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论”是怎么产生的?

楚尘文化2016-08-12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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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恐怕实际上“读书无用”并无此“论”,也没有“书无用论”或则“书生无用论”。讲实用者对于能为我所用的书,对于读书而能为我所用的人,当然绝不排斥的。

“读书无用论”这个名字起得好。其来已久。最古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对老师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记在《论语》里(《先进》)。这就是说,有了人,有了土地(社)、粮食(稷),还读什么书?有饭吃就是“学”了。书能当作饭吃吗?这话是从一个人做官引起的,可见用意在于做官就是为学。孔子不赞成,也没有驳回。孔子的私淑弟子孟轲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一捆竹简他才取两三条,公然说无书胜有书。诵读诗书的儒家祖师爷尚且有此论调,“绝圣弃智”的道家和“摩顶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提了。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

“读书无用论”是怎么产生的?

不仅如此。“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此论也是由来久矣。试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不错,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人的后代。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是“信而好古”的。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自建国号。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同上)。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的无足轻重的人。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不过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后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著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卷二八四)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赞已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他说的”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 ,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政的。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他不算是“文官”。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上)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俸禄大概是实物,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卷二八八)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还能不听话信从吗?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尤恶文士。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文人瞧不起武人,当然要挨骂。可是顺从附和也不行。后梁太祖还没当上皇帝时,曾和僚佐及游客(门客之类)坐于大柳树下。忽然他说:这柳树可以做车毂。有几个游客便跟着说“宜为车毂”。这可遭殃了。这个未来皇帝“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他随即“顾左右曰:尚何待?”于是“左右数十人摔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卷二六五)不但武人,文人也自相攻击。有一位官员“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恶缙绅之士”。他趁那位未来皇帝大杀朝士的时候建议:“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同上)被杀的都被“投尸于河”。这个建议人“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人谓之鸱袅。”(同上)也有不这样的,处境就不妙。后晋时一位大臣(节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卷二八一)。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兵变。

还有更倒霉的。黄巢入长安建立齐朝后,“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结果是:“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执贱役。凡杀三千余人。”(卷二五四)可见读书又会作诗,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了。

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几本《通鉴》里抄出来的。若不嫌麻烦,大翻典籍,“读书无用论”的传统恐怕是代有新义的。不过分析起来,认“读书无用”者即认书生无用者,也只有两派。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后一派中,不仅有讲政治经济实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还有“文人相轻”的。

上溯到孔、孟,可发现他们和后来的不一样。孔老夫子很重视学习。《论语》一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以后又多次讲为“学”。不赞成读书的子路也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否定书,并不否定学。除此处以外,《论语》中没有再提到“书”。读的书好像只是“诗”。写定了没有,也不知道。《孟子》里有两处提到“书”。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一是“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早期“读书无用”的宏论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书少。二是书不可靠。

书少。孔、孟当时的古书还是刻在竹片上的。也可以写下来,例如“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孟子》的长篇大论不像是刻竹简。不过直到汉朝还是帛和简并用。书的抄写、保存、传播都不容易。殷商的甲骨卜辞在春秋战国时大概已埋进土里了。口传和有文字的书是《诗》和《书》。所以《论语》多次提到学“诗”。《孟子》才提到读“书”(》尚书》)。这两者一是文,一是史,不是两者合一的史诗。《论语》说“文献不足”,说“史之阙文”,好像《尚书》还未成书。只有《述而》中一次提到“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不知是不是《周易》这部书。《春秋》是孔子时才有的。古时不但书少而且多半口传,所以《论语》中记载,有人问孔子的儿子学什么,以为圣人可能“私其子”,另有传授(《季氏》)。从春秋到战国,大约书写工具有发展,书多起来了。这才有“其书五车”之说,而孟子也才有“不如无书”之叹。书少,自然“为学”不能仅靠读书。学,靠的是经验。重口传,不重“本本”。

