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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性格中也有一些负面因素

[摘要]从曾国藩和曾国潢的这次书信往来,我们可以看到,决心脱胎换骨后,曾国藩以圣人自期,也不切实际地以圣人标准要求诸弟。在持身陡然严峻之后,对曾国荃难免更加严厉了起来。

本文摘自《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张宏杰 著,岳麓书社,2017年2月

从曾国藩和曾国潢的这次书信往来,我们可以看到,决心脱胎换骨后,曾国藩以圣人自期,也不切实际地以圣人标准要求诸弟。在持身陡然严峻之后,对曾国荃难免更加严厉了起来。

长子性格中也有一些负面因素

图源于网络

二、长子心态

|一|

曾宝慈的解释得自家中秘传,当然是最权威的。不过,除了这个具体原因,我感觉这次矛盾与曾国藩本人应该也多少有点关系。曾国荃并非生性偏执狂悖之人,按常理,如果没有其他背景,仅仅吃茶一件小事,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冲突。朱孔彰在《咸丰以来功臣别传》中说:“(国荃)从文正读书,惮其严,不肯竟学,未几还湘乡。”此说当有所据。曾国藩过于严厉,应该是导致曾国荃“叛逆”的深层原因。

曾国藩在兄弟当中不但顺序居长,而且年龄也大其他人很多[曾氏兄弟五人,姊妹四人。最大的是姐姐。

]:大曾国潢[曾国潢(1820—1886),原名国英,字澄侯,曾国藩二弟,族中大排行第四,故曾国藩家书中称他为四弟。

]九岁,曾国华[曾国华(1821—1858),字温甫,曾国藩三弟,出抚给叔父曾骥云为子,族中大排行第六,故曾国藩家书中称六弟。

]十岁,曾国荃[曾国荃(1824—1890),字沅甫,号叔纯,又名子植,族中排行第九,故曾国藩家书中称他为九弟。

]十三岁,曾国葆[曾国葆(1828—1862),字季洪,后更名贞干,号事恒。曾国藩最小的弟弟,季弟。

]十七岁。

我国出台“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媒体报道过好几起头胎子女为阻止父母要二胎寻死觅活的新闻。但十岁那年,面对大弟曾国潢的降生,曾国藩的表现却完全不同。此时曾国藩已经开笔,所以曾麟书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就叫“兄弟怡怡”。作文交上来,曾麟书很高兴,说:“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页。

]由曾麟书的反应推测,曾国藩的这篇作文,内容应该是陈述敷衍“兄友弟恭”的大道理,表达自己“有弟”的欣喜。

这件事说明,曾国藩的兄弟之情,一开始就被传统伦理观念所塑造。在儒家伦理当中,兄弟之情被概括为“兄友弟恭”。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家族未来的领袖,“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诸弟的先导和楷模。

传统时代的长子往往都有极强的责任感,在《家·春·秋》等小说中,我们看到,这种责任感有时甚至会使他们放弃应有的权利,为家族做出牺牲。

曾国藩身上就体现出典型的长子性格。

因为年龄差距,曾国藩从小和几个弟弟并不是玩伴。弟弟们能奔跑嬉闹时,他已经奔走在考秀才的路上了。他和弟弟之间,更多的是教与学的关系。一开始他是做私塾老师的父亲的助教,等到自己中了举人,教导诸弟的权威就从父亲那里转移到了他身上。

曾国藩对诸弟的学习和成长是非常尽责的。现存曾国藩家书中最早的一封致诸弟书,写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说:

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6页。

]

这是曾国藩的自谦之语。事实上,我们看曾国藩青年时代的家书,以教导弟弟们的学习为主要内容。他要求弟弟们把作文定期寄京,不惮烦苦,亲加批阅。为弟弟为家族,他从来都是乐于付出,不计代价。

但是,除了责任心强等正面因素之外,长子性格中也有一些负面因素。一般来讲,长子面对弟弟,会不自觉地扮演起“准父亲”的角色,有较强的支配 欲。

这一点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因为是长子,又是科举上的“成功者”,曾国藩在家中享有比一般长子更大的权威。兄弟们习惯唯他马首是瞻。比如曾氏兄弟的名字,全是跟着他改的。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其他兄弟想必名中也都有一个子字,字也应该是按伯仲叔季排序。比如曾国荃就曾号叔淳,曾国葆则字季洪(因曾国华出续为叔父之子,所以曾麟书名下四子)。但是曾国藩后来改字涤生后,曾氏兄弟除了曾国葆之外,也都改成了头一字水字边的格式:澄候、温甫、沅甫。曾国藩二十八岁那年改名国藩后,曾氏兄弟也都改名为“国*”。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性格比较软弱,叔父更是仁柔有余,两人在家中家长威严都不太够,对诸兄弟约束不严。所以,曾国藩对兄弟要求比较严格,可能是基于想更好地承担起准父亲的职责。他在家书中曾说: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3~184页。

