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20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

腾讯文化托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2016-05-06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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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20世纪被暴力的威胁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给主宰了,但除非我们明白这些极端主义吸引了比我们所乐意承认的多得多的人,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20世纪。

本文摘自《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 著,苏光恩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2月

托尼·朱特:20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

20世纪70年代纽约,图源网络。

20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够对之说些什么—或如据传的周恩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妙评,现在还为时过早?我们不能迟迟不做回应,因为20世纪被贴标签、阐释、援引和抨击要多于任何一个世纪。新近关于它的最知名论述—著者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短暂的20世纪”(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1989年的苏联解体)形容为一个“极端的年代”。这一关于20世纪诸多事件的颇为阴郁—或至少发人深省—的解释回荡在许多年轻历史学家的作品当中:马克•马佐尔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将其关于欧洲20世纪的论著取名为“黑暗大陆”。

对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所做的这样一种可信概括,其问题恰恰在于,它们太执拗于人们在当时对这些事件的经历。这个时代始于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并终于这一时代大多数信仰体系的瓦解:事后看来,我们很难期望有何救治的良方。从亚美尼亚大屠杀到波斯尼亚大屠杀,从斯大林的崛起到希特勒的覆灭,从西方前线到朝鲜前线,20世纪是一个不间断的关于人类不幸和集体苦难的故事,我们从中吃了一堑长了一智。

但如果我们不以一段恐怖叙事作为开始,那会如何?事后看来,且仅仅事后看来,20世纪见证了人类一般境况的显著改善。医学发现、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比1900年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更长,也更健康。他们也更为—从我刚写的那部分内容来看,这可能显得有些怪异—安全,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

这或许可被视为这一时代的某种矛盾性:在许多业已成立的国家里,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但由于国家间冲突的空前高涨,与战争和占领相关的风险也急剧增强。因此从一个视角来看,20世纪只不过延续了19世纪所引以为豪的进步与发展。而从另一个视角看来,这是向17世纪—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60年)让国际体系稳定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前—国际无政府主义和暴力的令人沮丧的回归。

事件呈现在当时人面前时的意义,与我们今天看待它们的方式似乎有极大的不同。这可能听起来很明显,但实际则不然。俄国革命和之后共产主义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张,铸就了一种强有力的必然性叙事;在这一叙事里,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不管是在不久的将来,还是某个未经明确指明的时刻。即便是那些对这一前景感到绝望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似乎也绝非没有可能,并且其影响塑造了这个时代。

这是我们很容易便能理解的—1989年尚未遥远到我们已然忘记,共产主义的前景对那么多人来说曾是如此可信(至少在他们经历过之前是如此)。我们已经完全忘却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最有望替代共产主义的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而是—特别是意大利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它强调了威权统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公开抛弃(直至1938年)了纳粹版本的种族主义。到“二战”爆发时,认为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选择共产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自法西斯主义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之后—的人,比我们今天所愿意承认的数量要多得多。

由于这两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如今都已经(在制度上,如果不是在智识上的话)烟消云散了,我们很难回想起某个时刻;在那时,跟为它们所共同鄙视的宪政民主比起来,它们更有望获得成功。而这样的文字则无迹可寻,即宪政民主会赢得人心,更不用说赢得战争了。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20世纪被暴力的威胁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给主宰了,但除非我们明白这些极端主义吸引了比我们所乐意承认的多得多的人,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20世纪。自由主义最终取得胜利—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各个不同制度基础上的重建—是真正意料之外的时代发展之一。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证明了它惊人的适应能力:其何以如此,正是本书的主旨之一。

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亲身经历过人们所叙述的这些事件似乎是有好处的。时间的流逝造成了许多障碍:物证可能不足,我们主人公的世界观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而习以为常的范畴(“中世纪”“黑暗时代”“启蒙”)给人们的误导可能比解释更多。距离也会成为一种障碍:对语言和文化缺乏了解,即便最勤奋者,也会被引入歧途。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或许对一种文化的理解比当地人更为深入,但他们也并非永不犯错。

然而,熟悉也有自己的困境。历史学家可能会让传记性的洞见影响其冷静的分析。我们被教导说,学者应与其作品保持距离,而且大体上这是审慎的建议—看看当历史学家变得比历史更为重要(至少在他自己眼里如此)时会有何后果。但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带着我们自身一生中的偏见和记忆,而且有时候这些偏见和记忆会派上一些用场。

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1948年,是我近年来一直撰写的这段历史名副其实的同代人。我至少亲身观察到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这不能确保拥有一个客观的视角,甚或更为可靠的信息,但它有助于提供某种鲜活感。在场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这是不带感情的学者所缺少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形容我的作品“自以为是”(opinionated)时所指的意思。

