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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龙春:王铎,一个南明“贰臣”的标本

澎湃新闻薛龙春2017-01-09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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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在清兵到来之前,马士英、王铎、钱谦益、赵之龙等十六位大臣曾在清议堂集会,但他们并未商讨任何迎战对策,而是密谋透过赵之龙纳款于清。

1645年五月十五日(本文纪年用公历,月日用农历,以避免年底年初的错乱,下同),豫亲王多铎率清军进入南京,弘光小朝廷文武诸臣献城投降,国家博物馆所藏《多铎入南京图》定格了南京降臣跪迎的耻辱瞬间(可见的姓名:降将赵之龙、徐州爵、齐赞元)。王培荀曾讽刺这些明代降臣说:“莱阳左萝石懋第尽节之日,……彼钱谦益、王铎等于福王出奔后远迎王师,天大雨,跪伏泥淖中,士马腾踏驰过,麾之起,不敢起,直待大帅豫亲王至,命之起,三呼万岁,然后立身,可谓恭顺。”因拒绝投降而被多尔衮杀害的左懋第,有明末文天祥之称,他的殉节与钱谦益、王铎等人的跪迎之间,适成鲜明对比。

次日清晨,多铎接受弘光百官朝贺,这些官员“递职名,到营参谒如蚁”。实际主持投降事务的忻城伯赵之龙还命令百姓家设香案,在黄纸上书“大清皇帝万万岁”及“顺民”粘贴于门上。就在清兵到来之前,马士英、王铎、钱谦益、赵之龙等十六位大臣曾在清议堂集会,但他们并未商讨任何迎战对策,而是密谋透过赵之龙纳款于清。这次会议结束时,总宪李乔、右都御史唐世济齐声相和说:“便降志辱身,亦无可如何!”可知其时虽北信甚急,但百官通过这个会议,已经吃下定心丸。

尽管是一次集体行动,但王铎的变节仍令人感到惋惜。自1622年入仕以来,他一直竭力营造忠荩之臣的形象,无论是辞修《三朝要典》,与阉党划清界限,还是在经筵讲学中力言赋外加赋所带来的灾难,都为他赢得了美名。当杨嗣昌面对满清主抚而不主剿时,王铎更是不避廷杖的危险,上书极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在举荐四弟王镆的一封奏疏中,他甚至请求朝廷允许他与王镆领四千强兵,请缨以击寇颈,致意阙下。1644年六月,王铎在就任弘光小朝廷大学士后的一首诗中,写下了“陆沉恢拓谁垂泪,独立新亭意未休”的豪言壮语——新亭,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地名,东晋时王导在这里要求渡江南来的贵族要“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王铎的雄心于此可见。

薛龙春:王铎,一个南明“贰臣”的标本

王铎诗稿,中国嘉德2009秋拍,1650

《明季遗闻》记载马士英、阮大铖欲票拟姜曰广、祁彪佳等人,王铎竭力反对:“吾辈志在报国,若苟且因循,害民误国,腕可断,此旨不可拟也。”此一时期,王铎一方面竭力保全在北者三十家性命,以避免新一轮内讧;另一方面,上书谏遣大珰、罢锦衣卫、减刑、禁加派诸事,以廓清朝端,让百姓得以休息。然而,在高弘图、姜曰广等人相继告退之后,马士英呼朋引类,王铎很快陷入宵小包围之中,在此后所上一系列奏章中,他力争张捷乃邪佞无骨之人,且与杨维垣、陈盟诸佞臣连枝牵蔓,不能担任吏部尚书之职。马士英任用太监卢九德掌管兵权,但其人不识一字,日索将士贿赂,王铎切言“事势至此,恐人生变志”。对马士英“专用私人,惟图金宝”的行径,王铎更是直言不讳。弘光帝自身的一些问题,如选淑女、宫中习射、沉湎酒色等,王铎也敢于直谏,及时提出忠告。在许多奏章最后,王铎写下“不欲外闻,亦勿批下,冒死封进”、“万勿令左右中贵见”、“冒死陈言,焚之勿露左右”、“密封勿示左右,仍如前焚毁”等语,可知王铎此时确实能言人所不敢言。

