教组织,金融市场和福利国家这四种不同的规避风险的安排,本来不应该互相排斥,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但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出现的如儒家文化、宗教都排斥金融市场,尽管金融交易很早就出来了,但一直没办法腾飞发展,这些来自宗教、文化的障碍起了很大的作用。

宗教跟迷信不完全是一回事。迷信对于规避风险也有正面的影响,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宗教区别于迷信最大的地方是,宗教有组织地把教徒定期地汇集在一起,建立跨期交易所需要的信任体系,使得宗教组织可以实现原来迷信所没办法实现的显性的经济交易风险互换的功能。而一般的迷信是没有组织的,大家可能相信有巫婆,相信去天台祭拜一下就可以达到求好运的效果,除了这个以外,没有每个礼拜组织学习的东西。

正因为儒家、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以“义”而不是以“利”来组织安排社会秩序、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互助,所以早期的金融市场没有办法发展。一直等到16世纪时才首先在基督教世界里通过新教革命,把原来对用钱赚钱、货币化交易、互通有无的阻碍给排除掉了,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在17、18世纪于欧洲出现奠定了根本基础。(编辑:陈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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