]

也就是说,我对弟弟们,原则是“爱之以德”,从来不肯姑息。教导你们勤俭,劝你们习劳,这就是“爱之以德”。给你们大量的钱,让你们鲜衣美食,优游度日,这是爱你们以姑息,这样只会助长你们的懒惰和骄气,这我决不会做。

曾国藩不但经常在家书当中对诸弟耳提面命,还公然要求弟弟们把他的教导保留起来,经常体会学习。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在家书中说:

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寄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6页。

]

这封家书也因为这一要求而成为保留下来的第一封曾国藩致诸弟书。

|二|

这种长子心态,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和兄弟们经常会发生小的摩擦。

曾国藩自己曾经回忆,道光十七年,也就是曾国藩中进士的前一年,他曾经在家里亲自教授几位弟弟读书,但是由于态度过于严厉,总是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让弟弟们对他有所不满:“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爱,可怨一 矣。”[《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9页。

]

后来另一个弟弟曾国华曾经给曾国藩当面提意见,说他在兄弟们面前,脸色总是很严厉。曾国藩回忆说:“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丈]、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833页。

]可见曾国藩对兄弟们也经常“面沉似水”,让他们感觉很不舒服。

曾国藩在家书中经常表现得过于直率武断,因此得罪过弟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余之行事,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何妨直情径行”[后来他才明白,“家人天亲之地,亦有时须委曲以行之者”。参看《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65页。

]。

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初十,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说过这样一句:“季洪诗文难于进功,须用心习字。将来即学叔父之规模,亦有功于家庭。”[《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78页。

]

季洪是曾国藩幼弟曾国葆的字。曾国藩的意思是这个弟弟天姿一般,可能功名路上走不远,不如好好练练字,将来在家里帮帮忙。就像他的叔叔曾骥云,虽然一辈子都是个老童生,但是在家里帮着管管家务,也算有功于家庭。

曾国藩自己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得罪了弟弟和叔叔两个人。二月二十三日,他的大弟曾国潢回信说:

兄正月之信中云季弟诗文难长进,发奋习字,将来如叔父一般,亦有功于家庭等语,下则藐视季弟,上则轻看上人。叔父却全无芥蒂,季弟则颇不以为然。前“有是谋”题目,其文做得甚好,顷要他封信中寄呈,决然不肯。然而到底年犹轻则如是。兄以后写信,竟不妨多奖也。[曾麟书等撰,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49~50页。

]

接到这封信,老实懦弱的叔叔没表现出什么,幼弟国葆却受了刺激。以前他经常把作文寄给大哥批阅,这次却无论如何不肯了。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托人在江西买得一部《皇清经解》,送到湖南,命曾国荃藏于家中。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曾国荃给曾国藩写过这样一封家书。他说:“来书责我之言,弟深任咎,迩时写信仓率,笔墨未经检点,其实无他心耳。《皇清经解》一部,六兄在湘潭已面晤意城,云乡试时定教老三带来,后因筠仙兄弟遭大故,未来观光,故书亦未来。兹已有信去,今冬定可取回。缘此书之所以至筠仙手者,一非我卖也,二非渠借也,系我请渠翻阅一遍看错误耳。我即不肖,何至于卖书?何至于卖家中所无之书?又何至卖与筠仙,以自彰其鄙吝?既卖矣,又何不取筠仙一文钱?再四思维,不特我足以自信,谅兄亦当信我。来书云‘行同贩竖’,兄诬我也。”

从前后文推测,显然是曾国荃在省城时把这部《皇清经解》送到曾国藩好友郭嵩焘处,让他看看有无印刷错误。后来郭嵩焘兄弟因为家里遭遇丧事,未来省城,所以这本书迟迟没有还回。曾国藩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以为曾国荃自作主张把书卖给了郭嵩焘,写信指责曾国荃卖掉藏书,“行同贩竖”。曾国藩的武断让曾国荃非常生气,所以写信详辩。

|三|

除了以上原因外,发生“茶水风波”的道光二十一年,又是特殊的一年。

我们查《曾国藩日记》,这一年七月十一日,曾国藩动了“自新”之念,在大学者唐鉴的指导下,他买了一部《朱子全书》,开始精研朱子之学。这是曾国藩研究理学之始。从此他也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力图“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对自己日常一举一动,皆期符于圣贤,谈吐议论,也尽是正大高远一 路。

