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新与图强:
    进化论思潮下的晚近历史叙述

    易中天将凭“一己之力”重述3700年《中华史》,此事本身的意义不做赘述。但我们可以将目光放长,回溯下中国古已有之的修史传统。李鸿章考上“公务员”后非常兴奋地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的佳句。恐怕他生前没有想到,首先为他作传是“体制外”的梁启超。《李鸿章传》用西方人的传记体例,详述其生平并加以论断。西方思潮深深影响了近代的历史研究,这种影响的遗产,到今天还值得不断咀嚼。[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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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传统历史研究与叙述的穷途末路


近代以前,中国一直保持修史的良好传统,浩荡两千多年,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史料。传统历史编撰的体例大致分为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类。这些历史叙述体例以叙述人物或事件为主,长于叙述而短于理论。此外,在社会发展各个时期,尤其是盛世,历史编撰的权力更多属于官方,民间修史限于材料与人力,一般充为野史的居多,罕见高水准的著作。

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彻底击碎“天朝上国”的千秋大梦,图为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现场。

清王朝于康熙、雍正年间大兴文字狱,消减了官方和民间的修史热情,知识分子迫于现实的压力,不得不埋头故纸堆,将主要精力用于历史考据上,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乾嘉考据学所研究的问题并非从现实世界出发,而是通过反复咀嚼圣贤经传,偏重考据,对义理和辞章作详细考证。这些治学方法脱离现实,无法触及国家当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所以其研究成果对现实社会没有任何借鉴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清王朝急速走向衰落。随着王朝的衰落,官方对言论的控制有所松动,历史编撰的权力慢慢向民间转移。一些开明的士大夫摒弃了乾嘉学派皓首穷经的考据学风,代之以经世致用的新型史学研究。经世致用史学贴近时代脉搏,目的是给现实政治提供借鉴,因此兴起了研究当代史、南明史、外国史的热潮,也产生了“史学救国”的思潮。这一从传统史学研究中分出的研究学派呼吁改革,反对侵略,强调救亡图存。经世致用学派打破了乾嘉学派历史学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传统史学研究的式微,但其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还是传统史学的范畴。龚自珍与魏源是这一开明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

虽然产生了经世致用的史学流派,但乾嘉学派等传统的历史研究依然是正统的研究方法。清王朝的官方修史机构运行良好,继续编撰官修史书。大量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依然是传统史学的支持者与参与者。洪钧通过对《元史》考证补阙而写就了《元史译文证补》;王先谦注释《汉书》,写成了《汉书补注》,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这种研究方法和历史写作方法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瓦解而终结,而是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就构成了清季民国的史学潮流之一。

民国3年,开设清史馆,开始以传统修史方式编写《清史》。清史馆里的绝大多数馆员都是清朝遗老,他们用传统史学的编撰方法、体例、思想观点编著史书。这种逆社会思潮而动的行为并没有持续很久。民国17年(1928年),《清史稿》刊印,其中的很多观点遭到进步人士诟病,最终发行遭禁,这标志着旧的历史叙述方式走向终结。虽然民国27年(1938年)刊行的徐世昌《清儒学案》也是坚持传统史学的叙述方式,但已经在社会没有什么影响了。

在传统史学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基于西方思潮的新的史学研究与叙述方式在中国慢慢落地生根,并蓬勃发展起来。这些西方思潮中,影响最为突出的当属进化论思潮。

02

进化论思潮引入带来的思想震荡


欧洲进化论思想的奠基人是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他在1830年出版的《动物的哲学》一书中很系统地论述了动物物种的进化。同年,英国地质学家赖尔出版了《地质学原理》,阐述了地球演化的历史。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揭示了生物起源的基本规律,使进化论思想更具系统性,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真正在进化论基础上将其转变成社会理论的是博物学家赫胥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遭到传统势力的围攻。于是,进化论的反对者和拥护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科学与神学、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残酷斗争中,35岁的赫胥黎就像一位视死如归的勇士,竭力捍卫了《物种起源》的圣洁。19世纪60、70年代,拉马克、赖尔、达尔文的思想零星地被传教士及中国知识分子译介到国内,但没有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真正系统性地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的是严复。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严复怀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对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进行了再创作,构建了包含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内容的中国式进化论思想。严复对赫胥黎等西方哲人进行创造性的译述,其目的是通过宣扬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进化论原理来唤醒国人,激励民族自觉,改变中国的学术格局。 点击查看《中国遭遇达尔文:福耶、祸耶?》

