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被误读的流亡者
爱国者还是流亡知识分子?这一矛盾属性对后世学人的影响仍余波不断。
陆沉时代的抉择
晚清至民国的动荡百年,为何成了孕育知识分子的黄金期?
当代知识分子反思录
遍访15位知名知识分子,反思当今时世学人的自由与担当。
“公知”污名化之路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是因何从褒义词变为贬义词的?
西南联大与知识分子
陆沉之下诞生于炮火中的西南联大无疑是民国学术史的最佳标本。

朴素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动荡时代多致萧条,繁荣与稳定长相伴生。民国到晚清这100余年可谓中国历史上战火最频密,社会最动荡的阶段之一。然而这段时间又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繁荣期,大师迭出,成果卓著。为什么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动荡时期创造出繁荣的学术成果与热烈的言论氛围?这一点颇可玩味。

知识分子

流亡者屈原:徜徉在社会变革关头的悲剧人格

屈原身上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诉求。最大的理想就是为国分忧,最大的现实需求就是获得执政者的青睐。《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王甚任之”。一句“王甚任之”就是他现实层面的全部诉求。然而这种诉求是极端脆弱的。随后的流放、国破,还家无望,一步步将他推到了汨罗江边。[详细]


鼎革之时的殉节:在卫道与殉文化之间摇摆的两难

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在古代知识分子看来,这是求仁得仁。宋末陆秀夫、文天祥,明末史可法皆属此列。民国大学者王国维在50岁这年,也选择自沉昆明湖。留下的遗书很简短,只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句表明殉节之志。与王国维过从甚密的陈寅恪以“殉清”论王之死,并概括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详细]


“士”的传统虽然消失,“士”的幽灵却仍在知识人身上

因为与政治和权力的结合,中国知识分子被称为士大夫,他们的身份界定永远处于在野、在朝的矛盾统一体之中,屈原的现实经历印证了这一点,而他们对于现实的关注,又一直是与权力身份相表里的。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序言中提到一位美国学者的看法: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的独有的责任,这是和美国大相径庭的。[详细]

王国维遗书及死因探究

王国维遗书全文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详细]

知识分子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百多年可谓战火频仍,国无宁日。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动荡的外部环境并不利于踏下心来做学问。然而另一方面,战乱也从客观上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国策,让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为日后诞生学贯中西的大师创造了条件。

鸦片战争让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夷夏观突出地表现为华夏中心主义,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四周不过是些“蛮夷”小邦。 [详细]
五四运动与文化现代化:“一战”炮火打醒国人
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当时发起的关于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一直持续至今。[详细]
“二战”与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
西南联大的诞生完全拜战火所赐,奉行的宗旨是带有浓烈西方自由主义色彩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详细]
知识分子

西学东渐的历史必然性:异质文化进入中国,外源性危机凸显

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至今,中国人一直在探索和思考如何处理“西学”和“中学”的关系问题。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其中一个层面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开始,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异质文化进入中国,和固有的文化模式产生矛盾和冲突,外源性危机凸显。双重文化危机的张力,再加上文化发展进步和救国救民的需要,打破旧模式、构建新文化就成为中国近代不争的文化诉求。[详细]


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留学生取代传教士成为“盗火者”

西学传入中国,最早是在明末清初。到了民国,西学东渐更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与晚清时期比较,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二是主体的变化,回国留学生取代传教士和开明士大夫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三是途径的多样性,除翻译西书外,著述介绍、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等也是重要途径。[详细]


民族的自大与自卑,皆源自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

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辗转迁移至四川李庄,一大批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云集于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筑”一直在上不得台面的“术”的范畴。梁思成先生运用西方科学史视角写成了《中国建筑史》,第一次将建筑上升到科学和艺术的范畴进行讨论。[详细]

林徽因曾决意效法屈原

如死在炸弹下,则必在祖国土地上

抗战时期,梁思成、林徽因避难于四川李庄。他们的朋友,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费慰梅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梁林夫妇给他们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土地上。”