虽然弘光帝曾表扬王铎为“忠臣”,要求他“有当言即言,勿学马士英蒙蔽”,然而当王铎要求剥夺马士英军权时,弘光帝迄无实际行动,在王铎与马士英集团的较量中,也从未给予王铎任何实质性的信赖与支持。因此,当田雄执弘光帝至南京,旧日诸臣一一上谒之际,钱谦益伏地恸哭,至不能起,王铎却并不跪拜,反而叉手数落弘光帝的罪恶:“余非尔臣,安所得拜?”当一位臣子拒绝承认他的皇帝时,往往暗示着皇帝的不道。不唯如此,入清之后,王铎在回应鼎革之际少有人臣殉节一事时,更是毫无顾忌地说:“是上剥下,下亦剥上也。操锷而自剚其躬也,不克以天下为心。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

然而,作为贰臣,王铎不仅有着强烈的负疚感,还必须回应外界的严厉指责。在《古怨》一诗中,他写道:“命在复何语,恩深感慨长。”因为身欠一死,既往所有的惨淡经营皆已毁于一旦。这种愧疚与负罪感,伴随着王铎生命的最后几年。

薛龙春:王铎,一个南明“贰臣”的标本

王铎《文语轴》,香港艺术馆,1646

在传统的儒家教谕中,不食周粟乃是臣子高尚人格之象征。生死关头,最能考量人臣的政治伦理。蒋臣《告倪文正公文》讲到崇祯自缢后人臣面对生死抉择的不同行趋:“乃有不矜细行已失足堕泥淖中,而尚以一死挨其生平者;有早立名节,世所推重,居之不疑,惟不死乃终败露,遂至涂面丧心,无复顾忌。……嗟乎,杀身成仁,见危授命,至于一死,始无遗憾。自死而外,更无转语可用自宽。”意思是说,只要选择了死,一位大臣此前纵有再多不是,哪怕是佞幸之人,所有罪过也会得到人们原宥;而只要选择了生,则一切名节都必然被视为虚伪。弘光朝的张捷、杨维垣都曾是逆案中人,但清军进入南京时,他们选择了自杀,既往罪责因此被一笔勾销。相反,王铎的政治生涯中虽无严重劣迹,但选择了生,则意味着一败涂地。

1646年正月,王铎接受清廷任命,以原官管内翰林弘文院学士事。虽说燹惊颠沛之余,得以优游燕衎,让王铎感到安慰,但经过玉蝀桥时,他仍不免朝着崇祯自经的万岁山望去,巨大的迁逝感瞬间涌上心头。当反复描述入清后的生活无悲无喜、无言无笑时,他其实须臾未能真正忘记国家覆亡的痛楚。

在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异哉人生六十不得意,胸中包藏五斗泪。负日凌云还自嗤,鼎鼐匡时心已碎。”这种痛苦与无奈,也许还有悔恨与负疚,裹挟而下,摧毁着王铎的人生意志和信念,“说仙说鬼皆由己,铭鼎铭钟已让人”,表明王铎其时对“垂一姓名于天下后世”的彻底绝望。在这样的情形下,沉湎于声色歌酒,不仅是韬晦,也是寻求自我解脱的方式。王铎《题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云:“寄意玄邈,直作解脱观。摹拟郭汾阳,本乎老庄之微枢。”可知王铎与郭子仪、韩熙载(南唐宰相)一样,将纵情酒色当作特殊政治情势下的心灵解脱之方。自顺治三年春开始,王铎所留下的诗文与书法,常常记录仕清贰臣群体频繁宴集、观剧并鉴赏与创作艺术作品的种种活动。纵情声色,自甘堕落,而无心实际的社会事务,正是王铎此时重塑的公众形象。有趣的是,王铎过去对纵情声色极为反感,认为这是忘却国耻的行径。

薛龙春:王铎,一个南明“贰臣”的标本

王铎题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1649

自我麻醉与沉沦,尚不足以消释内心的悲恸与失望,王铎还一再表达渴望解甲挂冠。对一位选择了与新朝合作的明代官员而言,及早辞官亦不失为挽回面子的说辞。在给友人的信中,王铎谈到乾坤鼎革之后,自己的功名之路已淡,只希望速速投闲,负耒躬耕。在《答友问》一诗中,王铎明确写道:“何用文孤愤,惟祈职早休。”《望解绶》亦云:“悲愤情须遣,古今事不同。”不管辞官是不是出于真实的愿望,王铎通过不断的诉说,在减轻自我罪恶感的同时,也向人们宣布了他对新朝政治生活的冷淡。

