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批评有底线 才会有自由

    4月7日,《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发了一条微博,宣布“再也不读《文学报》了”,以此表示对该报“新批评”专刊上发表的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表示抗议。此事起因是评论家李建军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三篇评论莫言的文章,被程永新认为“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是“‘文革’式的刻薄语言”。[详细]

      程主编的话,引出的是关于文学评论底线的讨论。无论是多大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可被评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用什么语言,以什么标准,持什么立场,都事关评论的底线,值得好好讨论一番。

01

《文学报》有没有故意放大对知名作家的批评声音?

版面对比:的确有强化批评,弱化调和之嫌

引得程永新主编“罢看”的《文学报》,主要引起争议的部分是“新批评”双周刊。《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于2011年6月,隔周一期,每期8个版面,宣扬的办刊宗旨为“真诚、善意、锐利”。实际上,“新批评”成立之后,不乏锐利之音,王安忆、贾平凹、迟子建、严歌苓等作家都曾成为批评的“靶标”。详细

在引起争议后,《文学报》主编陈歆耕表示,“新批评”刊登的文章不代表《文学报》刊物的立场,《文学报》只是一个平台,那是文章是批评家自己的判断。这里面有个责任归属的问题,文责自负,文章内容的责任当然该由作者负担。而作为报纸的编者,选择发哪篇,选择不发哪篇;选择把哪篇重点处理头版推出,把哪篇押后处理低调刊载,这些责任则理应由《文学报》的编辑负责。那么我们仅从版面上看一下,《文学报》在刊载作品上有没有倾向性。

《文学报》“新批评”双周刊1月10日和1月24日两期的封面

上图的两张封面,分别取自1月10日和1月24日相邻的两期《文学报》“新批评”(“新批评”为双周刊,所以这两期为相邻出版的两起)。左侧1月10日的报纸上,头条推荐了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直议莫言与诺奖》。文中旗帜鲜明地摆出了作者对莫言获奖的不屑:“他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点击查看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

1月24日出版的《文学报》“新批评”,也刊载了一篇莫言的评论文章《对莫言作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这篇文章相比前者,语气明显缓和了许多:“莫言作品借荣获诺奖而一时‘洛阳纸贵’,是好事,它会使很多读者通过阅读莫言亲近文学,接受优秀文学的熏陶。正因为如此,需要对莫言创作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以便读者更好地吸取其精华,回避其在暴力、情欲上的过度渲染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点击查看江曾培《对莫言作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如果说前者是猛烈地攻击性文章,那么后者就属于“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式的文章。然而文学报的编辑在处理这两篇文章时,给出的版面及推荐侧重就很不一样了。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占据了头条位置,江曾培《对莫言作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则偏居四条,字体也比头条小很多。在相邻的两期报纸上给予如此不同的对待,很难说编辑没有个人倾向在其中。

《文学报》“新批评”双周刊2月21日第41期的封面及报纸内容,该期以头条+二头条的规模重推两篇批评贾平凹的文章

如果说莫言一个人的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看到贾平凹在两期报纸上的不同对待,就很容易看出《文学报》在对待大牌作家上的某种倾向了。上图为2月21日出版的第41期“新批评”,占据头条二条两个最重要位置的,是两篇关于贾平凹新作《带灯》的评论文章。从文章标题中,我们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作者的态度。“没有骨头”、“文字游戏”这样的字眼出现在报纸的重要位置上,很是扎眼。翻开报纸,这两篇文章占据了两版半的空间,几乎将这期报纸变成了对贾平凹个人的声讨。点击查看石华鹏《<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唐小林《<带灯>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

时隔一个半月,“新批评”距今最近的一期报纸于4月4日出版(封面见下图)。这期报纸也是以贾平凹为重点,以一篇题为《<带灯>面面观》的文章作为头条。这个标题看不出明显的态度,文章内容基本是以客观节制的笔调在评述这本书:“看完《带灯》之后,读者要问的是贾平凹此次艺术上的突破在哪里?明清品味抑或两汉品格真如作者说的那样,他在努力转身。遗憾的是,转身这个动作,也许还只是在意识里。”点击查看何英《<带灯>面面观》