中国读书人有一条守节的老路

  梁林夫妇的儿子梁从诫当时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详细]

检索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学者们的学术光辉与道德文章灿若群星,而陆沉之下诞生于炮火中的西南联大无疑成为了这一段学术史上的最佳标本。这所简陋的学校不但谱写了近代史上最具风采的学人佳话,也成就了近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个巅峰。西南联大所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直至今天还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知识分子

探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绕不开报界与出版界。乍一看,这一时期因触怒当局而遭暗杀的报人着实不少,前有邵飘萍、林白水,后有史量才。然而另一方面,民国政府对民间办报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上述几位献身的报人也都是在各自主笔的报上公开发表了反对当局的言论。“反对声音可以发表”,这是颇可玩味的一点。

民国报人的风骨:说人话
坚持“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的邵飘萍;承诺“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的林白水;直斥国民党“剿匪”的史量才均因攻击当局被暗杀…[详细]
民国政客:多数标榜民主
虽然在当时时有记者遭到军阀迫害,但当时的政客们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标榜。同时追求自由的欲望很强烈,因此对于报纸的言论自由还是有很大的市场…[详细]
允许各派别办报发声
民国成立后仅半年,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增至近500种。从梁启超、胡适到陈独秀、李大钊,各类型知识分子都能找到自己的言论平台…[详细]

如果把目光从报界移到知识界,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攻击当局的知识分子“大炮”不胜枚举。而且攻击对象“上不封顶”,从当局欲令万民景仰的孙中山先生,到权倾一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都在指责之列。更具戏剧性的是,这些攻击当局的“大炮”,很多人在后来都成为了国民党当局高官。

胡适:指责孙中山背弃自己的主张
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胡适称孙中山“《建国大纲》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详细]
当面指责蒋之后安然无恙
1928年11月,蒋介石让安徽大学院长刘文典处置闹事学生,刘文典拒绝后当面指责蒋为新军阀。此后刘文典安然无恙地在国民党统治下活到了新中国。[详细]
傅斯年登报骂宋子文
傅斯年在1947年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直接导致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下台。国民党赴台后,依然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详细]
知识分子

科举体制崩溃后 形成了向公共领域发言的知识人群体

以科举功名为追求的传统体制崩溃之后,伴随着现代知识教育体制生成的知识人,得以从宗法家族的价值系统中脱身,在知识的生产、观点的表达和思想的碰撞中形成一个向公共领域发言的知识人群体。在启蒙思潮的驱动下,他们爆发出巨大的话语力量,借助教育和大众传媒等渠道,将其思想和话语的批判性延展到社会层面,创造了与传统文人“清议”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详细]


《东方杂志》编者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政治倾向各异 “中国梦”更趋多元

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在1932年11月1日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遍发通启约400余份,征集“中国梦”。收到通启的知识分子要回答两个问题:“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当时知名知识分子给出的答案也五花八门:施蛰存期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郁达夫寄望于“可以不要私有财产”,法学家出身的外交部长罗文干则希望“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详细]


蔡元培

“学术自由”条款写进宪法 才有了“兼容并蓄”的北大诸校

1922年提出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中,在第十章规定:“学术上之研究为人民之自由权,国家宜加意保护不得限制之”。这是我国宪法草案中第一次出现“学术研究自由”。此后蔡元培在北大秉持“教授治校”制度,形成兼容并蓄、大度包容的北大精神;梅贻琦在清华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脾气秉性概不相同的大师一同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都与宪法保护下的学术自由有着密切关系。[详细]

民国大学校长风度

黎元洪给蔡元培颁发的委任状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从当时的各个大学校长身上,我们就能强烈感受到那种风度。
 

不需要大师当校长 校长要容得下大师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详细]

从晚清到民国这一百余年,其战火之频密,社会之动荡,纵观中国历史也是罕见的。然而由于皇权崩溃,知识分子有了更多向公共领域发言的机会。西学东渐之风也催生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言论空间扩大,理想中的士大夫报国情怀与现实中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实现了部分调和,知识分子还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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