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自己也未必清楚的高级粉丝们

大家专栏冉云飞2016-05-10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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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那个时代台湾解严未久,大陆还有更为严峻的考验,尚看不到漫长隧道前面的亮光。故她用两个自沉与流放的标志性苦主身后之“逍遥游”,来喻沈先生的故去,未始不是件卸掉重轭的好事。

作者:冉云飞(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编辑,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等。)

我是个对乡邦文献极为重视的人,倒不是爱故乡那么简单,因为一个人总是要深耕自己所栖身的土地,否则难免有悬空飘浮之感。由于与沈从文先生的故乡毗邻接壤,同属大武陵文化区,因此阅读与了解他的作品,就有一层许多人不曾有过的亲切感。也就是说,在共同欣赏大家都注意到的他的文学之美以外,更加注重他人物活动的土地,藉以认知自己的生活与文化血脉之所由来。

虽然藉此读了他不少东西,但近来比较热的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沈从文九讲》二书,买了却一直未得暇拜读,故远说不上有系统的了解。但近来搜读到一些零星的史料,或许是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里,不曾收录的。这些资料不是沈从文本人所写,只是直接或间接与他有关,或许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且由于这些零星资料有一定排他性,故公布出来,以便对沈从文年谱及研究资料,做些补充。

沈从文

沈从文

巫宁坤先生是有名的翻译家,译了不少东西,其所译美国小说名家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识者称为名译。但他更被传播的身份是著名右派,读者众多的回忆录《一滴泪》,让人们了解了他多难而丰富的一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漫长的炼狱走出来,稍微宽松后,巫宁坤先生频繁出访英美各地,做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在行旅访学美国加州的间隙,还应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之请,给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同事沈从文先生写信,介绍他们前去拜访。

从文老师:

年初首上一函,想早已收到。

现有友人伊斯顿教授应社科院政治所之邀请来京讲学,因为从《天安门》一书中得悉先生经历,欲求一晤,特请我爱人李怡楷同志陪同前来,请在百忙之中抽暇接见为祷。

伊斯顿教授系加拿大藉,多年来在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任功勋教授,去年应聘转来加州大学。他们夫妇平易近人,十分可爱。

专此遥颂

全家安好

宁坤

4/15/83

于加州欧文

巫宁坤写给沈从文的信(作者供图)

巫宁坤写给沈从文的信(作者供图)

“年初首上一函”的内容,现在我们已无法得知,但至少表明巫与沈二人之间,还是常有联系的。戴维·伊斯顿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当年他来中国的讲题是《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后来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他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对中国的学者与读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巫宁坤说伊斯顿是功勋教授,且言其夫妇可爱,而不说他在政治学领域如何享有大名,也是为了省事,因为沈从文毕竟对政治学并不太了解。查维基百科戴维·伊斯顿词条,1947年至1997年一直在芝加哥任教,中间短期特聘到加州大学任教。那么此处所指的功勋教授,或许是终身教授的另一种说法。

信里说“从《天安门》一书中得悉先生经历”,大约是指史学家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就我的了解,除此之外,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本与天安门有关的书,能从中得悉沈从文的经历。就算是沈从文1955年写的《天安门前》一文,除了知道他在这附近工作外,对他辛酸压抑、小心谨慎的生活,也别无所获。

从这封信,我们难以判断沈从文是否接见了伊斯顿一行。是不是巫宁坤的夫人李怡楷将信交给他看后,便没有留下,而被李怡楷带回了家?因为这信是我从一藏家手中,与李怡楷哥哥、学者李世瑜的一批资料一同买到手的——其中有李世瑜的入台申请信,以及他与部分台湾学者如黄宽重、王秋桂、宋光宇、郑志明等人的往来信件——但无论如何,这对了解沈从文晚年的交谊,多少是有些帮助的。

1988年5月10日,一位名叫姜穆的人,到台湾40年后第一次返大陆,回到他的家乡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据载文斗寨至今百分之七十为姜姓,看到反映文斗寨的一部短纪录片,名为《坚守》,拍摄与配音亦为本地人姜炜红。2003年12月姜穆去世前,他被中央民族大学选进二十世纪《百年中国苗族优秀人物》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或许附上了他在台湾开放探亲后游历大陆的“姜穆旅游状况”,这些旅游状况只罗列了1988至1993年四次与文化文学有关的研讨活动,不知这是否为了编书的特殊需要。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我搜到一叠姜穆的材料中,有一篇钢笔写就的文章《兴国风而独白》(九页),另附了一封他的短信:

