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幻灭:
    中西碰撞下的晚近历史叙述

    大清皇帝并非对西洋文化一无所知,康熙帝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雍正对西洋的器物文化也较为热衷,乾隆更是青出于蓝。但当时中国认为国土之外,便是蛮夷,蛮夷当然要向天朝臣服,而天朝只需对蛮夷给予一定的赏赐即可,这其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平等观念。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潮开始涌入中国,在内外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叙述。[详细]
    [革新与图强:进化论思潮下的晚近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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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天下观的幻灭


天朝眼中的世界:英吉利与新疆有无陆路可通?

中国传统王朝历来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意识。中国人向来视中国为天下,而天下之外便是蛮夷,蛮夷理应臣服于中国。

秦汉至隋唐,汉文化处于上升期,受天下观的影响,中原王朝并不认可周围的少数民族,尽管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挤压着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宋代以来,中原王朝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挤压尤为严重,但这并未降低天下观的影响,这种思想反倒越来越强烈。“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曾撰《中国论》,强调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石介认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天下观念并非汉民族独有。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并不否认“天下”的存在,甚至为证明自己的正统性而极力证明这种观念的存在,元清两朝尤为明显。

根据葛兆光先生的研究,在明代,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天下”,却还是从《禹贡》那里来的“九州”,人们一想起有人居住的所有地域,最自然地浮出脑际的还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内的“中国”。而清代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也没超出这个范畴。这种天下观使中国人的眼界只局限于东亚的范围,东亚之外几乎就一无所知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两广总督给乾隆皇帝上了一封紧急奏折,说一个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送信,打算来“朝贡”天朝。乾隆阅读完极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版禀文后,龙颜大悦,但是一个问题马上困扰了皇帝和他的宠臣和珅:“英吉利”是什么国家?在哪个方向?

大臣搬来了《大清一统志》,从头翻到尾,虽然找到了传教士提过的法兰西、意大利,但并没有找到“英吉利”三个字。这本书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中外学者修订完成的,书中记载了当时中国人知道的所有国家。“英吉利”的缺位足见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多么局限和模糊。后来,在传教士的点拨下,乾隆皇帝了解到,“英吉利”是位于西方的一个长于器械制造的国家。一向喜欢钟表等西洋玩意的乾隆皇帝会心地笑了,因为“英吉利”使团的访华不仅意味着天朝又多了个偏远属国,更意味着又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土特产”要进贡上国了。后来,乾隆皇帝笑纳了使团的贡品,但拒绝了通商的要求。点击查看《鸦片战争打了两年 道光还在追问英吉利在哪》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传统天下观幻灭

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后,英国与中国出现的大量的商业纠纷,比如鸦片走私问题、商业欠款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清政府极为头疼。于是,英国政府于1816年向中国派出阿美士德使团,以解决商业和外交纠纷。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偏远小国的能量,但依然陶醉于“中国为天下共主”的幻觉中。正是这种幻觉让阿美士德步马戛尔尼后尘,最终无功而返。随着中英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特别是鸦片走私日益猖獗,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开始努力去认识英国。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用中文出版了大量关于英国和世界的书刊,这些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英国与世界的重要材料来源。

从19世纪初叶到鸦片战争前的近40年间内,尽管西方和中国有多种沟通渠道,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重视世界史的研究。如果说这个阶段有研究成果,也不过是知识分子零星的小篇幅著述,如王大海的《海岛逸志》,谢清高与杨炳南的《海录》,李兆洛的《海国纪闻》,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和叶钟进的《英吉利夷情纪略》等。不过,这些著作只能算是扫盲性读物,谈不上有学术价值。这些文章对西方历史的叙述过于简略,所使用的材料更多来自传闻,根本没能勾勒出西方世界全貌。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这些著述也已经算是异端了。

马戛尔尼访华外交失败后约半个世纪,英国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大清帝国丝毫没有招架之功。在尔后一系列的战争失败与割地赔款的屈辱中,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于是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传统的天下观念难以维系。传统天下观念的逐渐幻灭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热潮。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图左)马戛尔尼(图右)

02

士大夫阶层的挣扎:围绕救亡图存的研究与叙述


师夷长技以制夷:工具性的世界史研究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逐渐被打开,西方思潮与观念相继涌入,中国人头脑中的世界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天下”与“华夷”观念,逐渐转变为现实的世界观念和国家观念,但这是一个挣扎的过程。

两次鸦片战争虽然没有给普通中国人造成多大影响,但却给中国上层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士大夫阶层都难免有屈辱之感。天朝上国被远在西洋的蕞尔小国打败并割地赔款,这不免让一向将中国视为天下之主的大清士大夫阶层极为恼火:有人赋诗抒发抑郁之情;有人拍案而起,愿投笔从戎,赴沙场抗敌;也有人将眼光放宽,将视野投向天朝之外更为广大的世界。正是这种几千年未有的巨变促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开始研究西方历史。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西方历史的目的十分明确,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经验,以此来为大清王朝的富国强兵大业服务,这一时期研究西方的士大夫仍然挣扎在“天下”的观念中,难以完全放弃华夷之辨,学习西方的目的也是为了打败西方,而最直接能看到的便是西方技术层面的坚船利炮。

