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特雷弗:凝视世界的失控和崩塌

外滩画报 [微博] 黄夏2016-11-23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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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雷弗的作品虽然有亨利·詹姆斯“心理分析”、詹姆斯·乔伊斯“意识流”之类的影子,但也仅仅是影子。

威廉·特雷弗的小说大多只提供人生的一个切片,信息量大,绵密度高,透过它,我们可知人物的前世、今生,乃至未来。(图:威廉·特雷弗曾言“作家得益于流亡”,他不是流亡作家,却以流亡心态自勉:“只有离开爱尔兰,你才能真正了解它”)

威廉·特雷弗:凝视世界的失控和崩塌

威廉·特雷弗

当听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获颁 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我心里不禁一沉: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没戏了。这倒不是说特雷弗不够资格,而是指按照诺奖百年来的“规律”,短篇小说家似乎并不是它特别关注的对象,或许门罗之后仍然会有人得奖(门罗本人就创下了短篇小说家获奖的先例),但频率不会很高,间隔也不会太短,像特雷弗这样已经八十好几的作家,可能是等不到了。这么一想,就不得不为他感到遗憾了。

威廉·特雷弗 1928 年出生于爱尔兰科克郡一个中产阶级新教家庭,求学于都柏林大学,毕业后做过雕塑家、教师、广告公司文案等工作,1954年起与妻子一道为谋生移民和定居英国,早年的这段经历日后被他写进自传体长篇小说《爱情与夏天》(Love and Summer)之中。特雷弗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英国写成的,但他笔下的人与事往往发生在爱尔兰,即使主人公是英国人,也焕发出独特的爱尔兰风味。特雷弗曾言“作家得益于流亡”,他不是流亡作家,却以流亡心态自勉:“只有离开爱尔兰,你才能真正了解它。”

特雷弗非但不是流亡作家,而且我们从他乏“善”可陈、除为生计所迫无甚惊心动魄的履历中,很难嗅出任何时代的、政治的或者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较之比他小上一两辈的同胞,如约翰·班维尔、塞巴斯蒂安·巴里、科尔姆·托宾、科伦·麦凯恩等作家,阅历显然更丰富的特雷弗,反而不散发出任何时代的气息。他的笔下固然不乏女性、娼妓、骗子、混混、同性恋者、犯罪分子等社会弱势或边缘人群,但他似乎无意为改善他们的困境在政治上摇旗呐喊,并助其一臂之力。

同样,特雷弗的作品虽然有亨利·詹姆斯“心理分析”、詹姆斯·乔伊斯“意识流”之类的影子,但也仅仅是影子。他的创作手法更不受红极一时的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雷蒙德·卡佛“极简主义”等风潮的影响。特雷弗对时代、政治和文学时髦观念的无动于衷,倒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雍容、笃定、含蓄和克制的古典气质。风起云涌、潮涨潮落间,有人消失,有人留下,但他却一直在那里,如一块璞玉那样静静地闪着幽暗朦胧的光芒。

与同样跟时代、政治和文学潮流“脱节”的门罗比起来,特雷弗也是极不同的。门罗的小说时间跨度通常很大,情节留白甚多,折射的往往是人一生中某个重要的时刻。特雷弗的小说则大多只提供人生的一个切片,信息量大,绵密度高,透过它,我们可知人物的前世、今生,乃至未来。特雷弗结集出版于 2004 年的短篇小说集《出轨》(A Bit on the Side)即聚焦于这样一个大俗的切片:出轨。只是,这个“出轨”的含义实在太丰富了,常常,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对其本来应有的狗血味失去嗅觉。因为,这些篇什太像一颗颗洋葱了,隐藏、包容了那么多人类生活和潜意识中的微妙波动,且一层深似一层。“出轨”这件事,实在只是洋葱外皮上那一层无关痛痒的薄膜而已。

小说集《出轨》中的首篇《坐对死人》就是一颗层层叠叠的洋葱。艾米莉刚死了丈夫,丈夫的遗体就留在楼上等待收殓,两个修女原本是要来给弥留的丈夫作祷告、并顺便劝他皈依宗教的,此时留下来听艾米莉的倾诉。艾米莉的倾诉,以及后来修女离去之后她的行止,由浅入深地大约有这样四层意思,这四层差不多对应了我们对他人生活的理解程度。