在1644年三月北京的动乱中,北方大臣大多选择投降李自成,所谓“偷生既繁,殉节无几”,一些激进的意见认为,明朝的国家之祸酷于骊山,而战功不及中唐,抗节不及南宋。明代臣子的了无节气,言之令人切齿寒心。无论是此时投降李自成,还是随后投降满清,这些幸存的明代大臣往往“饰为求死不得之言,或误听念头勿差之讵”。但种种自我开脱的借口不能为人所接受。

鼎革之际的人对气节有着超乎其他历史时期的要求,一位官员一旦逸出这一道德底线,便很难在同时人中获得同情。贰臣这个特殊群体有着共同的身份危机,也有共同的消释这一耻辱感的内在要求。在时人的描述中,王铎入清之后,至为颓废,似只求速死者。张镜心《赠太保礼部尚书王文安公神道碑铭》云:“出则召歌童数十人为曼声,歌吴歈,取醉,或宵分不寐,以为常。……间召青楼姬,奏琵琶月下,其声噪唳凉婉,辄凄凄以悲。居尝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肯服药,久之,更得愈,愈则纵饮,頺堕益甚。……幸熙朝宽法网,哀怜老臣,待以不死,计此七年,皆余生。”钱谦益铭其墓亦称他“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还将王铎形容为“叔孙昭子”、“魏公子无忌”——这两个人是春秋与战国时的贤人,皆因不得其志,饮酒作乐而死。彭而述在《祭孟津王觉斯先生文》中则说:“迨夫皇舆败绩,仓皇江左,司马云亡,管夷吾其何补,赵氏中绝,文信国以难支。以故与道污隆,一时明太公之志;随时消长,九畴见箕子之心。”过殷墟而作麦秀之歌的箕子,虽身在周朝,却深怀故国感伤。彭而述将王铎形容为有箕子之心的人,其意昭昭。在《吊王文安公》中,彭氏更将王铎比于忠心耿耿、历艰险而不言功的晋国大臣介子推。

薛龙春:王铎,一个南明“贰臣”的标本

王铎《行书送张缙彦北上诗册》,武汉博物馆,1643

再看王铎是如何回护张缙彦的。《明季实录》记载,明末任兵部尚书的张缙彦在李自成入京后,奉旨录用。其后张氏又在河北“收募义勇,诛逐伪官”,关于这段经历,《国榷》以正面的姿态加以描述,而《甲乙事案》与《小腆纪年附考》都认为这是张氏“自言”和“诈言”。正是在王铎的保荐下,张在弘光时期得授原官,总督北京山西河南军务。《拟山园选集》收入了王铎所撰《敕谕总督尚书张缙彦》,有“闻汝复纠合李升、郁英、解居易、郭士元、李际期、郭士标、贵养性等义旍,一振一日,响应者万余”。从这段话以“闻”字起始,可知王铎对张这段经历心中并无底气。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王铎再度美化张缙彦,所谓“北都遂溃,求死不得,乃变服为道士,思以图寇”,并借洪承畴之口,指出“夙昔翳蔽以长机牙、旁委琐钥、坏天下至于陆沉者,非坦公之故”。既揭橥张氏在鼎革之际求死不得的心志,亦将这位兵部尚书亡国之责开脱得一干二净。

熊文举也曾为张氏开脱:“至狂澜既倒,沧海横流,无饷无兵,以一纸空衔而曰:是大司马得端征伐,呜呼,不闻天命既去,虽武侯扶之,而不足乎?当时皇舆论板荡,公不难以七尺谢先君,而忍死须臾,吾坦公之心其谁知之?”投降在熊氏笔下被形容为“忍死须臾”。狂澜既倒,此时即使是诸葛亮也无计可施,更不用说张缙彦当时无饷无兵,兵部尚书的任命只是一纸空文。1645年冬,张缙彦手书投降信札,表示愿归顺清朝。这封信经清安庆巡抚李犹龙转达给在南京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由于崇祯年间洪承畴任职陕西时张缙彦是他的下属,“知信甚深”,洪承畴向清廷力保,准其投降。熊氏大谈“不难以七尺谢先君”,此时成了不折不扣的谎言。

王铎所开脱者,不止张缙彦一人。1649年上巳日,在御赐宋权的北宋范宽画作上,王铎将宋权这位最早投降清朝的明代大臣形容为“以第一流人赐第一流画”,其道德勋业值得大书特书。当年五月,宋权家的盆兰枯萎之后复发三花,王铎特为作图,在跋文中,他说:“雨恭先生为国家发无穷光华,流馨千禩,为王者笃材,不与凡卉伍。”枯兰复花,王铎将之视为了不得的祥瑞,借此机会,又大肆鼓吹了一番主人宋权的德行与功绩。这种鼓吹,无疑是对他人“贰臣”指责的一种回击。

