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崩溃的年代:托尼·朱特的二十世纪

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公众号马维2016-05-06 18:19
0

[摘要]朱特还写到了他自己选择做一名历史学家的动机:“与历史有关的一些东西——通过强调时间来解释变化,以及主题的开放性——在我13岁时吸引了我,且迄今依然。”

不知为什么,有些著名的神经系统疾病,比如帕金森氏症总是喜欢找上头脑卓越的人物,好比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常常是聪明人。科学家对此或许能够提供某种解释,但对于不通医术的普通人而言,知道一位有希望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好东西的人居然患上这类不治之症,总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2010年的西方史学界就经历了这样的时刻。那一年,当刚刚熬过癌症考验的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尼·朱特,被确证患上了和斯蒂芬·霍金一样的病: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也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渐冻人症”)。更为不幸的是,他的病程发展显然比霍金要快得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了比他年轻整整一代的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教授提议,以对话形式来共同完成一本书,这就是托尼朱特最后的作品,也是他本人的思想自传,《思虑20世纪》。

这是一本特殊的书,成书过程远比一般著作要艰辛得多。每个周四,斯奈德都会搭乘8时50分从纽黑文到纽约中央车站的那班火车,然后换乘地铁到朱特家所在的街区。在那里,斯奈德常常先找一家咖啡馆,花些时间整理当天谈话的思路,做些笔记,再去到朱特的公寓,斯奈德认真握着病人冰凉的手,想让他饱受冷冻之苦的他感受到些许温暖。随后两人便开始了一整天的工作。这样的日程从2009年初一直持续那年的夏季,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朱特的朋友,斯奈德目睹了疾病对朱特身体的毁灭性伤害。斯奈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对话始于2009年1月,当时托尼还能行走。他虽然无法转开公寓门上的把手,但还能站在门内欢迎我。很快,他便在客厅的一把扶手椅上欢迎我了。到了春天,他的鼻子和大部分都不都被呼吸设备罩住了,他的肺已经不能工作了。夏天,托尼在一家高大的电动轮椅上俯视着我。托尼此时除了头部、眼睛和声带以外,已几乎完全动不了了。”但两位对话者和朱特的家人一致认为,此时进行这种对话,“是精神支撑的重要来源”,对话给两人带来了专注的愉悦、交流的和谐以及工作顺利进展的满足感。而在斯奈德看来,“致力于手头的话题,跟上托尼的想法,是一项很有趣也很快乐的工作”。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让人很得安慰的作品。

价值崩溃的年代:托尼·朱特的二十世纪

托尼·朱特:对我来说,爱是这样一种境况,它能令被爱的人满足于独处。 “停驻”总令人紧张——无论停驻在哪里,总有做不完的事、取悦不完的人,不是要完成这个义务,就是要勉强扮演那个角色:感觉上怎么都不妥。然而反过来,“前往”则令人轻松。我从来没有像要独自前往某处时那样愉快过,且路程越长越好。步行令人高兴,骑行令人享受,坐巴士也很好玩。而乘火车,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感觉。

我的这篇谈论托尼·朱特的文章,以他的疾病开始,却并不想渲染一种悲情。像朱特这样曾经整天和历史打交道的人,想必早已看穿生死。在那篇收入《记忆小屋》的一篇随笔《夜》中,他曾提到,在很多个夜晚,他都在做着同样的练习:在脑子里写故事。他的病几乎不会让人产生痛感,也不会影响头脑。从某种角度讲,身为思想家、学者的他患上这样的病,未尝不是一种不幸中的大幸——虽然这样说或许显得过于残忍。