《文学报》“新批评”双周刊4月4日第44期的封面及报纸内容。右侧的两篇为贾平凹反驳的文章没有登上左侧的该期封面

这期报纸上其实还另有两篇文章,是对一个半月前那期报纸上两篇声讨性文章的回应,可以算作是对贾平凹的一种辩护。这两篇文章的态度都是可以从标题中看出的:《何必从鸡蛋里挑骨头——与石华鹏、唐小林商榷》、《还<带灯>客观的批评》。然而此时《文学报》编辑的选择是将这两篇标题能表达态度的文章全部隐于报纸之内,不在四个头条中的任一条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把一篇标题无态度的文章置于头条。这样的处理方式与一个半月前的那期报纸可谓截然不同。这一显一隐之间,倾向性已然暴露无遗。点击查看王国杰《何必从鸡蛋里挑骨头——与石华鹏、唐小林商榷》 何世进《还<带灯>客观的批评》

02

评论家李建军和莫言的“梁子”由来已久

2005年李建军就曾指责莫言不分“的地得”

上文除了莫言、贾平凹外,还有一个名字频繁出现,他就是评论家李建军。他早年曾因一部《与魔鬼下棋———五作家评判书》而名声大噪。早在2005年,他就曾撰文对莫言进行过批评。批评的理由现在看来有点小儿科:因为莫言不分“的地得”

在2005年12月举办的鲁迅文学院研讨会上,李建军提出:“我觉得莫言的语言粗糙而生涩,常犯语法错误,这说明他在文体的经营上,过于随意,用心不够。”在评论文章《是大象,还是甲虫?》里,李建军指出莫言小说语言存在“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不恰当的修饰及反语法与非逻辑化表达”、“拙劣的比喻”和“叠床架屋的冗词赘句太多”等四方面问题。李建军尤其对莫言不分“的地得”不可忍受。他提到:《檀香刑》中诸如“俺不由地(得)打了一个寒颤”、“这时,一直咬住牙关不出声的钱雄飞,发出了一声绝望地(的)嚎叫。”等3个助词用错的句子。“不容置疑,莫言语言存在病象。”

莫言在当年对李建军的批评如此回应:“成天只是调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未免太无聊了吧。”详细

莫言领奖后,李建军2个月连发2篇批评文章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祝贺声和质疑声纷至沓来。李建军作为文学批评家,有一点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他并未因莫言获奖而改变自己对他的看法。2012年12月莫言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从2013年1月起,李建军先后在两个月时间里撰写了两篇莫言批评文章,除了上文提到的《直议莫言与诺奖》外,还对诺奖组委会给莫言的《授奖辞》做了一番评论。译成中文1000字左右的《授奖辞》,他写出的批评文字长达16000余字。因其篇幅过长,是分两次刊登在《文学报》“新批评”上的。

对于诺奖《授奖辞》,李建军依然“炮火”猛烈:“我们完全可以将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视为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文本。从这样的文本里,我们看到的,固然有纯粹属于获奖者一人的鲜花和掌声,也有能够满足部分中国人虚荣心的赞美和荣耀,但是,如果站在文化和文明的高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诺奖’评委的溢于言表的傲慢与偏见。”点击查看李建军《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上) (下)》

03

《文学报》的严厉批评有没有道理?

批评贾平凹“没骨头”:有一定道理 但标题用词太“狠”

上文提到了《文学报》“新批评”在编排上的一些倾向性,和某些批评家对某些作家故有的看法。那么这些言辞激烈的批评,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先从用词最猛的这篇说起。评论家石华鹏的《<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从标题就带出了鲜明的态度。然而我们翻开文章的第一页,却发现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厉:“我以为,尽管贾平凹先生在表达上做了努力,也有对中国现实发言的想法,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带灯》,其生命活力还是出现了问题,它如一个古稀之寿的老人一样,浑身的钙质流失之后,身体和精神都松垮下来了。”“或许,缘于我们对贾先生的每一次写作都很在乎,期望在他那里读到真正出色的中国小说,所以才提出了非一般的挑剔与苛刻。但是遗憾的是,《带灯》在即将出色的最后一两步止住了,作者没有勇气真正地去创造人物,去升华题旨,没有勇气去突破写作最后那道红线。”

起码从行文的语气来看,我们并没有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对《带灯》强烈的不满。相反,还能够看出作者对贾平凹的尊重和期望。文中用“古稀之寿的老人”来形容《带灯》不如贾平凹以往作品那样充满力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文章中的中性词“钙质流失”,到了标题上就变成了贬义词“没有骨头”,这样的转变未免让人觉得有“标题党”之嫌,夸大了文章的本意。 详细

