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特雷弗:“契诃夫的儿子”

[摘要]一个不间断的观察者和心理家,就是特雷弗想要自己扮演的角色。然后,这个潜伏者悄悄摄取了那些最日常的对话,场景,形象,开始了他最深挚的讲述。

一个临终的妇人。

她和她的丈夫都已经足够老了。他们在心里,都已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但是那个妇人,仍然叹息着叫丈夫取来了一本书,让他翻开那因为无数次翻阅,变得松泡泡了的书页,为她朗读。

当老人苍老的声音响起,那已经上路的死亡便已不再迷乱,骚动,那老妇人的生命,最后在房间里弥漫的一片平和中飞离。

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威廉·特雷弗式场景。但却来自于一个与特雷弗邂逅的老人。那老人对特雷弗说,当他的妻子要和这个世界告别,让他在自己病榻边朗读的,就是特雷弗的小说。

84岁的威廉·特雷弗也已经是一个很老的人了,在他通行的那张相片上,他那张瘦削的脸孔,已经像一块干巴的老橘子皮。只有那一对蔚蓝色的眼睛仍然清澈而深情,成为了这个被漫长时光浸蚀的老人身上,惟一的逃脱之物。

特雷弗是沉静的,古典的小说家。是的,这是他一目了然的语调,他凝望着你时眼里的神色。在《巴黎评论》的记者眼里,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乡村中学校长的模样,后来秃了顶,不得不戴上那种寻常样式的毡帽。

几乎很难找寻到他动荡、丰富的过往。都伯林圣三一学院的一个合格生,在广告业心不在蔫地厮混了几年之后,去担当了一个半职的教师职位,而之前,那多半是女人们的差事。早年做过雕塑,直到他发现了小说写作。36岁时写出长篇《老男孩》,幸运地改编成电影后,这个高个子男人的人生之路几乎过早地确定了下来。

他随后的漫长人生,几乎一成不变地,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闲荡。《爱尔兰时报》的记者在一篇访谈里说,这个世上最优秀的小说家,却几乎从来不会被人认出。这让他乐得当一个离群索居的隐身人,可以随时随地持续他优雅的,诗意的,有风度的观察。

他说:“我对人很有兴趣;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又怎样生活。如果看到那边的一个女人,我就想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离开;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还很多疑。……我听到什么然后就开始思索,……人们总说我有一双很警觉的眼睛。”

一个不间断的观察者和心理家,就是特雷弗想要自己扮演的角色。然后,这个潜伏者悄悄摄取了那些最日常的对话,场景,形象,开始了他最深挚的讲述。

他是契诃夫的儿子。同样精妙的另一位英国短篇大师V.S.普里切特说:“威廉·特雷弗简洁、耐心而真诚地允许生活袒露内己,不加任何道义宣说。”在他的那支队伍里,还有艾丽丝·门罗,约翰·麦加汉等人,他们信奉身边的生活,也许因为流离,战争,民族,在他们的生命体验中,往往只是“遥远的雷声”,所以他们更喜欢作为“真实的迸发”的短篇小说,用从容的语速,用暗示、预兆这一类的东西,让我们品尝命运苦涩的酒味。

威廉·特雷弗:“契诃夫的儿子”

《爱情与夏天》 管舒宁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特雷弗书写的,不过是些小城故事。他同意弗兰克·奥康纳的说法:“短篇小说讲的是小人物。”他往往停留在他故事中那些人物怯懦的那一面,带着无限的同情,悲悯,或许还有困惑,去讲述他们之间的欺骗和背叛,秘密和回忆,忽然而至的罪行。

他是属于生活阴暗面的报道者,总是那样的神秘,不开心,但是你却不得不承认,这个富于洞察力的导游,带你看见了在深处静流的那片黑水。

《雨后》的开篇故事《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讲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她们,是钢琴调音师先后两任的妻子,维奥莱特和贝尔。调音师是一个盲人,当后一任妻子贝尔得到他时,他已经老了,头发白了,患了关节炎,她可以得到他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维奥莱特离开了人世。

这场生者与死者的战争,结束于篇末那渐渐展开的缝隙。就是那个前妻帮助调音师“看见”的那个世界,并非那么确切。那些来源于死去妻子有意无意歪曲的事物、颜色,被那个后来者一一说破。

昆德拉说,死人要给活人让位,而特雷弗却使用了更加感伤的说法,他说:“如果厨房的瓷质灯罩有一条他(调音师)以前没有听说过的裂缝,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对像梦一样脆弱虚幻的东西的损害。”

这就是特雷弗带给我们的那一类故事。他观察精确,技艺高超,总是可以沉入那种回响着大提琴音的灵魂之域,正如小说家托马斯·弗拉纳根所说:“特雷弗妙不可言,尽抒挚情;……他总是可以让人倾倒于他的魅力,让人伤怀心碎。”

1950年代起,特雷弗从爱尔兰移居英国的德文郡。在爱尔兰,人们总是想着离开,从那大陆的尽头,迁往繁华的美国、英国,然后,又在那些忧伤而温暖的民谣里,怀念爱尔兰的草场,还有月光下的山路。

我们并不太清楚特雷弗当初离开的原因,这个低调的绅士,也一度被不少人误认作是“英国作家”,但是他却那么固执地维护自己身上的爱尔兰胎记。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流淌在他的血脉里的,那个来源于弗兰克·奥康纳、詹姆斯·乔伊斯等人的短篇故事传统,更是因为他“深知爱尔兰的一切”。

这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小说,大多数时候都盘桓于爱尔兰的某一条街道,河流,农户和山间,更多的,还是因为他总是可以探入爱尔兰人最深的隐痛。

威廉·特雷弗:“契诃夫的儿子”

《纸牌老千》 邹海仑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1月

《纸牌老千》里有一篇《爱尔兰男人》,就写到了一个典型的爱尔兰流亡者。他因为年轻时代的一起盗窃事件而远走英国,沦落成了一个流浪汉,离家数年后,他重返爱尔兰。他陶醉于故土的美好空气的同时,却计划进行一场对当地神父的敲诈。他再一次,对自己的故土实施了一次肮脏的勾当,在花园里,他和神父纠缠不休地对话,暗示那些陈年的、已经无法确证的罪行,事实上却释放出了那个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隐藏的爱尔兰”。

敲诈成功,那个爱尔兰男人却迫不及待地,又一次想要离开,“今天晚上他把一部分钱喝酒喝掉,并且在明天赶到那个码头。……无论他用什么速度走,他所属于的那些街道总是在那里。”

对爱尔兰人来说,酒总是必不可少的。托宾对乔伊斯《都柏林人》的描述,同样适用于特雷弗笔下的那些爱尔兰人:“那些破败、孤独、秘密生活的人们,他们独行,他们生活一半的燃料是酒精,被工作困住的人,住在肮脏的招待所里,或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受了些教育但几无希望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让酒精带领自己,沉入无限低的低处。

特雷弗正是深知这样的沉沦的作家,隐痛,其实就是他一直在说着的主题。他深知这样的梦魇,会追逐爱尔兰人的一生,他臣服于这样的命运,然后又一次,在他那双蔚蓝的眼睛里,浮起了一层泪水。

我们将这样的小说家,称为我们共有的亲人。(文/贺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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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junj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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