“骄傲”的局外人

回想起来,在西方历史学界早已声誉卓著的托尼·朱特,他的名字逐渐为国为人所知,大约也只是近十年来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在中国的命运与很多西方人类似:他们的著作,都是在被广泛传播和阅读很久以后,才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幸运的,因为终究没有错过他。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自己在书店遇到朱特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时,那种略带惊讶的喜悦。那本《责任的重负》,有一个长长的副标题:“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莱昂·布鲁姆,二战前夕法国左翼政党联盟“人民阵线”内阁的总理,尽管是个短命政府,但在他的内阁里,几乎每个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连科技部的几位的部长、副部长,也都是喜欢介入社会的诺贝尔奖金得主。但是这样的人,不是早就被人遗忘了吗?居然会被一位出生在英国的犹太学者挖掘、关注,真是一件让人有点意外的好事。

后来,读了朱特的鸿篇巨制《战后欧洲史》和小册子《沉疴遍地》,我才觉得,以朱特自己的思想风格和个性特质,选择布鲁姆这位试图将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带入现实政治的先驱、孤独的政治家作为著述对象,乃是必然的。因为朱特本人也和布鲁姆一样热忱,一样是永远对社会变革心存希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他的所有作品,也都是属于“我笔写我心”的那类。甚至在长达四卷的作品《战后欧洲史》中,作为笔下这段历史的同时代人,他也选择了一种更强调作者本人的介入和在场的叙述风格,这样的作品,因其鲜活,在普通读者这里也许确实更受欢迎,但也正是这一点,让他被学术界的一些人评论为“自以为是”。而朱特,不仅从未因此而失落,反而一直都为自己在学界的“局外人”身份自豪。

来自英语世界的孩子

托尼·朱特1948年生于伦敦。当时犹太人在社会地位上仍然明显处于边缘,因为周围学生对犹太人的歧视仍或隐或现,他自承“在学校里得不到任何意义上的集体认同感。” 此时托尼最爱的消遣之一就是读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学习乔叟、莎士比亚和玄学派诗人的作品,阅读萨克雷、笛福、哈代、乔治艾略特、沃尔特司各特等人的作品。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仍然可以从一种和过去几代人所受的教育没有太大不同的传统中受益。而在朱特本人看来,正是生命早期就根植于他身上的所有这些东西,让他产生了一种“对英语的自在感”,后来,也是这份“一直保留的深切的英国性”,让他这样一个曾经持“1968一代激进青年政治观”的人,能够顺利回流到自由主义的主流里来。而对作为学者的朱特来说,英语的影响还远不止此。就像他告诉读者的:“我不知道我的英文写作是否比其他人都更为出色,但我知道我在写作中怀着真实的愉悦。” 真实的愉悦,多好啊。不知道在今天这个全球学术界都被数据统治的时代,还有多少人能在学术写作中保留着这种真切的幸福感。

所以,读朱特的书,才常会感受到一种人文的温情,不紧不慢,入情入理,就像这本书,没有豪言壮语和斩钉截铁的论断,却总能在字里行间闻到一丝思想的芬芳。这样的文字,固然也有可能出自欧洲别国作者之手,比如法国,但很难想象作者的身份会是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朱特不同于他的很多声名显赫的犹太前辈:既不同于自己对之心存敬意的研究对象、常以理性的官僚型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面目示人的雷蒙·阿隆,也不同于尖锐直接的汉娜·阿伦特,和另一位同样有着东欧背景的英籍犹太人以赛·亚伯林,在精神气质上也差异甚大(事实上,在朱特眼里,伯林实在是一位八面玲珑的人物)。想来,大概也只有那种润物细无声的英式传统,才能产出托尼·朱特这样的文人型思想家。

犹太人问题

作为出生在一个躲过了大屠杀的东欧犹太人家庭的孩子,朱特其实始终面临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就是犹太人问题。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是取自一位死于奥斯维辛的表亲。而斯奈德观察到,朱特那一代的犹太知识分子,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在论著中刻意回避着那段大屠杀的历史。就托尼本人而言,他也承认,直到90年代为止,这样的私人历史也都从未融入到他的学术研究中。

