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刚夸完日本第一,日本就走下坡路

[摘要]傅高义目睹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后,就着手修正自己的日本观。早在新千年伊始,就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此后研究转向中韩,除了写《邓小平时代》,还主编了《朴正熙时代》。

傅高义刚夸完日本第一,日本就走下坡路

摄于1983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召开的G7峰会的这张照片,画面上只有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人潇洒地正对镜头,包括里根、撒切尔夫人在内的西方领导人如配角般立于他两侧。

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已经完全赶超了西方大部分国家,甚至拥有坐望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然而,跟前次一样,日本再次面临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巨大困惑。此时,傅高义《日本第一》陡然出现在日本人视野中,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日本已经优秀到让美国人不得不重视、学习的地步,这让他们喜出望外。

1983年5月27日,G7峰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召开。在第二天报纸的头版照片上,画面上只有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人潇洒地正对镜头,包括里根、撒切尔夫人在内的西方领导人如配角般立于他两侧。战后以来,日本媒体第一次惊讶地发现自己国家领导人不再是欧美国家的“跟班”,而成为了真正的主角。日美关系的历史画面不再是膀大腰圆如麦克阿瑟与矮小单薄如裕仁天皇的并肩合影。此时此刻站在了高大英俊的前好莱坞明星身旁,中曾根显得毫不逊色,同样神采奕奕,甚至显得更自信。前后几十年,日美领导人之间的合影戏剧性转变,似乎也映射出日美关系的转变。日本不再只是美国人的占领地,而是作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敢于跟美国平起平坐。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当时经济乏力、社会问题丛生的西方各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国内政界、学界已开始注意到日本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举足轻重的经济实力。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I)出版的大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第一次在美国大众面前系统性阐述日本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制度的优越性。在初版序言中,傅高义不厌其烦地强调他的写作初衷是“为美国人敲响警钟”,亦如此书的副标题———“对美国的启示”。他希望在这本书中探究“先天资源匮乏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

单从经济指标上来观察,战后日本的迅速复兴乃至崛起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奇迹。二战后,美国对百废待兴的日本虽曾提供过资金援助,但仅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截至1951年,总额约18亿美元。借着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争繁荣”,至1955年日本人均收入已恢复到了1935年的水平。此后18年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一直维持着8%以上的高速增长,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是1955年时的5倍以上。

继傅高义后,推崇“日本经济奇迹”的风尚一度席卷美国学术圈。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又或是经济学领域,各路美国学者都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日本的成功之路。例如原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日本研究所主任查默斯·约翰逊(ChaImers Johnson)在1982年出版的另一部“日本研究”必读书———《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的最后一章,就干脆喊出了“日本模式”的口号。约翰逊将日本通产省视为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崛起的“引领者”,而美国则对制定相应产业政策缺乏预期。书中,约翰逊毫不吝啬地大段转引了索尼公司原社长盛田昭夫对美国企业文化的批判。在这位日本战后最成功的企业家看来,美国企业过于追求短期利润,而当时日本企业家的眼光要更长远,而且与政府保持良性互动。这种战后日本产业特有管理体制相当程度上正是源自战前。包括岸信介在内的大批政治家与官僚皆是所谓“产业合理化”理念的信徒,反对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主张在政府层面对产业发展做出长期规划并出台一揽子的配套政策。战败后,明治以来的传统财阀或多或少受到限制乃至肢解,然而政企合作的传统却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延续着。

不过,傅高义之所以敢于喊出“日本第一”的口号,并不完全基于其经济奇迹。在他看来,在当时所有世界发达国家中,日本最妥善地处理了后工业化社会所遭遇的各种社会问题。其成功绝不仅局限于经济,教育、治安、福利等各领域皆首屈一指。传统上,日本人更乐于将这一系列成功归功于日本独特的民族性,但傅高义则认为这是战后繁荣时期远见卓识的长期规划以及高效组织动员能力所带来的。尽管日美的文化土壤截然不同,但他认为前述两项则是美国可以学习效仿的。

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日本第一》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进而成为畅销书之时,日本其实已经告别了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伴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虽告结束,但此前的基础似乎给了全社会“享受”与“挥霍”的资本。根据知名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1977年在《经济学人》上发表的论断:当时的日本“还未达到经济上最幸福的阶段”。1980年7月21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宣称日本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日本在世界的强国地位得到了最好的“背书”。随后而来的,正是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泡沫时代。

1989年,就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前夕,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一道写了那本“声名远扬”的《日本可以说不》。值得玩味的是,此书英文版在美国正式出版时,却“明智”地删除了所有盛田昭夫的文章。据说索尼公司担心,那会影响日本在美国的公共形象。仅仅一年后,东京交易所的市值在四天之内狂跌48%,随之而来的是天价房产的破灭,“日本第一”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精英官僚体制、政企协同、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一系列在傅高义那辈日本研究者笔下的“日本模式”的闪光点,在20世纪90年代却被视为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泡沫破灭的“罪魁祸首”。年轻一代日本研究者如阿列克斯·科尔(AIex Kerr)曾在其痛陈日本衰落肇因的著作《犬与鬼》(Dogs andDemons:The FaII ofModernJapan)中,直言不讳地批评:“正统派日本问题专家”非常担心“一旦打开黑暗的壁柜,目睹从中滚出的尸骸,自己对日本的挚爱会不会崩溃。他们还担心从自己的行业或所隶属的大型国际论坛那里,今后还会不会发来会议邀请。”不言而喻,这番犀利言辞所指,当然是傅高义为代表的所谓“正统派日本问题专家”。不同于学界过往的传统认知,科尔认为日本繁荣泡沫的破灭源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目标感的丧失。

