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藏书怎么到了美国图书馆

大家专栏葛剑雄2016-05-16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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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视先人为摇钱树,千方百计挖掘利用其价值唯恐不足,但对其个人资料中任何被他们认为不利的内容隐讳、删节、销毁,不得已问世时也大开天窗,动辄兴讼索赔,他们的先人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受。

作者:葛剑雄(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者)

最近看到某君的大作,谈自己与他人藏书的归宿,透露出种种无奈和尴尬,颇有同感,也有个人的回忆和感受。

大师的藏书怎么到了美国图书馆

顾颉刚先生藏书的归宿

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名人学者的藏书在其身后的归宿,是1981年5月随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在北京香山别墅出席中国民族史学术讨论会期间。5月28日上午,谭先生在会场开会,工作人员说有客来访。

我陪先生回到房间,顾颉刚夫人与顾先生生前助手王煦华先生已在等候。顾师母路远迢迢,换几班车赶到香山,主要是为了请谭先生向社科院领导陈情。顾先生的藏书数量多、内容庞杂,其中不乏精品珍品,但也有不少是图书馆的复本,没有收藏和保存价值。顾先生逝世后,家人决定将全部藏书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但希望能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

社科院方面对捐赠一直持积极态度,但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其中好书不多,不值得发多少奖金;顾先生生前所在的历史研究所有人认为,这些书太杂,相当一部分不适合由历史所收藏,应该由院里处理;还有的领导认为社科院大学者、名人捐赠藏书的不少,奖金发多少要注意平衡。

因此,社科院方面非正式透露的奖金数额与顾师母的期望差距很大,并迟迟未作正式答复,顾师母很焦急。谈了一回,翁独健先生闻讯而来。翁先生当时是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他与谭先生都曾经是顾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深知顾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在谈及有人提出“平衡”的主张,翁先生说:“顾先生的贡献、顾先生的书不是多少钱能衡量的,也不是什么人可以比的。”最后,谭先生和翁先生让顾师母宽心,他们一定会尽力向社科院领导进言,争取奖金数额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

以后谭先生先后向社科院副院长梅益、历史所负责人梁寒冰等谈过,他们都赞成奖金应该多发点,但也说明处理此事的难处。最终社科院发的奖金是数万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基本符合顾师母的期望,据说还是由主管社科院的中央领导胡乔木拍板的。

令人欣喜的是,不仅顾先生的藏书得到妥善保存,顾先生的遗著遗文和个人资料也能及时出版。更令人钦佩的是,顾先生的后人继承了顾先生的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豁达大度的精神,将包括日记、书信在内的顾先生个人资料不加任何删节、全部如实公布。例如,顾先生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对谭慕愚(惕吾)女士单恋至老的细节,也有文革中家庭关系被扭曲以至在家中被斗被打的事实,还有对健在的名人的议论批评甚至詈骂的内容。

如今有些名人后人,对先人的藏书遗著视为奇货,漫天要价;视先人为摇钱树,千方百计挖掘利用其价值唯恐不足,但对其个人资料中任何被他们认为不利的内容隐讳、删节、销毁,不得已问世时也大开天窗,动辄兴讼索赔,他们的先人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受。而顾先生的藏书和遗著遗物已经有了最好的归宿,顾先生应能含笑于九泉了。

大师的藏书怎么到了美国图书馆

王仲荦先生藏书的归宿

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去世后,王师母让他儿子找我,为了筹集出国留学的费用,他们想将王先生藏书出让给国外的机构,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告诉他,对文物级的书籍出口是有限制的,他说王先生的藏书中没有什么善本佳椠,只是收罗广,保存全,如有整套的学术刊物,不属文物。

我与何炳棣先生联系,正好他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后又受聘于加州大学鄂宛分校(UC Irvine),如能说服该校买下这批书,既能救王家之急,也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因为该校图书馆原来没有这方面的收藏。我提醒他,大批书籍的出口需要申报,没有政府批文不行,他说自有办法。王师母让人带信给我,事成后一定让他儿子来重谢,我说不必,为老师尽点力是应该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何先生,他告诉我王先生的书已经在鄂宛分校图书馆上架了。我很惊奇,怎么这样快就办成了,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找国务院特批的。”还说他为王家要到了一个好价钱,对得起王先生了。