严复的译著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夏曾佑等学术界大师无不受到严复译介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大量的学者和思想家后续译介或宣传了进化论思想。马君武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李郁翻译了《天演学者达尔文传》,严一写了《进化要论》,鲁迅写了《人之历史》等。他们都从正面或侧面介绍并深化了进化论思想。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指出:“人类社会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别而为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至酋长,由酋长而渐立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用达尔文进化论说明历史的进程,强调通过研究人群进化的现象,进而得出公理。梁启超的《新史学》《说群》以及唐才常的《通种说》,都是用进化论的观点及生存竞争的观点来阐述社会历史的变迁。几乎所有的维新派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对进化论的阐述和应用都没超出严复《天演论》的范畴。

学者严复与其译著《天演论》手稿。

03

进化论影响下的历史观与历史写作


严复译著《天演论》的问世以及达尔文思想的传入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中国历史哲学的开始。进化论对旧的历史研究和表述方式的冲击是根本性的,它让历史研究扎根于现实世界,研究对象是现实问题,得到的结论是服务现实需求。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历史观、历史编撰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新史学慢慢代替传统史学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最终形成了民国后期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黄金时代。 点击查看《吕思勉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

在此思潮影响下,新史学开始发轫。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新史学》可视为新史学的宣言书,经过其后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史学新“范型”。对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的特征,史学史界有各种不同的概括,笔者认为,新史学主要在四个方面体现出它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特征:历史考据学上的新方法和新趋向;从侧重于史籍训诂、校勘到史实的考证,再进而贯串、会通地说史;建立通史著述的新模式;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学中的运用。身处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或多或少地会在他们的史学著述中反映和体现出上述特征,在这些方面做出成绩或贡献,从而为我们评说包括吕思勉在内的史学家们在20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

开民国历史研究风气之先的学者梁启超。

传统史学修史的指导思想是对帝王将相作道德上的评价和分析其统治政策的得失,以供后世统治者借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历史写作主要以叙述人物或事件为主,几乎没有形成史学理论,更不用说史学哲学了。

进化论思潮的传入促进了晚清明初科学史观的形成。科学史观认为,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探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上文提到的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国史叙论》都是受进化论思想影响并坚持科学史观的历史著作。梁启超认为,历史学应该以人群现象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历史应该寻求社会进化的公例,而不是坚持历史循环论。

04

新史学理论指导下的民国学术成果


进化论思想推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万事万物,特别是对社会历史的动态考察,寻求“变”的规律,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它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畴,让近代史家眼界大开,随之产生了社会史观与民史观,并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有的学者按照生存工具或生活方式的演变将社会划分为石器、铜器、铁器时代或渔猎、游牧、耕稼、现代产业诸社会。这些社会形态的进化观在当时出版的各种新体史著的体例和历史分期上都有所反映。进化论思想让历史研究者发现,传统的历史研究主体是帝王将相,而忽视了政治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大众。于是将民众看做历史主体的民史观兴起。邓实的《史学通论》、陈黻宸的《独史》、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中国历史》都不同程度地阐述过民史观,并认为民史才是国史。

从历史编撰来看,传统史学的编撰体例大致分为三种: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在王朝时代,这三种历史表述方式是官方认可的编撰体例。然而,新史学更多是学习西方的历史编撰方式,用新的叙述体系来书写历史。在新史学的影响下,很多学者都呼吁用新的方法编撰中国历史。

在前人训诂、校勘、考订的基础上,进而做贯串、会通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新史学的一项任务。其中代表者有吕思勉、陈寅恪等人。吕思勉治学从写读史札记入手,效法前辈学者的方法,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又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文献,综合外来的史学研究方法,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再经过综合分析,写成一条条札记。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决非单纯的史实考证,它所体现的也是作者的会通研究,且该书的叙述体制也属考史体裁而非撰史体裁。新史学的另一个特征——即运用新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逐渐成为时尚。王国维对传统史学的态度比梁启超更加积极。这种既积极吸收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又努力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的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王国维的名言“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中。

章太炎、梁启超、陈黻宸、邓实、马徐伦、许之衡、夏曾佑等都提出过编撰新式中国通史的意见,就编撰体例、指导思想、方法发表了看法。其中夏曾佑将想法落实到实践,编撰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后世历史写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史学家吕思勉的著作在近代史学中的地位重要。

结语

晚清时期,面对社会控制力的衰落,历史话语权下移到知识分子手里。为变革与图强,知识分子引入进化论,进而变革了传统历史研究与叙述方式。从这个角度讲,西方思潮对中国近代历史表述方式的影响是知识阶层的主动选择而非被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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