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英美一些国家的政府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读书杂志微信公众号 苏光恩2016-05-06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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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权力对历史的滥用或扭曲面前,历史学家需站出来对这些问题予以澄清。

托尼·朱特常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通过《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以及《记忆小屋》等著作,他将二十世纪的问题做了极为深刻的展现。就在他不幸罹患肌肉萎缩症将要辞世的几个月里,东欧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与他做了最后的对谈,并辑录为《思虑二十世纪》。本期推送苏光恩的文章,让大家对托尼·朱特多一些了解。

如果说理查德·科布在朱特学术生涯的开端对他所下的判断更多是基于他历史写作的风格的话,那么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朱特则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因为《纽约书评》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的鼓励,朱特开始为《纽约书评》和《新共和》等刊物撰写大量评论性文章,话题涉及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及美国外交政策等问题。尤其是他对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以色列的所为都做过极为严厉的批评,因此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在《思虑二十世纪》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朱特对布什政府时期诸多做法的愤怒(尽管他对新上任的奥巴马也不抱太高期望),而他所阐述的中东问题对美国和欧洲的不同影响,在《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的今天看来不啻为洞见:

当布什说,我们在“那里”打击恐怖分子,这样我们就不必在“这里”打击他们了时,他是在实施一个十分独特的美国式政治行动。它肯定不是一个在欧洲也同样有效的修辞。因为“那里”无论是黎巴嫩、加沙、巴格达还是巴士拉,其实离欧盟的边境都只有一小段飞行距离;你在那里,对“他们”采取的手段,都会给他们在汉堡、巴黎郊区、莱斯特或米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或外来者同胞带来直接的后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西方价值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开启战端——这对美国评论家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和不言而喻的——它不会简单地停留在巴格达。它也会在距埃菲尔铁塔三十公里处重现。所以我们与他们、那里与这里的概念对有着长久地理隔离历史的美国民族主义来说是关键性的,但在其他西方国家,这样的情感完全不存在——它们当然也有其自身的民族主义,但它们无法再设想这样一种对外隔绝。

知识分子有别于学究的地方在于,他能够跳出狭隘的专业领域,对公共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知识分子必须清楚哪些问题是自己能够介入的,又有哪些是自己最好保持沉默的。事实上在朱特看来,知识分子的身份颇为暧昧,他必须是个世界主义者,他的目光必须超出地方性的话题之外,但与此同时,他必须深入到地方性的话题中去。一个无法把握细节和地方性知识却又无话不谈的人,不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不过对朱特来说,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其最重要的品格是对真诚的恪守。这种“真诚”有别于“真理”——借自伯纳德·威廉斯的界分——后者所指的是某种绝对的理念,或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它可以要求个人的牺牲,或是动用谎言;而“真诚”所关心的是事实问题,你要尽自己所能告诉世人你所知道的一切,哪怕它跟国家利益、绝对真理相悖。在宏大的真理(big truth)与渺小的真相(small truths)之间如何做出选择,这是德雷福斯案最为重要的启示,也是知识分子历史的开端。但事实上知识分子总是很容易为宏大的真理所诱惑,而讨论那些被诱惑的法国知识分子正是他《不完美的过去》的主题。

苏光恩:朱特最后的沉思

德雷福斯的审判,illustration from Le Petit Journal, December 1894(© Photos.com/Jupiterimages)

相反,《责任的重负》则是朱特为三位最具代表性的法国知识分子所写的颂词,他们是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和莱昂·布鲁姆。该书也是朱特自我理想的投射。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倒不是他们的法国性(他们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法国的局外人),而是他们保持了独立的思想,敢于游离在自己的共同体之外,承受知识界同仁的唾弃。这种敢于跟自己所属的共同体说“不”的勇气是德雷福斯案以来的真正的法国传统,而朱特自己一直颇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也正在于,当知识界普遍对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开启战端摇旗呐喊或保持沉默的时刻,他公开地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