朱特自己把倾向于把这种不触碰看作是偶然,但斯奈德的看法或许更具说服力。那就是,朱特和别的犹太知识分子一样,始终渴望以一种普通人而非“犹太人”的身份进入到学术研究中,想要借此找到一把解决普遍问题而非仅仅是“犹太人问题”的钥匙。而在我看来,作为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典型的“1968一代”,某种世界主义的因子早已融入到朱特的血液里,尽管他年轻时也曾迷恋过犹太复国主义,还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的丰富经历和宽广视野,显然让他无法接受自己仅仅作为犹太人而存在的现实。

另一方面,正如朱特在书里谈到的,“今天作为犹太人和人道主义者而赋予大屠杀的中心地位”,是二战结束后几十年才出现的,在朱特开始学术生涯时,这个问题还远未受到如此重视。当然,作为个人,朱特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仍有着相当的自觉,而且也曾认真梳理过各国犹太人在20世纪的经历。因此他才能够在与斯奈德这位东欧历史专家的对话中敏锐地指出,今天人们熟悉的那段茨威格关于19世纪末维也纳犹太人宁静、富足生活的描述,其实远非当时欧洲犹太人生活的主流。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洞察力也是恐怕与他个人的东欧背景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

作为前马克思主义者,托尼·朱特在书里把自己早年的政治倾向称为“家传的社会主义”。一个他的父亲在二战之前就加入了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党,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者中分离出来的小党。老朱特后来常向儿子语带嘲讽地回忆起30年代后期伦敦东区的反法西斯斗争游行,可是在其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外出游行时,这些领导人自己所做的,就是躲到咖啡馆里等候结果。当然后来托尼认识到,来自这个小党的大多数成员的看法,并不总是公允的。

价值崩溃的年代:托尼·朱特的二十世纪

马克·布洛赫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个尼采所谓的“上帝已死”的世界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替代对上帝的信仰,来解决这个“无根”世界的问题。托尼·朱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迷人之处在于,这样的一套至少在当时看来令人叹服的关于历史如何运作和为何如此运作的论述,会让选择信仰它的人认识到“历史在自己这一边,进步的方向跟自己一致”,这很是令人宽慰。但是在朱特看来,“我愿意为了一个未知但可能更好的未来而忍受现在是一回事,但一同一阁无法证实的假说为名,证明其他人的苦难是正当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正是20世纪智识上的罪孽所在:以你所认为的他人之未来为名,对他们的命运作出裁决,你可能不会对这个未来有任何投入,但你却宣称自己对之具有独一无二的完美知识。”

价值崩溃的年代:托尼·朱特的二十世纪

霍布斯鲍姆

在这部《思虑20世纪》里,对谈很自然地就被引向了“真理”这个关键词。尽管朱特熟悉的东欧知识分子,在冷战后期常常关心“生活在真实”中的问题,可是其中的意义,更多时候也只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真实在何处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就像朱特本人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基于捍卫真相的立场所持的反战观点,尽管态度真诚,却依然有些无力,因为真相并不等于真理。所以在朱特和斯奈德看来,21世纪的一项智识挑战可能恰恰在于,“如何在捍卫真理的同时,接受其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基础。”这正是从20世纪的诸多教训中得出的多元主义立场。很多人会把多元主义误解为相对主义,实则此二者有着天壤之别。相对主义在本质上仍是一元论,因为它相信这个世界要么由这一条真理决定,要么由另一条真理主宰;多元主义则承认存在着无穷多种探寻真理的方式,也承认真理在不同的情境下很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道德面貌,所以多元主义反对以单一尺度来评判世间万物。

托尼·朱特为这部兼叙个人历史和时代精神状况的书所作的跋,完成于他去世之前一个月,其中写道:“我们塑造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不能将塑造这段历史所置身的背景视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同一篇文章里,朱特还写到了他自己选择做一名历史学家的动机:“与历史有关的一些东西——通过强调时间来解释变化,以及主题的开放性——在我13岁时吸引了我,且迄今依然。” (文/马维)

转自“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公众号(eeobook),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价值崩溃的年代:托尼·朱特的二十世纪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详细]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duffzhang]

热门搜索:

    企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