这又有何妨?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历史学家(或事实上任何人)不会太有趣,而且如果一位作者在论述自身时代的著作中对人和主导性观念没有主观的看法,这也着实怪异。一本自以为是的著作与一本为作者偏见所扭曲的著作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是:前者承认其看法的根源和性质,且并不佯称绝对的客观。就我自己来说,无论在《战后欧洲史》还是在更晚近的回忆性文章中,我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视角立基于我所出生的时代和环境:我的教育、家庭、阶级和世代。这些都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解释,更不是对与众不同的阐释的一种辩护;它们只是给读者提供一种对它们进行评判和情境化的手段。

当然,没有人完全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我自己的生涯便时而紧跟思想和学术的动态,时而与之偏离。由于成长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家庭,我很大程度上对我同时代左翼人士的狂热无动于衷。在以色列所待的近两年时间—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让我只是间接受到了60年代的一些狂放热情的影响。我很感谢蒂姆揭示了这些变化:它们于我而言颇为朦胧,而且我承认事实上在此之前自己也很少加以留意。

在剑桥—在观念史和英国史学史领域,这里是新学术的温床,但在当代欧洲史领域,它基本上已奄奄一息—对法国史的研究,让我学会了摸索自己的研究路向。其结果是,我从未像那些跟剑桥的约翰•普拉姆(John Plumb)爵士或牛津的理查德•科布共过事的同龄人那样,成为某个“学派”的一部分。因此我自动地成为了我天然感到亲和的那一类人:对专业化的学院史学界来说,我差不多是个局外人。

这有一些弊端,正如从外部加入一群社会—学院精英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其一是始终对“局内人”抱有一些怀疑,包括他们的文献、方法和传承的做法。这被证明在美国更为不利,在那里,专业上的因循守旧比在英国更受尊崇。在伯克利和其他地方,我常常被人追问,对我年轻的同行们为之倾倒的某某著作有何看法,而我只能坦诚自己从未听过:我从未借助“该领域的文献”来开展研究。相反,这些同行们会惊讶地发现我正在读政治哲学,而我正式的“职位”却是社会史。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这让我很没安全感,而到了中年,它却成了一种骄傲。

回顾过去,我很高兴自己坚守历史的领地,而拒绝了从小到大各位老师们劝我成为一名文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者的诱惑。与历史有关的一些东西—强调通过时间来解释变化,以及主题的开放性—在我13岁时吸引了我,且迄今依然。当我最终找到时间来写一部关于我自己时代的叙事史时,我十分确信这是理解它们的唯一方式,今天依然如此确信。

一位在剑桥给我授过课的老教师曾因为我迷恋自然界和地质的构造(我当时正在研究普罗旺斯的社会主义,并对风景和气候的重要性很感兴趣)而对我横加训斥。“地理,”他告诉我说,“是跟地图(maps)有关。而历史是跟伙计们(chaps)有关。”这句话我从未忘记,既因为它不言而喻是正确的—我们塑造了我们自身的历史—也因为它如此明显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将塑造这段历史所置身的背景视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这里面,地图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

事实上,地图与伙计的区别,虽然不言而喻是真实的,但也是误导性的。我们都是地图的产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性的。我童年时的地理—我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事物—对我个人的塑造不逊于我的父母或老师。我青年和少年时的“地图”同样十分重要。其独特的既犹太又英伦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南部—仍弥漫着爱德华时代的习俗(mores)与社会关系的气息,在那里,地域是如此重要(我来自普特尼,而非毗邻的富勒姆):若没有这些坐标,后续的事情便难以解释了。60年代的剑桥,及其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与精英向上流动的混合;70年代的学术界,衰败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个人化的狂热之间不稳定的结合:这一切都是我的著作和后来学术轨迹的背景,任何有兴趣了解这些的人很可能发现,那幅地图是个可用的指引。

我若是没有写过十几本著作和数百篇特立独行的文章,可能还会担心,这些对话和反思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唯我论。我还没写过自传,尽管最近几个月里我发表了回忆录的一些梗概,而且我仍然十分确信,对历史学家来说,恰当的默认模式便是修辞上的隐身。不过在得到鼓励而透露了我个人的些许过往之后,我承认这对理解我个人在关于其他过往的研究上的贡献很有帮助。希望其他人也有同感。

2010年7月5日,纽约

《思虑20世纪》图书简介

托尼·朱特:20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著,苏光恩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2月

《思虑20世纪》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尼•朱特的绝唱,它将一个时代相互冲突的智识史统一进了一段高蹈的叙事当中。

20世纪是作为一个理念的时代出现的,在朱特与蒂莫西•斯奈德的一系列长谈之中,朱特精到地解释了这些理念以及它们政治许诺的危险之处。他复活了那些思想和思想家,指引我们穿越那些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论辩。随着对那些被遗忘的观念的重访和对时髦思潮的仔细检视,20世纪的轮廓得以浮现。朱特和斯奈德将我们带入他们的分析当中,使我们开始意识到现在对于过去的责任,以及历史视角和道德考量在对社会的批判和改革中一直所具有的力量。

在对20世纪最好的智识生活的恢复和示范中,《思虑20世纪》敞开了一条通往21世纪道德生活的道路。这是一部关于过去之书,但也是关于我们应为之努力的未来的一份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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