苏光恩:朱特最后的沉思

《责任的重负》

对真相的关切始终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不过在朱特看来,今天扮演着发掘真相之职的往往不是栖身于学院中的知识分子,而是调查记者,是他们在致力于发掘政治背后的污秽。但调查记者终究不能等同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除了揭示真相以外,他还必须运用其智识为公众解释为何这是真相,或是在真相尚未揭开之前,向公众解释出了什么问题。当然,朱特十分清楚,在这个大众传媒愈益发达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如果他们还想对公众施加影响的话,他们必须在文字表达中学会“把握简洁之魂 ”,必须让自己的观点清晰易懂,否则智识上的模糊只会自掘坟墓。但即便如此,我们必须得承认,今天已很难有哪个知识分子还能对社会产生任何一致性的影响。深知自身影响的有限性而仍能恪守真诚,而不取媚于权力或公众,这是今天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操守。

朱特喜欢把自己界定为一名局外人,他很少长时间地属于某一派别,或对某一种主义抱有绝对的忠诚,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他总会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审视自己曾投身其中的东西。但在其多变的政治身份中,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热忱大概是唯一一以贯之的。

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本人正是英国战后福利体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当时的教育改革,像他这样出身中下层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剑桥大学这样的精英学府(当然,朱特对英国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实行的全面教育颇多微词,在他看来,这一用意良好的举措实际上导致的,是只有有钱人才有机会选择更好的学校)。而且无论是在对话录中,还是在他同一时期写就的《记忆小屋》中,朱特都对当时由政府来运营的绿线巴士充满了怀恋之情,他很享受年少时坐绿线巴士在伦敦城里游荡的日子。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公共汽车为他界定了这座城市的地理,将他塑造成了一个伦敦人。可惜自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这些公共交通都被私有化了,再也不会有穿越整个伦敦的公交路线了,有的只是衔接孤立的社区与大型商场之间的线路。

苏光恩:朱特最后的沉思

《记忆小屋》

朱特之所以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市场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原因,是他既无法接受革命那横扫一切的必然性,也无法接受市场的铁律。后两者不管如何对立,它们那种冷酷的现实主义是相似的,即牺牲都是必要的,差别仅在于是为革命牺牲,还是为效率牺牲。而对朱特来说,政治必须是道德的,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辩护也不仅仅在于它是防范社会撕裂的有效手段,更在于这样的社会是道德的。对朱特来说,政府是超越于公民与经济之外的第三部门,始终存在一些需要由它来提供的公共益品。将一切都私有化意味着人为地制造阶级间的区隔,而且也意味着很多穷人被排斥在这些益品甚至是社会之外。在朱特看来,私有化“去除了国家改善人民生活的能力和责任;它也将同样的责任感从同胞们的良知中剔除,他们再也感觉不到一种对共同困境的共有责任”。国家从社会中撤出,整个社会必将瓦解为一座座孤岛。

在朱特看来,今天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政府扮演着极为不光彩甚至恶劣的角色,他们已有的经费很难维持一些公共服务,但他们又不敢提高税收,于是他们便打着福利彩票的幌子将赌博合法化。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利用穷人渴望一夜暴富的那种卑下的本能,来维持那些他们终其一生也未踏进过的剧院的运营,而同时减轻了那一小部分文化精英的负担。朱特认为这是一种彻底的不道德,他承认嗜赌的癖性是无法禁绝的,但“承认人类的不完美是一回事,无情地利用它来作为社会政策的替代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苏光恩:朱特最后的沉思

1960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芝加哥大学(Photograph: Bettmann/Corbis)

很自然,哈耶克在这部对话录中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毕竟他是撒切尔夫人的激进改革的精神导师,而且在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拥有不少追随者。在朱特看来,哈耶克的核心主张事实上是,经济自由的丧失必然导致政治自由的丧失,因此,一旦你开启任何形式的福利政策,必会以希特勒告终。但朱特认为,哈耶克对福利国家政策提出的警告从历史上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实行福利政策的国家最终堕入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更重要的是,这种将经济作为一切政治和伦理的渊源的理解并不像哈耶克所自认为的那样,是对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念的辩护和捍卫。因为对斯密而言,经济仅仅是社会中的一个领域,而非其全部,而市场得以运行的诸多价值(比如对契约的遵守)本身便来自市场之外。以经济来统摄一切,所造成的必然是社会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唯有撒切尔所说的“家庭和个人”,以及他们在经济学上所定义的自利。

朱特当然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很清楚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辩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想说,为了效率而抛弃以往的一切成就,所换来的很可能是“沉疴遍地”。

苏光恩:朱特最后的沉思

朱特与家人、和学生在一起(Photograph: Saul Gold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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