威廉·特雷弗:凝视世界的失控和崩塌

威廉·特雷弗:凝视世界的失控和崩塌

《出轨》 [爱]威廉·特雷弗 著,杨凌峰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年 2 月出版

第一层大概是我们最爱听的那一类,艾米莉讲述往昔与丈夫的生活,那种逝去的爱之类的甜腻腻的东西。第二层艾米莉讲述丈夫在世时的种种劣迹,比如他为谋财而与她结婚,又因驯马、赛马和赌马败光了她的家产,特别是那些令人发指的家庭冷暴力。这一层已经开始让修女们感到不适,而当她们问艾米莉何以那么长时间都不离开丈夫时,她们掀开了洋葱的第三层。第三层是给读者也是给修女们灌下的鸡汤,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艾米莉说自己无法放弃姨妈留给她的老宅,也“无法想象他会怎么应付下去”。

其实到了第三层,那些聪明到不想让自己陷入纠结与麻烦心情的听众,应该不失礼节地告辞了。但已然开口开得很起劲的艾米莉抢先说了下去,她的一句“我也不是想让你们认为我不爱丈夫”剥开了洋葱的第四层,修女们支吾其词之后赶紧溜出了门。修女们没有听到的话语,特雷弗帮我们补上去了。艾米莉上楼,跪在死去丈夫的床边祈祷,祈祷他得到救赎和解脱,但在我们听来简直就像是诅咒:“她说起过的对丈夫的爱,已经被忧惧消耗殆尽,只剩下一层空壳,但她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怜残余的存在,就像她在两位访客面前也没否认一样。只是,她无法悲伤,也无法哀恸:剩下的何其少,毁掉的又是何其多。”

这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只留下一个空壳的女人,就如两位修女在飞车逃离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所说的:“我想说,要是让我自己来说,我们刚才就是跟死人坐在一起的。”故事中,艾米莉的丈夫从来没有正面登场过,但他的渴望、失落,乃至冷暴力和流氓气,让我们总能想起他的活力来,就是他的死,也死得那么个性十足:不顾身上的病痛和妻子的劝阻,咋咋呼呼地去马厩折腾,结果呢,嘎嘣一下,再也起不来了。反观艾米莉,她虽然在呼吸,在喝茶,在诉说,但没有任何活气。在长年累月的折磨中,她已经失掉了爱、恨、念想与对生活的展望,竟然让她在丈夫生前没有逃离,死后更安然生活在一座坟墓之中。

艾米莉的人生,是否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出轨”呢?恐怕,它要比在肉体上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关系,要严重得多。因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出轨”,宣告的是尚在延续的生活的终结,它不仅背叛了别人,也背叛了自己。

小说家、评论家V.S.普里切特曾这样评论特雷弗:“如同他的榜样契诃夫,威廉·特雷弗简洁、耐心而真诚地展现生活真相,不加任何道德说教。”他指出了特雷弗与契诃夫在道德问题上的相似点,但没有说明他们之间的重大区别。事实上,契诃夫对道德问题不置可否,是因为他不需要作这样画蛇添足的说明,读者自可从他的作品中感知他强烈的爱憎感,也就是说,其道德观是深埋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之中的。而特雷弗不作道德说教,是因为他对人的深刻洞察和理解消弭了道德的存在,或者让它变得可笑、无谓,进而质疑它的合法性。在《坐对死人》中,艾米莉的丈夫固然是个人渣,但我们何曾觉得他可厌?艾米莉是受害者,我们又何曾觉得她可爱?