我们看这一阶段的曾国藩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也写得气势饱满,高屋建瓴。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的弟弟曾国潢在家书中提出,家中杂事太多,他静不下心来,所以想要到外边,找一个教私塾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曾国藩在复信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 耳!”[《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8页。

]

也就是说有志之人,无论何处,无论何地,皆能静心读书。比如王冕小时就是一边放牧一边读书。曾国潢静不下心来,只是因为他立志不真,与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意志坚定,那么在热闹的集市当中,一样能静心读书。这番话直接泼了曾国潢一头冷水。

《曾国藩家书》现在成了普及的经典,想必大家在读《曾国藩家书》的时候,都会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哥哥会是件多么幸福的事。但事实上,曾国藩的弟弟们并不总是这样认为。曾国藩式的居高临下的兄长之爱,也常有导致弟弟们“逆反”的时候。

接到曾国藩这封言辞堂皇立意正大的家书,曾国潢却很不高兴。性格憨直的他认为曾国藩站着说话不腰疼,把他说得什么也不是,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三页长的回信。他在信中指责曾国藩“待人不恕”,说他“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 云”[《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2页。

]。

也就是说,你月月来信,总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你自己却也没什么升官进步的好消息。这些家书的作用,只是在父母面前,把我们显得碌碌不堪罢了。

显然,曾国藩那番峭拔的谈论,对于生活在湖南乡下日日以功名为务的弟弟来说,未免过于“不接地气”,导致曾国潢情绪反弹。

|四|

从曾国藩和曾国潢的这次书信往来,我们可以看到,决心脱胎换骨后,曾国藩以圣人自期,也不切实际地以圣人标准要求诸弟。在持身陡然严峻之后,对曾国荃难免更加严厉了起来。

曾国荃正好在这个时期和兄嫂闹别扭,不但拒绝和大嫂一起吃饭,也拒绝跟着哥哥继续读书,应该不仅仅是巧合。

二十一年之后,同治二年(1863年),双双带兵作战的曾国荃和曾国藩因为军事上的事,又一次发生激烈冲突,人到中年的曾国荃曾写了这样一封信给曾国 藩:

兄若于公事上不体亮(谅)我一层,心中觉我事事不妥当、不如人,则辛丑、壬寅在都门少年习气又出来矣。[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184页。

]

如果你在公事上不体谅我,心中仍然觉得我事事处处不如别人,什么都做得不好,那么我可又要像当年在京那样,和你打冷战不和你联系了。

可见这次在京城的冲突,根本原因是曾国藩平日对曾国荃要求过于严格,认为他“事事不妥当、不如人”,严重挫伤了少年曾国荃的自尊心。

三、送弟出京一事上表现出的兄弟情谊

|一|

和好之后,兄弟俩恢复了正常的教与学。曾国藩教学比以前更为尽心,事务繁忙之际,他宁可耽误自己读书学习,也绝不影响弟弟的学业。[曾国藩说:“余体虽虚弱,此后自己工夫尚可抛弃,万不可不教弟读书也。”参看《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10页。

]曾宝慈在文章中说,有一段时间,“两岁的惠敏患伤风,到十四日仍不思饮食。而且在前一天的夜里,欧阳夫人受煤气大呕。欧阳夫人怀孕即将临盆……文正自己为此全未看书,可是在夜间,仍然为忠襄选文三本。文正连日受家人病痛之困扰,搁置自己日课,而尽心尽意为弟选文,友于之爱,真诚流露,读来不觉肃然起 敬”[唐河主编:《曾国藩通鉴》(第十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7~928页。

]。

为处理好兄弟关系,曾国藩对一切细节都很注意。这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国藩从家乡带来的仆人王荆七“因事仵九弟”,曾国藩立刻“开销他去”[《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06页。

]。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晚上,兄弟二人教读之时,曾国荃对自己前一段闹脾气荒废学业表示了后悔,含蓄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道歉,兄弟二人关系完全恢复,曾国藩赶紧在家书中汇报:“每日兄弟语笑欢娱,萧然自乐,而九弟似有进境。兹将昨日课文原稿呈上。”[《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页。

作品简介

长子性格中也有一些负面因素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张宏杰 著,岳麓书社,2017,2

这是一部关于《曾国藩家书》与曾国藩所建立的曾氏家风文化的通俗读物。本书从家书出发,探明曾国藩家族的内部关系,尤其是他对兄弟与儿子的教诲。曾国藩对家族有着极强的责任心,对兄弟与儿子能因材施教,在面对家族成员时表现真实而坦率。曾国藩的这些品质对曾氏家族家风影响至深,经后世传播,已成为中国治家之道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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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eiron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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