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被误读的流亡者
陆沉时代的抉择
当代知识分子反思录
“公知”污名化之路
西南联大与知识分子朴素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动荡时代多致萧条，繁荣与稳定长相伴生。民国到晚清这100余年可谓中国历史上战火最频密，社会最动荡的阶段之一。然而这段时间又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繁荣期，大师迭出，成果卓著。为什么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动荡时期创造出繁荣的学术成果与热烈的言论氛围？这一点颇可玩味。
 | 流亡者屈原：徜徉在社会变革关头的悲剧人格屈原身上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诉求。最大的理想就是为国分忧，最大的现实需求就是获得执政者的青睐。《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王甚任之”。一句“王甚任之”就是他现实层面的全部诉求。然而这种诉求是极端脆弱的。随后的流放、国破，还家无望，一步步将他推到了汨罗江边。[详细] |
 | 鼎革之时的殉节：在卫道与殉文化之间摇摆的两难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在古代知识分子看来，这是求仁得仁。宋末陆秀夫、文天祥，明末史可法皆属此列。民国大学者王国维在50岁这年，也选择自沉昆明湖。留下的遗书很简短，只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句表明殉节之志。与王国维过从甚密的陈寅恪以“殉清”论王之死，并概括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详细] |
 | “士”的传统虽然消失，“士”的幽灵却仍在知识人身上因为与政治和权力的结合，中国知识分子被称为士大夫，他们的身份界定永远处于在野、在朝的矛盾统一体之中，屈原的现实经历印证了这一点，而他们对于现实的关注，又一直是与权力身份相表里的。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序言中提到一位美国学者的看法：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的独有的责任，这是和美国大相径庭的。[详细] |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详细]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百多年可谓战火频仍，国无宁日。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动荡的外部环境并不利于踏下心来做学问。然而另一方面，战乱也从客观上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国策，让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为日后诞生学贯中西的大师创造了条件。
 | 西学东渐的历史必然性：异质文化进入中国，外源性危机凸显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至今，中国人一直在探索和思考如何处理“西学”和“中学”的关系问题。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其中一个层面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开始，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异质文化进入中国，和固有的文化模式产生矛盾和冲突，外源性危机凸显。双重文化危机的张力，再加上文化发展进步和救国救民的需要，打破旧模式、构建新文化就成为中国近代不争的文化诉求。[详细] |
 | 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留学生取代传教士成为“盗火者”西学传入中国，最早是在明末清初。到了民国，西学东渐更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与晚清时期比较，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二是主体的变化，回国留学生取代传教士和开明士大夫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三是途径的多样性，除翻译西书外，著述介绍、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等也是重要途径。[详细] |
 | 民族的自大与自卑，皆源自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辗转迁移至四川李庄，一大批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云集于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筑”一直在上不得台面的“术”的范畴。梁思成先生运用西方科学史视角写成了《中国建筑史》，第一次将建筑上升到科学和艺术的范畴进行讨论。[详细] |
抗战时期，梁思成、林徽因避难于四川李庄。他们的朋友，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费慰梅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梁林夫妇给他们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土地上。”
检索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学者们的学术光辉与道德文章灿若群星，而陆沉之下诞生于炮火中的西南联大无疑成为了这一段学术史上的最佳标本。这所简陋的学校不但谱写了近代史上最具风采的学人佳话，也成就了近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个巅峰。西南联大所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直至今天还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探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绕不开报界与出版界。乍一看，这一时期因触怒当局而遭暗杀的报人着实不少，前有邵飘萍、林白水，后有史量才。然而另一方面，民国政府对民间办报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上述几位献身的报人也都是在各自主笔的报上公开发表了反对当局的言论。“反对声音可以发表”，这是颇可玩味的一点。
如果把目光从报界移到知识界，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攻击当局的知识分子“大炮”不胜枚举。而且攻击对象“上不封顶”，从当局欲令万民景仰的孙中山先生，到权倾一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都在指责之列。更具戏剧性的是，这些攻击当局的“大炮”，很多人在后来都成为了国民党当局高官。
 | 科举体制崩溃后 形成了向公共领域发言的知识人群体以科举功名为追求的传统体制崩溃之后，伴随着现代知识教育体制生成的知识人，得以从宗法家族的价值系统中脱身，在知识的生产、观点的表达和思想的碰撞中形成一个向公共领域发言的知识人群体。在启蒙思潮的驱动下，他们爆发出巨大的话语力量，借助教育和大众传媒等渠道，将其思想和话语的批判性延展到社会层面，创造了与传统文人“清议”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详细] |
 |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政治倾向各异 “中国梦”更趋多元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在1932年11月1日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遍发通启约400余份，征集“中国梦”。收到通启的知识分子要回答两个问题：“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当时知名知识分子给出的答案也五花八门：施蛰存期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郁达夫寄望于“可以不要私有财产”，法学家出身的外交部长罗文干则希望“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详细] |
 | “学术自由”条款写进宪法 才有了“兼容并蓄”的北大诸校1922年提出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中，在第十章规定：“学术上之研究为人民之自由权，国家宜加意保护不得限制之”。这是我国宪法草案中第一次出现“学术研究自由”。此后蔡元培在北大秉持“教授治校”制度，形成兼容并蓄、大度包容的北大精神；梅贻琦在清华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脾气秉性概不相同的大师一同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都与宪法保护下的学术自由有着密切关系。[详细] |
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从当时的各个大学校长身上，我们就能强烈感受到那种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