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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多年的周有光访谈:不正常之事永远是要改正的

编者按:112岁的周有光先生今晨去世,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但这一天真的到来,令我震惊之余还是很难过。想起2010年盛夏,我与媒体友人袁凌拜访周老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先生,他比我想象中更坦白、更通透。

今天翻出当时的聊天记录再读,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让现在的青年人看看,周老先生平淡地述说自己的历史,却是我无法想象也不可能再经历的历史,当然,还好这些都只是“历史”。

周有光寄语青年:没有无希望的事情

105岁的周有光今天(2010年受访时)依然精神矍铄,面对每天络绎不绝的新闻记者,老先生有一句口头禅:“你问什么,我答什么,年纪老了糊涂得很,你听了不要相信。”其实一点也不糊涂,虽然耳背,但只要在纸上写上几个关键字,老先生立马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对今天的青年人,老先生一语概括:“有希望,但要采取乐观主义。”

“四朝元老”却拒绝仕途

问:如果按朝代划分,您可是经历了清末、民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四个时期,而且您认识那么多国共两党的高官,完全可以走仕途嘛……

周有光:我的确接触许多。国民党的秘书长就是我的同学,他夫人和我夫人也是同学。但是我不喜欢做政治工作,有好几次他们希望我参加工作。我不仅没有参加政治工作,我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问:您连中共党员都不是对吧?

周有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我也认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跟我很熟,解放后上海的陈毅也跟我很熟,后来陈毅调到北京,我也调到北京做语言文字工作,我们又在一起了。当时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陈毅是主任,我是委员。

后来在全国政协我们又在一起……但我没参加共产党,因为我想我在解放前做过银行的高级职员,按理论我是属于资产阶级。

尘封多年的周有光访谈:不正常之事永远是要改正的

问:您就这样给自己定性为资产阶级了?

周有光:对的,我自己给自己定为资产阶级,虽然我没有钱。同时,我的夫人也反对我做政治工作。不仅解放后我没有参加共产党,同时有好多次有机会希望我做政治工作,我也没参加。我说我这个人没有用处,只能做些专业研究。

问:您怎么从上海又到北京的呢?

周有光:我一直做专门研究工作,一开始在上海搞经济学,也不是搞理论经济学,而是偏实用经济学。

1955年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来成立一个新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上面就希望我去这个新机构,我的语言学是业余搞的,并非专业,我说我是外行,来恐怕不合适。可领导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复旦大学的校长也劝我来,这在当时的确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我就去了。

从经济学转到语言文字。当时这个委员会的业务部门有两个,第一研究室研究拼音化,第二研究室研究简化字,我是委员兼第一研究室主任。于是我完全把经济学丢开了。

尘封多年的周有光访谈:不正常之事永远是要改正的

“我这辈子很幸运”

问:“文革”的时候您还是受到了一点牵连,这是不是与您之前参与翻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

周有光:没有关系。这是邓小平到美国后,美方建议,中国和美国合作做几件文化工作,其中一项就是翻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双方各派3人,形成6人编审委员会。我就这样参加了。

这些工作很有趣味,当时我们答应下来做,有人就劝我,你不要做啊,你直接接触帝国主义的思想,将来要枪毙的!我说这是邓小平要做的嘛。

当时这个工作很顺利,当时每个大学教授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回来的,反右时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劳动回来以后不许他们教书,他们没有事情干,我们就联络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大学教授,一共500个,来帮助我们翻译。当时国家穷,待遇很低,但参与这项工作的人还是觉得很有意义,做得又快又顺利。

尘封多年的周有光访谈:不正常之事永远是要改正的

问:当时受到的冲击大吗?

周有光:当然大家都有冲击。我在上海是经济学教授,如果还在上海那就是冲击重点,但我改行到北京来了。我们也受到冲击,但这是普通的,下放宁夏种田两年又四个月。后来回北京,发现家里住着的全是造反派,我就让他们把地方让给我们,他们就把东西全搬走了。但和当时的很多人比,这些都是小事情。

问:可见您这辈子挺幸运的。

周有光: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碰到两次最困难的事情,一个是抗日战争,我从上海逃到四川,天天在炸弹下面过日子,一次,一个炸弹在我旁边爆炸,旁边人都炸死了,我没有受伤。

还有一次我出去有事,回来发现家里的房子都被炸没了,家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每天都有死亡的可能性,那时最痛苦了,我只记得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大的搬家36次。

第二就是“文革”,不过经过抗日战争的困难,“文革”对我来讲就不算大困难了,只是没有好好工作,浪费了10年。所以我一生浪费掉这20年,除此之外,许多劫难你没有被变成重点,就是很幸运的了。

“青年要采取乐观主义”

问:您觉得您的经历给现在青年人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周有光:青年要采取乐观主义,一个人一生当中一帆风顺的时间不是最多的,很多人遇到不顺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遇到困难不要泄气,不要悲观。

我就是乐观主义,下放宁夏也有好处,我因为用脑工作的人主要有失眠毛病,可在宁夏从事体力工作,不许看书,我的失眠反而好了,至今活到105岁,从未失眠。我一直相信否极泰来,坏到极点的时候一定会好起来。

再比如“文革”时我的粮票不够用,家里有老母亲、孙女、有三个保姆……一共9口人,讲起来很有趣味的,我的朋友就告诉我,你是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去政协食堂吃饭,于是我就每天去,有一天碰到溥仪,我就想:“皇帝”的粮票都不够……

尘封多年的周有光访谈:不正常之事永远是要改正的

问:那您在宁夏的时候真没想过会一辈子在那儿?

周有光:去的人都要求宣誓永远在那里,我也跟着宣誓,但我心里知道不可能永远这样子的,为什么呢?这是不正常的,我有一个理论,就是不正常的事情永远是要改正的。

这个理论来自我妈妈,我妈妈说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船到桥头自然直。遇到困难的时候渡过难关是可能的。这也是一种乐观态度。

我小时候就和父亲分开了,我妈妈带着我,父亲和姨太太一起住。他们说我的长寿和妈妈的遗传有关,我妈妈活到96岁,头发是黑的,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过了100岁耳朵聋掉了,不行。

问:您近年来一直很关心社会问题,比如富士康,蚁族……

周有光:最近,悟本堂,富士康,唐骏……这些闹得不得了。我认为这些都是当下社会落后的现象,悟本堂就是骗人嘛,老百姓愚昧,吃绿豆汤什么病都会好?富士康在某种程度上,和英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差不多。假博士,美国的假博士也很多,可在美国要靠造假来提高地位不容易,可在中国还能受到新闻媒体的追捧。

问:那您认为今天的青年人还有没有希望?

周有光:有希望。我认为没有无希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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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ophi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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