《姜穆旅游状况》(作者供图)

《姜穆旅游状况》(作者供图)

姜穆《兴国风而独白》(作者供图)

姜穆《兴国风而独白》(作者供图)

老大:这是应北京民族大学编苗族先进人物选的稿,寄奉代为修改、斧正。这烂稿不能烈(列)入尊著独白,实在不成样子。不过可知弟的出身情(况),好替弟写篇纪(实)文章,一笑。

专此即颂

麻将顺利

弟 姜穆敬上

二〇〇三、六、十一

这“老大”是谁呢?“以《独白》为书名的,国内有两本,一为李敖先生之《独白》,于四十年前,逼老人交棒,是兴国风而独白的作为;另一《独白》为近八十老翁吴心白,忧国风之沦伤(丧),不知伊于胡底,而作经国之文章,恐其目的很难达到,因今人已不知廉耻为何物了。”吴心白当了几十年的《联合报》记者,晚年勤于写书,出版了像自传《荒唐人生——咱要出头天》等。吴心白比姜穆大三岁,早年看了姜的诗作,说其不适合写诗,让姜改写小说、剧本、杂文,总算在台湾文坛有了一席之地。虽然他的名气远不如司马中原、段彩华、朱西宁等同样是从军旅里成长起来的作家。这样一来,像吴心白这样的“吴疯子”,具有江湖气,成为姜穆这样的人之“老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姜穆写给吴心白的信(作者供图)

姜穆写给吴心白的信(作者供图)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首次回国,十日抵广州,沈从文去世的恶(噩)耗传(来),预备访问沈老的计划告吹。”他在行旅之中,当天是否能听到或者看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是不无可疑的。中国官方新华社是在沈从文去世几天后才发布消息的,何况那时尚没有互联网,且沈去世是1988年5月10日晚上八点半,即便从外媒得知消息,不到四个小时就传到姜穆得知的概率也比较低。或许实际情形是,多年后姜穆将没机会探访沈从文的残酷现实,回溯性地说成当天就听到沈去世的消息,可能性是很高的。姜穆的故乡锦屏与湖南靖州接壤,离沈从文老家凤凰非常近。他虽然连初中都没读毕业便参加了青年军,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却在军中开始尝试写作。沈从文的书在台湾固属遭禁之列,但想来他在私底下应该读过。1975年水芙蓉出版社出版的《姜穆杂文集》里最后一篇名为《平凡的痕迹》,等于是他一个简略的小传。他说自己家庭的生活算当地中上水平,却是各种农活儿都要学习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有机会去读沈从文所谓的大书”。与沈从文一样,姜穆有更为残酷的从军经历,使他认为这是取用不竭的,值得“阅读的第二本大书”。

虽然他不认识沈从文,沈从文也肯定不知晓他,但姜穆自信同属苗族,且故乡挨得十分近,故他总是很遗憾没有机会去拜访这位闻名遐尔的前辈。所以当他有机会到湖南一游时,自然有求之不得的高兴。“一九九一年四月,专栏作家访湖南,与李元洛、凌宇、林河、骆晓戈、孙建(健)忠、弘征(金石家)结伴游岳麓书院等,再游武陵,访沈从文老家凤凰、王村、桑植、永顺、张家界,领略了祖国山河的美。”但姜穆在《湖南日报》刊发一文《饮酒鬼忘我为谁》里说:“1990年旅台的湖南同乡袁睽九(应未迟)、夏铁肩(铁陀)、夏美驯等八九人,组成一个‘作家访乡团’,于六月前往访问。那是两岸开放探亲后第一个以作家团的名义访问大陆,受到作协文友、家乡父老的热情款待。”“我们沿‘湘西散记’游武陵源观光带”(凤凰、王村、张家界等),有“孙健忠、蔡测海、骆晓戈、彭见明”陪同,“诚生平快乐也”。

从政区划分的省籍上看,姜穆当然不属于湖南同乡,但从文化与地域上看,湖南同乡作家访问团,邀其同访,并没有什么问题。从上述所见之人所游之地,大多雷同,不知两次是否应为一次?但即便游两次,他们可能也会乐此不疲。彼时对台工作的要点,就是努力接待台胞,这在我所看到的对台工作文件及相关书籍里,也多有记载。孙健忠、蔡测海、骆晓戈、彭见明等湖南彼时当红作家的参与,加上作家袁暌九(应未迟)曾当过台湾某广播公司的总编辑,可能是比较官方化的正规接待。最后,关于姜穆与沈从文还“发生”的一点关系,便是陈素娟2009年发表于《博览群书》第三期的《丁玲与沈从文为何交恶》,曾引用姜穆所写《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一文。其中说1983年4月18日丁玲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因没看到姜穆的原文,不好判断他原文的高下与真实性。

