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察】中国人爱看什么样的辩论节目?

文化观察李大白2016-04-03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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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爱参与辩论并不代表不爱看别人辩论,传统中国人却始终有“看客”心态(在这方面请参见鲁迅先生的经典论述),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围观叫好一直都是中国人的爱好。

作者:李大白

《奇葩说》第三季已开播一月,这档“严肃的辩论节目”创造的收视奇迹让人惊叹(第一季以2.6亿次点击量收官,第二季的数字已经陡然成为了6.2亿),几乎每期辩题都能上微博热搜,成为视频网站自制娱乐节目的翘楚。

相比于前些年情感类节目的红火,辩论节目受年轻人的追捧并非偶然,从专业辩论到全民辩论,有着20多年的社会心理积累,而观众在不同时期对辩论的口味也在发生变化,那么,中国人到底爱看什么样的辩论节目呢?在这20多年中,中国观众对辩论节目的诉求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舌战狮城”开启高校电视辩论 因为新鲜而好看

在中国,现代辩论被人所熟知是从93年“舌战狮城”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的,相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年轻人都对决赛复旦大学VS台湾大学的“人性本善/恶”辩记忆犹新,复旦大学美女一辩姜丰用一句“对方辩友是听不见呢,还是听不懂呢?”展现其攻击性特质,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注定用它来寻找光明”这一金句让沉稳的四辩蒋昌建成为青年追捧的超级偶像。当年还没上小学的小编就已经被“震颤”了,老爸老妈指着电视上雄辩滔滔的精英说:“你长大以后也得像哥哥姐姐那样,多神气!”

【文化观察】中国人爱看什么样的辩论节目?

狮城一站成名的“蒋四辨”当时火到了什么程度呢?听闻声名鼎盛之时,南昌一个仅能容纳2000人的新华书店拥进了6000人,挤碎了8块玻璃,只为目睹他和一号辩手姜丰的风采。

由“舌战狮城”带起的辩论风潮为何魅力巨大?一开始的原因就在于其形式对于中国观众的陌生感。对九十年代初的中国观众来说,电视本身就是一个刚刚普及不久的新鲜玩意,电视节目不外乎新闻播送、纪录片和电视剧几种栏目形式,那时的广告都能被广为传诵。当来自复旦大学的四个“天之骄子”坐在辩论台上,在海外(新加坡)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当年参加比赛的还有剑桥大学和悉尼大学等)的大学生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撕B,尤其是最后还秒杀全场,得了冠军。言语冲突的形式本来就够吸引眼球的了,类似于霍元甲打赢所有外国大力士般的情节,恰又助长了“天之骄子”扬我国威的民族自豪感;“辩论”意味着“逻辑”和“理性”,这一直都是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指摘,而来自中国的青年精英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取得了胜利,造成了“少年强则国强”的观感,中华民族似乎完成了从身体到文明的“全面复兴”,这无疑满足了当时国人的一切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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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战狮城”给大陆观众造成了“少年强则国强”的观感,类似霍元甲打赢大力士的情节

注意,“舌战狮城”的成功起码有两方面的助力:一是节目本身的冲突性打破了中国人的思维常规;二是在“国际”比赛上获胜的民族主义情感,二缺一便不会产生如此劲爆效果。

现在我们抛开民族主义情感这个因素不看,单看其赛制本身的冲突性,它其实是十分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的。现代辩论实际上产生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其中包含着西方文明对于个体的重视和辩证的思维方式等深层文化基因,西方人对于辩论的态度是主动的、参与性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追求和谐之美,没有人会主动寻求辩论与争论,古往今来的戏剧所追求的也都是“大团圆”的结局。但是,不爱参与辩论并不代表不爱看别人辩论,传统中国人却始终有“看客”心态(在这方面请参见鲁迅先生的经典论述),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围观叫好一直都是中国人的爱好,这也能解释为何前年罗永浩与王自如的当场辩论对锤子手机的推销作用比多大的广告投入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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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罗永浩(右)大战王自如(左)

无论如何,“舌战狮城”都让当时的中国人领略到了辩论的魅力所在,虽然现在再复盘真是惨不忍睹。武汉大学哲学系赵林教授接受采访时曾说:“1993年复旦大学的异军突起,同时也开创了一种辩风,辩论界的业内人士给它下定义叫花辩,辩风很花哨,用非常华丽的词汇,用大段大段的排比。那种辩风,内蕴的东西不是很深,但是它外在的东西非常迷惑人,因此它给别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二、电视辩论赛在高校扎根发展 因深厚的学养底蕴而好看

此后,辩论随之火速入驻各大高校,成为大学生主流活动形式之一,每个学校、院系都在组建自己的辩论队参加比赛,系赛打好的辩手选到院里,院里选到学校,进了校队之后再打省赛、全国赛,最优秀的校辩论队则可以代表中国去打国际大专辩论赛。辩论正是这样一股龙卷风,迅速席卷全国所有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人,辩论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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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国辩中西安交大的“四条汉子”(樊登、郭宇宽、路一鸣、谭琦)