批评迟子建“复制”:主题先行 罗织材料

相比起上一篇标题激烈,文章冷静的文章来,下面要说到的这篇则正好相反:标题平淡无奇,内容却有点吓人。评论家翟业军的文章《迟子建创作局限论》发表于2011年11月17日《文学报》“新批评”。文章从三个方面历数了迟子建的创作局限:“复制举隅”、“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没有历史,哪来日常?”。

其中“复制举隅”这一节暗指迟子建的作品有抄袭之嫌:“迟子建产量惊人,每每让人心生疑虑:她哪里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莫非被山鲁佐德的精魂附了体?其实,只要仔细考量这些作品,我们便会发现她的写作很多时候就是复制,细心的人们可以一一罗列出她所凭借的母本。复制的写作当然轻省,可以批量化生产的,复制出多少,我们都不必奇怪。而且,古往今来的小说汗牛充栋,这里抓一篇,那里切一段,改改头,换换面,谁能看得出来?”

在文章的一开头定下了这个调子,后面的内容就是围绕“复制”来举例子。于是迟子建长篇小说处女作《树下》“借鉴”自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短篇小说《逝川》“借鉴”自拉克司奈斯的《青鱼》,《伪满洲国》从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复制了片段,《清水洗尘》从左拉的《萌芽》中复制了细节等等例子就被穷举了出来。

乍看这些例子,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把眼界放开,试问哪一位作家没有受过前辈作家的影响?哪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学家的数百万字作品中,找不到一点前人的痕迹?这一番对迟子建作品抄袭的暗指,更像是主题先行后,围绕主题罗织材料的做法。就像每个人从小到大,一定都撒过一些谎。如果把一个人撒过的谎收集起来,然后根据这些谎话判定这个人不诚信,那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可信之人了。点击查看翟业军《迟子建创作局限论》

04

有底线、有争鸣,才有文学批评

不预设立场 不为批评而批评,应是文学批评底线的共识

此次《文学报》之所以掀起如此大的风波,就在于很多圈内人士认为他们是预设立场、主题先行的。《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中写道“作家也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批评必须专业在行,出发点是与人为善。见一个灭一个这叫文学批评吗?这叫‘毁人不倦’!”。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看过《文学报》“新批评”上评价贾平凹《带灯》的文章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作者唐小林的批评不讲道理,给人一种不懂文学的感觉。他认为当下对于文学创作的确缺乏批评的声音,但却不应以此为目的,为批评而批评。“我觉得应该从创作和文本出发,而不是预先设定一个框框,批评和赞扬都需要公正。”

对此,《文学报》主编陈歆耕介绍,“新批评”的文章只有一部分为编辑部约稿,“我们会向批评家推荐一些作品,比如贾平凹的《带灯》,但不会预设立场,而是让批评家看完之后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所以微博上说我们预设立场,是不符合事实的。”陈歆耕说“新批评”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不同观点、见解得以在此交流。陈歆耕强调,“‘新批评’刊登的文章并不代表本刊的立场,那是批评家自己的艺术判断。原则上,只要是善意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文章,我们都表示欢迎。”详细

“罢看”心情可以理解 “争鸣”对话同样有必要

在程永新宣布“罢看”后,《收获》杂志编辑叶开在微博评价当下的文学批评家“一种是拿红包的吹捧家;一种是博眼球的谩骂家。”周立民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这破坏了整个文学批评界的信誉。

作为自己情绪的一种表达,程永新“罢看”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想解决争议,也不是光靠“罢看”这样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就能奏效的。最新一期《文学报》上,针对之前刊载过的批评贾平凹《带灯》的文章,“新批评”也组织了评论家王国杰撰写了反驳性的文章《何必从鸡蛋里挑骨头——与石华鹏、唐小林商榷》。在这一点上,《文学报》做到了陈歆耕所说的“平台”的作用,让两派观点都有自己发声的地方。尽管还是有倾向性的问题(如这篇反驳的文章没有上该期报纸的封面,截图见上文),但这毕竟走出了守住共识,维护底线的一步。详细

结语

批评的底线很重要,同样,批评的自由也很重要。当批评逾越底线时,我们当然要旗帜鲜明地遏制这种逾越。但凡事也要谨防矫枉过正,毕竟,设置有共识的底线,也是为了更好地获取自由。

《文学报》对莫言等作家的批评文章,是恶评还是正常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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