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就在想写这篇文章时,偶翻新近得到的54册台湾《当代》杂志,发觉一篇比较有价值的事涉研究沈从文的史料,便是1988年9月份出版的第29期中,汪珏所写的《沈从文先生四帖》。此期彼时的重头无疑是它的两个专辑,一是“比较文学专辑”和“雷震回忆录专辑”,而单件事抢眼者则更属于陈映真与贾佩琳的公案。但对于沈从文研究者来说,这篇文章无疑值得一提。

台湾《当代》杂志第29期,1988年9月(作者供图)

台湾《当代》杂志第29期,1988年9月(作者供图)

《沈从文先生四帖》一文的“四帖”分别是“德国的‘沈迷’”、“《龙朱》的故事”、“《边城》山外山”、“探骊得珠《月下小景》”。文章一开头就说:“从慕尼黑搬来西雅图不久,第一次去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阅览室,兴冲冲翻开中文报纸,万没料到,赫然入目的竟是沈从文先生过世的消息。”而作者在文尾署日期时尤为哀感惊叹:“七月十四日稿完。距先生辞世已两个月了!”

“四帖”或考证,或探隐,或述实,或诉情,均有可观之处。但在此文发表了28年后,关于考证索隐部分,或不复有新意。但鉴于《当代》杂志在大陆流传不广,或者沈从文研究者不曾注意,故主要拈说其《德国“沈迷》部分,以见沈从文著作在德国的译述情形。原来作者汪珏是通晓德文的沈迷,故她与德国翻译沈从文的人,不是“自嘲是狼与狈的关系”的合作者——叶素珊(Susanne Ettl),就是多有往还的朋友。比如她写到一九八二年将沈从文的作品(《柏子》)译成德文的第一人梅儒佩,在述及柏子带着两条泥腿扑倒在女人床上时,连呼“妙极了,妙极了”的神情,真令人忍俊不禁。

(汪珏《沈从文先生四帖》。照片右侧文字:沈从文过世了,中国最近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也随之而去了。作者供图。)

(汪珏《沈从文先生四帖》。照片右侧文字:沈从文过世了,中国最近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也随之而去了。作者供图。)

而另一位出色的德文翻译家吴素乐女士所译的《边城》和沈从文《小说选》,在汪珏看来堪称典雅出色,故当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因收集沈从文的外文译本,还专程请吴素乐到斯德哥尔摩一行。汪珏与叶素珊彼时“正与莫言的《红萝卜》苦斗”,但一听说沈先生去世,梅儒佩欲纠集诸位德译者,出个纪念沈从文的专辑,自然乐意合作。曾译过沈从文、白先勇、黄春明等人作品的包惠夫有现成的译作,于是此前久欲合译的《龙朱》,由汪珏口译录音,叶素珊打磨,赓即执行。

为了找寻《龙朱》版本的异同,汪珏在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还发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沈从文赠送给学者卫德明的《月下小景》。卫德明的父亲卫礼贤,是四书经典最有名的德语译者及研究者。卫氏父子的书都捐赠给了华大,若不是卫德明年高体弱,深居简出,汪珏真想去问问他也是不是“沈迷”?在谈及有人说沈从文是像狄更斯一样的小说家时,汪珏说“沈先生不是所谓‘批评现实主义’小说家。这是他四十年来置血肉之躯于刀俎上,对自我的证实和肯定。怎容他人再误解误会?”“沈先生甚至不是写实的小说家,也不就是乡土小说家。为什么我们要把有定义的名称强加在一个超越这种种定义之外,为文学艺术而写作的作家身上?”

对沈从文热爱到痴迷,又兼是其作品的译者,也算是沈先生应得的福气。最后汪珏不无沉痛地说:“北地风沙野大,先生不如归去,与屈子贾生在水湄江边且作逍遥游。”那个时代台湾解严未久,大陆还有更为严峻的考验,尚看不到漫长隧道前面的亮光。故她用两个自沉与流放的标志性苦主身后之“逍遥游”,来喻沈先生的故去,未始不是件卸掉重轭的好事。

本文原标题为《新发现巫宁坤写给沈从文的信及其他:纪念沈从文先生辞世2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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