甚至,进一步来说,特雷弗对道德的不予置评,也是一种道德观。至少,他觉得,在人这样一种集理智与情感为一体的复杂动物的复杂活动中,无论是肉体、精神,还是心理上的波动,都无法用道德这把标尺去衡量、记录,乃至涵盖净尽。《格来利斯的遗产》中,59 岁的鳏居男人格来利斯得到一份意外的巨额遗产,遗产来自一位生前与他认识的女士。这位女士是格来利斯担任管理员的图书馆的读者,两人常在一起探讨书籍、作家和文学。特雷弗让这个男人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到底是接受这笔天上掉下来的财富,然后让人家说三道四、擅作揣测,还是拒绝其中的大头,挑个坛坛罐罐的什么来做个纪念,留得一世清白?

《格来利斯的遗产》这颗洋葱的表皮,就在于我们怀疑两人之间大概有染,要不那位女士怎么会给一个不是至亲的男人那么大一笔财富?对于这种道德思维定势的批判,决定了故事的走势,我们期待中的狗血,被特雷弗置换为一个不起眼的细节:这一男一女除了讨论书本之外,从不讨论彼此的人生、家庭和感情生活,他们谈完书本之后就直接收拾茶具,道晚安走人。“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就是这些谈话本身”,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提示,暗示了物性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平行的智性世界,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眼中,他们所身处的那个物性世界是虚假的。

这,是不是一种“出轨”呢?没错儿,两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人的轨道上运行,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却只为彼此而拥有。这一刻,足可以把他们从生儿育女、养家糊口的任务中暂时解脱出来,喘上一口气,过一过“真正”的、想要的生活。但,有多少人对之有所领悟和理解呢?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反而是非常可怕的:自己的枕边人原来是个怀揣着另类梦想的陌生人。因此,无论格来利斯接不接受遗产,光是遗赠这个行为都将引起猜疑和想象。最终,他决定与其向世人说清楚这份罕有的情愫,不如以绯闻与谣言来保全它:“冬日的花朵已然飘落零散,隐没在一道秘密的暗影中,而欺骗的幻象成全了一份静默无语的爱情,为它赋予尊严与荣光。”

“欺骗的幻象”,既有其强烈的讽刺意义,又充满人生的无奈和悲凉,因为只有污名、谎言和欺骗,才能赋予真相以“尊严和光荣”,使之免受更大的污名、谎言和欺骗的伤害。在《孤独》中,特雷弗写道:“有些事实或真相,哪怕可以为人类的精神性灵带来荣耀光辉,如果其中也包含有一些可怕的成分要透露或陈述,那么你兜售或传布这个故事时就会很艰难。黑暗滋养了光明那欢忭壮丽的胜利火焰,但又有谁想去面对和了解黑暗?”黑暗,有时未必来自地狱的渊薮,但它确乎逸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传统》中的校工贝拉通过性爱启蒙了青春期男孩,《格来利斯的遗产》中的男女通过精神上的交流充实了自己的人生,《孤独》中的父母通过谎言挽救了女儿支离破碎的心灵他们所背负的是诸如恋童癖、变态狂、婚外恋、伪君子等污名,保全的则是他们所珍视的人与感情。

因此,本书译者在译后记中对特雷弗关于道德“宽容”的解读,是值得商榷的。译者写道:“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只要是与法律无涉,而仅限于道义伦理范畴的,英语世界,尤其是大家风范的不列颠子民,对此抱有的宽容度从来都鲜有能出其右者,因此,特雷弗显然超然于道德焦虑之外,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实际上,英语国家,尤其是特雷弗笔下的爱尔兰乡镇,在道德上经常是保守,而非宽容的。要不,那些男男女女也没必要活得那么累,那么纠结,那么孤独了。

通常,他们就像《圣像》中的诺拉,凝视着家里摆放的圣像,圣人们都宽容地垂下眼睛,缄默不语,但“大家风范的不列颠子民”的道德神经,紧绷绷地都可以听到弦外之音了。诺拉想:失控和崩塌的是这个世界,不是她。是的,特雷弗笔下的人们都活在过去的世界之中,他们要么像艾米莉那样遁入一座坟墓,要么像格来利斯那样拈着一根彼岸的游丝不松手,要么像诺拉那样,清醒地凝视着这个世界逐渐失控和崩塌,而自己迟早也要被其生吞活埋了。(文/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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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ophi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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