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帝制与共和间的艰难抉择

[摘要]“走出帝制”与“走进共和”,实为“政权更替”的两面,以今日而视,无非历史大势;而在其时其人看来,实在是面对着一片凶吉难卜的惊涛骇浪。

徘徊在帝制与共和间的艰难抉择

桑兵教授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是近年中国近现代史在微观史学及叙事史学方面的重要论著,作者所选取的视角(政权更替之际的个人所见所思)以及对研究者与亲历者之间的重大视差、史与论之间的失衡等问题的清醒而审慎的问题意识,均显示出作者的用心所在。该书的主旨在书名中已经非常精准地表述出来,“日记”、“共和”、“政权更替”、“心路历程”,这就是全书的关键词。“走出帝制”与“走进共和”,实为“政权更替”的两面,以今日而视,无非历史大势;而在其时其人看来,实在是面对着一片凶吉难卜的惊涛骇浪,各种政见、感受以及种种自觉或不得已做出抉择的心情汇成一面真实而丰富的历史镜像。

先看“日记”和“心路历程”。日记在历史研究中作为史料的作用及方法已无需多言,但是如何建构以日记为主要取材的历史叙事框架,仍然颇费考量。作者在“绪言”中说,以各类亲历者的视角,需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因此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等其他文献;二是以政权更替的时间为限,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此为据,既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又兼顾各人的独有,不必强行归纳,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减少概念化的误判。”这种研究框架的复杂性远甚于以某人日记为主要史料的单个人物研究,举凡日记之选、征引之角度、事实之勘定、心境与观点之研判,都需要在广搜博览的基础上,对时势、事件、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出分疏归纳,最后既得以回应大历史叙述的脉络,更能在历史大势的洪流中还原个人的真实感受与心态,以彰显历史进程中各式人物的心态差异性及历史现场的真实性。由此,我认为也不妨从心态史学的角度来看桑兵这部侧重于“心路历程”的著述。自法国心态史学兴盛以来,长时段中社会群体的无意识心态及其行为主要是通过日记、书信、新闻报道、经济档案、财产证明、司法记录等原始材料,结合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予以研究。在政治史研究中,尤其是对政权更替、制度易帜等历史变局的研究,虽然时段必聚焦于转折关头,群体也更多瞩目于社会上层,但是同样可以把历史转折的宏大观念意识细化在精英群体的心态研究之中,这未尝不是广义的心态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场域。而且,在桑兵的研究计划中,接在“走进共和”之后还有“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和“解放”,前后可以连贯为一部以政权更替为中心的社会心态史。“这些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动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绪言)。随着历史的变异,可以相信日记主人的身份必定更丰富,研究者目光的扩展与下移亦属必然。进而,假如我们承认这样的以日记为中心取材的心态史仍然只有局部的真实性的话,当可继续思考这种局部性与社会心态全景之间的关系。

再看“共和”与“政权更替”这两个核心议题。辛亥前夕,山雨欲来,征兆迭出。如因组织国会请愿及通国学界同志会而被遣发新疆的温世霖受到沿途各地官绅商界的照顾优待,作者在注释中称由此“可见人心向背。功过自在人心,善恶是非反差如此之大而显,意味着清廷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58页)。接下来以温氏一路西行所记之《昆仑旅行日记》,引述出沿途各地的吏治及各界社情民意。或有谓“京中大臣取给予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予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63页)斯言甚是。而温氏以国事钦犯之身,而尤能往学校演讲救国图强之策,更可见时势之异及人心之向背。附带可说的是,书中有些只是顺带提及的论述,如谓清代王朝权力一般只到县级(74页),近年史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尤其是关于晚清的地方自治,有学者认为与辛亥革命有紧密联系,故此对于王权下限与地方自治的真实状况,似应略加解释为妥。

风雨飘摇之际,郑孝胥日记中的“官毒”之悔在官场中应该是颇有代表性。“官,吾毒也;不受官,安得中毒!……京师士大夫如燕巢幕上,火已及之。乱离瘼矣,奚其适归。”桑兵对此的评述是:“虽然表明甘做遗老的决心,却视为受官中毒、饮鸩止渴的不得已,颇有些后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无法弃船逃生。”(106页)这是很精审的历史家言,亦有对后世的警醒之意。读毕全书前后,深感作者以日记视角,对朝廷上下官员的心态把握颇为深刻、恰切,其中亦可谓不乏某种同情之理解。

及至革命骤至之时,作者以郑孝胥、荣庆、汪荣宝、恽毓鼎等名臣日记为叙述主线,描绘出一幅“树倒猢狲散”的图景。“剧变进程中过来人走向共和的步伐与感受,与后来者指向明确的认识自然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104页)大体看来,首先是局势消息的真伪与传播甚为重要,从汪宝荣日记可知其时官场传言纷纷而莫衷一是的乱象。而像黄沅那样,戴上有色眼镜反着看一面倒向革命党的报纸舆论(149页),亦是研究历史巨变之际传播与接受的难得个案。其次,对“共和”的理解歧见各异,但无论顺逆,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得不承认势之所趋。反对共和的郑孝胥对南方党人的鄙视中亦可见其对共和的某种理解:“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108页)所言竟触及“共和”义中的公共、公德、和平的原则,而对时人之讥亦非全无道理,刚进入民初的社会乱象可证。对共和虽不乏了解,但是决定其立场的还是身份利益。不由联想到十八世纪末法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塔列朗,其为贵族后代,虽然从小阅读启蒙著作,当上修道院院长之后还敢拜访从国外流亡归来的老叛教者伏尔泰,但是这些并没有从骨子里改变他的贵族血液,只是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共和”意味着什么。他在自述里说,“不应该信任一个在30岁前不是共和分子的人,也不应该信任一个在30岁以后仍然是共和分子的人”(塔列朗《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王新连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9月,18页)。这句话很值得思考,它近乎提出了一个是否属于“自己人”的政治遴选标准:必须排除真正的、坚持不变的“共和分子”。国人“走进共和”一百年多年了,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共和国的旗帜”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黑格尔说一个小市民死了就是死了,而一个共和主义者死了,共和主义的理想永在。他为什么要把共和主义者与小市民并提?

回到“走进共和”之后的日记。对革命始终耿耿于怀的黄沅写道:“只以人民共和、人民各有权衡为言,究其实济,受其专制之压力过于专制之时代,果共和乎?果专制乎?”(283页)民初乱象,确属实情,以致时人多有慨叹不如清代。但是,黄沅的感慨无意中延伸出一种关于帝制与共和的历史视差:“果共和乎?果专制乎?”作者在全书结尾之语或可作回应:革命远未大功告成,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是一幕幕围绕政权兴替的角逐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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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naruto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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