书不可靠。不但孟子引了《武成》,说明其夸张,也不仅是《庄子》中“寓言十九”,就是在《孟子》这部书中,就有很多故事难说真假。乞食的人竟有一妻一妾(《离姿》),且不说,以《万章》一篇为例,其中舜的故事成批,一个接一个,上继尧,下接禹,很完整。子产的故事活灵活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伊尹的故事中自吹自擂:“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予(我)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百里奚自卖自身当宰相的故事也有说明。孔子、伯夷、柳下惠都有故事作为孟子讲道理的佐证。孟献子、晋平公、齐景公以及缪公对待子思的几个故事也是这样。孟子又说到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说是“好事者为之也”。又说舜的一个故事荒唐,“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齐国东部靠海,是“百家争鸣”之处。那里的荒诞之说也不会仅邹衍一家,早有此风气,所以孟子把荒诞派这顶帽子送给齐东人。《孟子》中故事不少,《万章》篇更是故事集。

古书中故事多,不足为奇。这是古人的一种思想模式,或则通俗些说是思想习惯。用故事讲道理,故事就是道理。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在中国特别发达,长久而且普及。也许因此佛教进来后其中故事流传很多。中印思想习惯有些不同,故事转化也快。“太子”出家的意义在中印双方大不相同。这和“读书无用论”也有关系。因为故事多,寓言多,习惯用隐喻说话、写文,所以就不是事实,不可靠了。不是事实,又不好懂,当然除了吃饱饭的人以外谁耐烦去猜哑谜?何况汉字最少要认识一两千才能读书,还不一定懂。(其实拼音文字要记的词更多,并非一拼字母就懂。各国都一样。)

早期古人不过说:“何必读书”,不尽是“信书”,后来的人一再提出“读书无用论”,重点却在一个“用”字,而且着重在读书的人无用。这好像深了一层,其实所依据的是一样。不识字,不读书,照样当皇帝,做大官,指挥兵马,富可敌国。识字也不过记姓名(项羽说的),记流水账(包括《春秋》记事和给皇帝编家谱)。书,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读书常和挨饿相连。但是有的书还有用。萧何收秦图籍,知道了各地出产,能搜刮多少。这些大概是《禹贡》一类,记下“厥土”,“厥贡”,所以对于治国有用,而且是“速效”,能“立竿见影”的。不过这类“图籍”好像不算正式的书,只是档案。萧何也不是读书人。靠读书吃饭的儒生、文士,除了当“文学侍从之臣”以外,只有“设帐”收几个孩子教识字。这怎么能吸引人呢?孔、孟是大圣大贤,都没有说过“读书高”。“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歪诗本身就不像是读过多少书的人作的。

不论孔子和子路讲的“学”是什么,“学”不限于读书倒是真的。秦朝规定“以吏为师”。官吏就是教师,教“律法”。口口相传,照着样子做,依靠经验,不就行了?可是书总烧不完。中国的书口传笔抄,到唐末才印出来。五代还有活字版。印刷术兴起,冯道才建议刻“九经”。宋代起,刻板和传抄并行。口传的还有,只是秘诀之类了。奇怪的是当晚唐、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读书无用论”正是兴旺之时,为什么印刷书的技术偏偏会发达起来?难道是,读书无用,印书有用;在朝廷上无用,在民间反倒有用吗?书是有用的,但用处不在给人读,尤其是不在于给人读懂。多数人不识字,也要书,例如流通佛经就有利益。大乱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并不缺少书,兵火中一烧再烧,也没烧完,正像大乱的战国时期书也大发展那样。这是什么原故?为什么总不缺少读书和作书的书呆子呢?书对他们究竟有用没有?有什么用?古来读书人是极少数,处在不识字和识字而不读书的人的汪洋大海中,而竟然从“坑儒”以来没有全部“灭顶”。“读书无用论”两千多年未绝而读书还在继续。这些坚持读书的极少数人究竟迷上了什么?世上竟有迷上“无用”的人?

恐怕实际上“读书无用”并无此“论”,也没有“书无用论”或则“书生无用论”。讲实用者对于能为我所用的书,对于读书而能为我所用的人,当然绝不排斥的。司马光的《通鉴》(原名《历代君臣事迹》)不是以“资治”之名而传吗?几千年来,有人识字读书,有人识字而不读书,有人不识字不读书,有人不上学读书而跑书摊买画报看,各得其所,并不都是书呆子。不是个个人都那么打算盘讲眼前实用效益的。冻饿而死的“卖火柴的女孩”不是还在亮光一闪中得到安慰吗?有书就有人读。谁知道有没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见得。人和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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