另一位英语世界知名的日本研究者,亦是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小说的英文译者———约翰·内森(John Nathan),则早早就选择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来审视日本社会的日新月异,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在东京大学留学的内森非常困惑地发现:尽管日语流利,甚至可以诵读诸如《古事记》《源氏物语》之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但他所遇到的绝大部分日本人都无法心甘情愿地承认眼前这位美国小伙子的日语造诣。内森逐步意识到这种狭隘地方主义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对自身独特性的向往,而这种向往维系着日本社会发展的目标感,这在战后的复兴阶段显得尤其重要,以至于成为如今不少日本人口中怀念的“昭和精神”。不少外国学者都会认为日本在文化上常体现一种不确定性。这种鲜明的特征主要是源自对集体主义而非个人的强调,集体中每个成员惟有在为某个更崇高的目标不懈努力的过程中,才能完成自我价值实现。在内森看来,对日语独特性的强调与维护,便是在于其能维系整个社会集体的目标感。

然而,日本对未来目标的迷茫,并非始于泡沫破灭之后,而恰恰是在经济发展迈入巅峰之时。1970年3月大阪世博会隆重举行,盛况空前,造型神秘的太阳塔象征着日本重新以经济大国之姿迈入世界大国行列。然而,就在同一年的11月,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对莫名其妙的自卫队官兵发表一通“日本精神业已丧失”的宣言后,切腹自杀。此事件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似乎是一种诡异的隐喻。三岛所言的已丧失的“日本精神”,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丧失了一种能够使全民为之奋斗的精神目标。

傅高义刚夸完日本第一,日本就走下坡路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此类状况对于日本来说并不陌生,在近代的历史上曾遭遇过。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目标便是西方帝国主义式的所谓“文明开化”。这在日俄战争后得到了实现。夙愿得到了实现,日本的集体文化也就失去了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20年代即“大正时代”,对于日本而言便是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转折时期,即是转向民主主义道路还是转向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关键时刻。那些自封为“爱国者”实则“爱国贼”的军人们声称要让日本恢复“一种新的目标感”,他们在军国主义的刀光剑影中找到了他们所谓的方向感和目标,却走上了歧途。

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已经完全赶超了西方大部分国家,甚至拥有坐望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然而,跟前次一样,日本再次面临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巨大困惑。此时,傅高义《日本第一》陡然出现在日本人视野中,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日本已经优秀到让美国人不得不重视、学习的地步,这让他们喜出望外。于是,不少日本人开始心安理得地享受镀金般的80年代,津津乐道于中曾根比肩里根的民族荣耀,沉醉于买下美国的甜梦中,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似乎已是指日可待。

时过境迁,日本非但未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相反却被中国超越。伴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不景气以及社会问题的全面发作,“日本研究”在美国学界的“显学”地位也江河日下。几年前,曾在某次饭局上听几位刚从美国“常青藤大学”毕业的中国史博士吐槽寻觅教职的经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为选择“中国史”而非“日本史”感到庆幸。较之竞争白热化的美国史、欧洲史以及风光早已不再的日本史,如今中国史可谓“一枝独秀”。除了全美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设立中国史课程,不少已有诸如“东亚研究”之类课程项目的学校也开始倾向招募中国史背景的博士,而非日本史。比起80年代日本研究在美国的如火如荼,不由让人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便是傅高义本人的研究兴趣同样渐渐转向中国乃至韩国。除了2011年出版了国际畅销书《邓小平时代》,他还主编了另一本《朴正熙时代》(The Park Chung Hee Era: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实际上,傅高义本人在目睹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后,很早就着手修正自己的日本观,并对诸如阿列克斯·科尔那样的批判予以回应。早在新千年伊始,他就出版了《日本还是第一吗?》(Is Japan StiII Number one?)重新检视日本的发展轨迹与教训。面对批评,以及“日本模式”幻灭的现实,傅高义却显得非常坦然,因为正如他自1979年以来一再强调的那样:他自己始终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来观察日本这面“镜子”,或褒或贬,最终目的都是希望美国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在《日本第一》日文译本的序言中,傅高义为了向日本读者解释他的写作动机,甚至以鲁迅自比——他就是想通过这部当年看似“惊世骇俗”的书来唤醒还在房中熟睡的“同胞”,促使他们看到其他国家的发展,进而采取有效对策来应对国际间的新局势。30多年后,在最新的中文版序言中,傅高义在开头就再次澄清:“有些从未读过本书的人错误地以为我在说日本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或将变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那不是我的本意……当我写作本书时,我认为美国有很多地方可向日本学习,所以我把此书副标题取为‘对美国的启示,。”

若重回这个角度,无论日本之后的发展起伏如何,傅高义写《日本第一》的初衷已然达到———历经20世纪70、80年代动荡波折的美国依旧维持着世界第一强国的交椅,日本的成功与失败刺激着美国的进步与创新。归根结底,如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样,《日本第一》并非一本单纯学术意义上的日本研究著作。它承接美国当时自身的政治、经济背景,试图通过放大日本的某些特征来刺激美国有所改变。《日本第一》的日文译者广中和歌子一早就点出了此要点:“在经济竞争中,日本这个对手是很难对付的。我认为美国人将承认现实,分析问题,该学的就学,并且制订新的战略,准备迎头赶上。”

有此认知,当下重读此作,能咀嚼出的不仅是有关日本“曾经第一”的旧识新知,或许还有美国如何看待世界的观念变迁。

(文/沙青青,作者为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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