大师的藏书怎么到了美国图书馆

过了很久,我与刘统谈及此事,他曾是王先生学生,还当过他助手,与王师母很熟。下一次刘统见到王师母,就问她为什么书卖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王师母大呼冤枉,说书根本没有卖成,不信你可以到书房看,还打开橱门:“你看,不都在吗?”此事自然没有深究的必要,王师母如何说有她自由,但王仲荦先生的藏书早已到了美国。即使不是全部,也必定是其中主要的,否则美国人何至于出好价钱?

也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再需要钱也不该将书卖给外国人,我也不该促成其事,我不以为然。这些书既不是文物,也不涉及国家机密,那就是普通旧书。有国务院批文,属合法出口。放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里,得到妥善保管,并满足了何炳棣这样的专家和专业师生的需要,可谓物尽其用,岂不比长期搁置着强?

至于为什么不卖在国内,那是因为当时大学、研究所、图书馆的经费太少,或者主管不重视图书资料的收集,知识分子的收入太低,才不愿买或买不起。要是放在今天,国内的收购价比国外高,或者早就有人上门求购,或者王家不卖书也有自费出国留学的能力,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吗?

唐长孺先生藏书的归宿

不过在当时,这件事还颇引人注目,尽管我从未宣扬,外界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稍后遇到中华书局的张忱石先生,得知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先生生计窘迫,也打算将藏书出让,问我能否通过何炳棣先生联系美国的机构。

原来唐先生一向没有积蓄,唐师母一直是家庭主妇,不享受劳保福利,患病后无法报销医药护理费用,唐先生负担不了,已影响生活,只能与吴于廛先生家合用一个保姆。唐先生在第一次定级时就是二级教授,属高薪阶层。但唐先生加入中共后刻苦改造,自律过严,认为不该拿这么多薪水,借调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期间每月都自愿上交100-150元党费。到了物价上涨,教授工资贬值,又遇特殊困难,就无可奈何。中华书局考虑到唐先生对整理二十四史和学术研究的特殊贡献,曾想给予补助,唐先生却坚决拒收。

唐长孺先生

唐长孺先生

唐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和乡前辈,自随侍先师后常有机会求教,又蒙他多次垂询。我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并在那里度过童年。唐先生虽是江苏吴江人,但南浔小莲庄和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干是他舅父,年轻时常住南浔,曾在南浔中学执教历史,我姨父是他学生。解放后唐先生为在政治上划清界线,讳言与刘家的关系,也避谈南浔。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晚年的唐先生抑制不住对南浔的怀念,见到我时经常会谈及,或问我南浔的情况:“土地堂前面还有什么好玩的吗?”“南浔还有桔红糕、寸金糖吗?”先师听了笑道:“你以为他几岁了,这些旧事他能知道吗?”好在我还听老人说过,勉强能答上几句,多少解些唐先生的乡愁。有几次在京西宾馆开会,那时的会议开得长,十天半月都有。京西宾馆的房间里还没有彩电,只在长走廊两头各放一台。唐先生视力差,阅读不便,晚上常见他坐在电视机前,与其说看,不如说听着京剧,还合着节拍轻念浅唱,怡然自得。

那一阶段不时能听到老教授在经济上、生活上的、工作上遭遇的困难,先师也在所难免,有的事我已写进了他的传记《悠悠长水》。但得知唐先生的困境,我特别感慨,当年唐先生如此克己奉公,连个人辛勤工作应得的工资也要上交,如今遇到困难,“组织”却坐视不救,或者徒唤奈何。

尽管以这样的理由向外人求助实在有损国家体面,我也知道上次何炳棣先生促成王先生的藏书成交有偶然因素,但还是不得不求助于何先生。幸而突现转机,中华书局以预支唐先生一部旧稿稿费的名义给唐先生寄去一笔钱,而唐师母医治无效离世,唐先生不必卖书救急了。他在给中华书局感谢信中称自己“如贫儿骤富”,令人不胜唏嘘。

(本文原标题:《藏书的归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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