再来看王铎友人间相互开脱的例子。吴伟业曾提及,龚鼎孳在1650年秋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自称“癸、甲大栋渐倾,妄以狂愚奋身刀俎,甫离狱户,顿见沧桑。续命蛟宫,偷延视息,堕坑落堑,为世惭人”,龚鼎孳对自己在甲申国变时的表现虽有美化,但对服务新朝并不觉得理直气壮,一如遗民杜濬所指出的:“步步辨退、着着谋退,则退易矣。空言求退,则退难矣。”然而,在熊文举的笔下,龚却成为一位难得的道德君子。在序龚氏诗集时,熊谈到北京沦陷,他与龚鼎孳一起逃到一荒寺破园中。两人都没有自杀,理由是他们没有亲詈此难,并大义凛然地说,“夫君子值国家之厄,舍生取义,甘之如饴。……亲罹之断断欲各行其志,而有以相失,奈之何?”一副无法赴死而无可奈何的姿态。他甚至激赏龚氏入清后的诗文“以伤心之丽离宫故苑,泪雨纷飞,赠答酬怀,蛟珠迸落”,从中可见大义炳然和忠厚悱恻。熊文举在鼎革之时与龚出处相近,对龚氏的回护,毋宁说是一种自我辩解。在序言的最后,熊氏这样诘问道:“孝升何负于君父?何负于师友?”这两个诘问虽然乏力,却展现出贰臣寻求自我救赎的苦苦挣扎。当然,这种回护的动力并不是新朝的认同,而是弥漫于明遗民之间的以及可以预期的后世指责。与此口径一致的是,王铎序龚诗时,也说他“铮铮为国家廓清之担,荷重远谋,求为君子之无愧焉耳”。

贰臣的悔意,也时刻流露于他们的言行之中。熊文举在明亡之前,曾与老师孟兆祥讨论万一京都不守,该如何处置。孟说:“莫商量,各人自顿主意。”又说熊文举有老亲在数千里外,又官司勋闲曹,不是要职,尚可从容。李自成入京当天,孟兆祥及其子孟章明皆殉节。每每想起老师,熊文举总油然而生一种愧负感,《泊镇吊孟肖形老师》自述“两次捐生,而事会间之,不获毕命”,但无论如何,作为生人,“既负国恩,又惭师训”,在这首诗中,熊文举还写下了“门生羞后死,洒泪志忠臣”的句子。不惟孟兆祥,熊文举对以身殉国难的倪元璐、黄道周等人,都有愧对之意。因此,熊文举入清后屡请挂冠,有“生杀惟命,浩不可挽”的决心。他也像王铎一样表示,“病不寻医,呷水焚香,但祈速朽”,他最大的愿望是死后能够“名题处士,墓额遗民”。遗民与贰臣虽是截然相反的社群,却是贰臣心中念念难忘的道德高标。

即使熊文举因“欠一死,耻于自叙”,但他仍多次对自己鼎革以来的种种表现详细记录。诸如声称自己在甲申三月不难以死,从先帝于地下,但两次雉经垂绝,为刘兰生救解于隘巷;次日,当诸俘臣哭临时,刀槊如林,但他握拳透爪,“廷捶误国之权阉,啮齿穿龈,哭请先帝之含敛”。也就是说为崇祯帝请含敛捽宫礼,为其倡首。四月廿九日,李自成离开北京,熊文举、龚鼎孳、涂印海等人解缚逃出平自门,自称“三人口占文互祭,将同毕命于一野寺荒园”。入清之后,受新朝特知,但在1645年六月初一宣示南方归附之后,毅然挂冠。熊文举在谈论这些事迹时,不时拉傅振铎、龚鼎孳等人为之作证,并引其父之言曰:“谁谓子偷生乎?”杨廷鉴正是借助熊文举的种种自述来为之开脱的。在《熊雪堂选集序》中,杨赞扬熊氏“忠孝大节”,并说:“夫圣贤出处进退,初无一成之迹,古今兴亡治乱止此不泯之心。”这句话意在表明,一位臣子在治乱兴亡之际,不在于他忠诚的行迹,而在于他忠诚的心意。这可以说是贰臣自我解脱与相互回护的最后一根稻草。(文/薛春龙)

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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