到世纪之交时,华语辩论发展至巅峰,学养底蕴、技术性和观赏性都很强,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93年复旦设置的“花辩”模式,辩手素质空前,代表就是99年国辩中西安交大的“四条汉子”(樊登、郭宇宽、路一鸣、谭琦),樊登是硕士、郭宇宽和谭琦都大三,而当年的全程最佳路一鸣都已经是博士一年级了,2000年以后,以武汉大学为执牛耳者的华语辩论达到鼎盛,参加2001年国辩的不是研究生就是大四生......这些高水平辩手让华语辩论的内容深度、厚度和广度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扎实的立论、严密的论证过程、流利而富于煽动性的陈述、在极短的时间内抓住对方逻辑的漏洞有力而彻底的回击、双方对辩短兵相接时碰撞的智慧火花、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倡导与阐发……这些基于思辨基础上的种种特征都足以感染亟需开放与启蒙的中国青年,可以说这一时段的高校电视辩论是最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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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视主持《文化视点》的姜丰

姜丰因为“舌战狮城”火了,毕业之后就来到央视当了《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后来又当了《文化视点》栏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樊登在27岁便接过了崔永元的话筒主持《实话实说》,路一鸣也顺利进入央视成为十佳主持人,在当时,辩论打得好真是青年“人生进步的阶梯”,多少青年才俊都想站上国辩或全辩的舞台上一展辩才,各省市电视台也都会举办相应级别的电视辩论赛,正是由于电视媒体的助力,辩论在大学校园中一直是最火爆的社团活动,但其中也有隐忧:很多学生把打辩论当成如竞选学生会主席,团委书记那样的晋升通道,打辩论不是出于热爱而是出于功利目的,这妨碍了辩论本身的发展。

电视转播要求辩论赛有更大的冲突性和更强的表演性,因此,很多辩手用功的着力点就不是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基本功,而是流于用诡辩、太极推手等所谓“套路”来回避对方问题,用讲段子、抖机灵等手段来增加噱头,导致很多比赛看起来凶猛花哨而其实是在自说自话;而踏踏实实辩论的队伍又逐渐陷入华语辩论本身发展的瓶颈之中,这是由辩题、赛制和选手文化素养不够、社会的功利化等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可以说,华语辩论在广泛传播后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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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税收辩论赛现场,过于狭窄的专业让其收视率不高

因此,由于种种原因,国际大专辩论赛因2009年之后就因没人赞助而取消了,各省市电视台的辩论节目也因收视率过低而销声匿迹,虽然也开始出现了诸如2015年的“全国大学生税收辩论赛”等专项辩论赛,但关注度和影响力早已不复当年之勇。

三、《奇葩说》:因娱乐与严肃并存而好看

除了辩手学养素质下降之外,专业辩论赛逐渐不受欢迎,问题还出在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上,一开始捉对厮杀的形式让人耳目一新,但当对辩双方之间的语速更快、语言更凶狠、更咄咄逼人时,就特别容易让崇尚温柔敦厚的中国人感到反感和不适。这一点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的发展中,嘉宾经常是一团乱仗地扭打,若没有气场强大思路清晰的胡一虎坐镇,真不知道这个节目还如何支撑下去。与其吵来吵去,还不如去看真正富有娱乐性的玩闹节目,《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的爆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无压感”。

【文化观察】中国人爱看什么样的辩论节目?

《一虎一席谈》主持人胡一虎

然而,娱乐终不能至死,《奇葩说》与其他综艺节目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档“严肃的辩论节目”,其严肃性主要体现在它几乎吸纳了华语辩坛水平最高的专业选手,江湖人称“温柔一刀”的马薇薇一直是中山大学辩论队教练,其未婚夫周玄毅、朋友陈铭都曾是武大队长,更妄论新加入的“宝岛辩魂”黄执中,以“金钱辩”而受追捧的马来帅哥胡渐彪,这些人都曾经拿到过“国辩”的冠军或最佳,再加上“主持界最有思想”的“马晓康”(马东、高晓松、蔡康永)导师组合,《奇葩说》本身的确带有其他娱乐节目无法比拟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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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中国人爱看什么样的辩论节目?

专业辩手的加持让《奇葩说》的严肃性和思想性远超一般娱乐节目,胡渐彪、马薇薇、黄执中和周玄毅(从左至右)

这档“严肃的辩论节目”也在努力通过体制设计来丰富其娱乐性:除了与“康熙来了”相类似的综艺舞台布景,还制造了很多娱乐性——每期一位“男/女神”嘉宾神助攻,选手的身份也十分多元化,辩题也很接“地气”,“不啪就分手”、“臭不要脸是坏事吗?”都是当下年轻人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这就比国辩中“新闻价值与人伦道德哪个更重要”之类的高大上辩题更能吸引普通网友。

而且,《奇葩说》没有专业辩论赛中严格的赛制和时间把控,领队和嘉宾抓住笑梗时可以随时接茬制造爆笑效果,这就给原本火药味十足的辩论增加了彩蛋,能够更加张弛有度地控制观众的心理节奏,既有专业辩手逻辑和语言水平的展现,又不让网友产生强烈的冲突感,让节目的整体氛围十分欢乐。换句话说,专业辩论赛几乎只有在役队员才会看,而《奇葩说》却把辩论推到了一个大众视野,让很多不打辩论的人也能享受辩论的乐趣。正如马薇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觉得辩论的魅力,在于聆听和分析,而不在于倾诉。在辩论的时候你会发现,辩论实际上是一个三方的游戏,我在说,对方也在说,对方在反驳我说的,我也在反驳对方说的。而我们所说的一切,会给观众一个结论。”

结语:

从辩论节目在中国的发展兴衰来看,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律——有辩论气质则好看,无辩论气质则不好看。“娱乐致死”在通俗文化领域并非一个永远有效的真命题,社会始终有对严肃内容的需求,辩论是一种十分有利的形式,能够在包容娱乐性和新鲜感的同时,引起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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