林则徐、魏源、王韬是技术层面研究西方历史的重要代表。林则徐是晚近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身处中外接触的前沿之地,也逐渐感受到了解外国的重要性。他组织人手,从外国的书报资料中辑录和翻译出颇具参考价值的部分,结成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籍。后来,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增补扩充资料,撰成《海国图志》。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他们两人相比,王韬对西方的认知更为直观。他久居上海,与西方人士来往密切;他还游历过英国、法国、日本等国。他在《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中倡导发展新式枪炮等先进武器,赞同普鲁士的君主与议会相结合的“开明专制”,反对法国的共和制,希望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魏源与其所著《海国图志》。

改良革命之争:历史研究变成政治斗争利器

戊戌变法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们更多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实现国富民强,但甲午一战惊天人,希冀通过学习技术以强国的洋务运动在蕞尔小国日本面前彻底破产,于是知识分子转而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遂有了戊戌变法,但百日之后,戊戌变法失败,改良也成为泡影,于是革命的呼声日渐高涨。改良与革命的论战随即展开,当时的世界历史研究成果成了双方论战的有力武器。柳人权在《波兰衰亡史》中,视清政府为“鞑虏”,警告中国必须推翻清朝统治,否则就会落得同波兰一样的倾覆下场。而改良派则予以反驳,发表《万国通史》,规劝清政府早日施行改良措施,推行君主立宪制,以免中国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局面,同时阐明中国宜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道路。

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改良派和革命派还编译出版了大量世界史著述,如改良派编译的《万国史》《万国兴亡史》《世界进化史》《十九世纪外交史》《东西洋伦理学史》,以及革命派编译的《十九世纪革命时代》《法兰西革命史》《英国革命战史》《明治维新四十年政党史》《美国独立战争史》。但是它们“翻译的占绝对优势,编著的不多,而自己撰著的则更少”,这反映出双方在世界史研究方面,都存在功底浅薄、急功近利、偏见较深的特点,缺乏做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冷静。由于背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近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政治形势密切相连,过于突出其实用性和目的性,甚至在某些时候把世界史的研究当作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削弱了它本应具有的学术性。

03

留学知识分子的改变:纯粹的学术研究与写作


学术独立:留学知识分子的突破

改良派与革命派激烈的舌战与笔战并没有让内忧外患的中国走上强盛之路。有些学者密切关注着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但同时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静如止水地做世界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果,成为晚近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亮点。这些纯粹的学术作品没能在短时间内体现出救亡图存的功效,但从长远来看却开启了民智,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的复兴。此后的中国世界史研究都是在这些学者奠定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一时期涌现了陈衡哲、蒋百里、雷海宗、张贵永、纳忠等坚守学术良知的学者。

上述学者共有的特点是,都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同时都到国外留学过。陈衡哲出生书香门第,祖父、父亲、舅父都是知名学者,从小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她早年留学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开阔了视野。此外,蒋百里曾留学德国;雷海宗曾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张永贵曾留学德国;纳忠曾留学埃及……这些学者受过良好的中西教育,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认真做事的踏实精神。他们提倡经世致用,又不急功近利;静如止水,潜心学术,终于为中国晚近的世界史研究开辟了一片天地。他们关注政治,但又不参与政治;他们关心国家,但又能于家国罹难中保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1919年赴欧考察团在巴黎,前排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

资料短缺:晚近世界史研究难为无米之炊

陈衡哲著的《西洋史》是民国时期的高中教材。它深入浅出,语言通俗,论述了从远古到20世纪的西洋历史。当代学界对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认识与她《西洋史》中的观点依然保持一致。胡适认为,该书是一部带有创作野心的著作,是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言简意赅地论述了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欧国家发生的这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指出了欧洲南方和北方的人民的不同的气质,而且论述了教皇与宗教改革的关系。此外,雷海宗的《西洋文化史纲要》,张永贵的《西洋通史》《西洋外交史研究》《德国曼尔斯丹的外交政策》,纳忠的《阿拉伯通史》等也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

当然,他们做学问的时候正值国内及世界局势不断动荡的时期,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都不利于学者的学术研究。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阻碍了学者们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经久国内战乱,也让学者们一直没有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此外,当时的中国,开眼看世界也才几十年,关于世界史的材料仅限于传教士翻译的西方史学著作和中国开明知识分子编译的西方材料。可以说,世界史研究的资料极度短缺。因此,晚近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04

走向世界:中国近代世界史写作范式的形成


传统士大夫的基因缺陷造成世界史研究难脱窠臼

自鸦片战争的炮火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守千年的天下观以来,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逐渐向近代文明转向。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乃至世界的认知需求是被动国情中的主动选择。从技术强国到变法图强,再到革命救国,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知在曲折中慢慢成熟。

传统士大夫阶层试图学习西方的技术以实现国富民强。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叙述更多强调工业技术,他们所坚守的依然是传统的天下观,他们笔下的世界史更多是技术层面的专门史。林则徐等人的思想与同代人相比已经算是开明了。但是,他们的历史写作模式依然没有脱离传统,这种工具性的历史叙述服务于当时的特定厉害死,长远来看,史料价值有限,理论价值全无。

革命需求催生新的世界史叙述方式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国势的进一步衰退,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论战。为寻找论战的论据,他们展开了有区别和有选择的世界上研究与叙述。这一时期编译与写作的作品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写作方式上也已经取得了突破。只是研究的主题无非是革命与改良,内容局限性较大,也没有出现有重大突破的作品。即便是翻译过来的著作,也加入了作者的认识,译成了有思想导向的作品。这类著作有现实的关照,无历史的传承,很难界定为完全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与写作。政治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历史研究与叙述永远无法跳出各种主义与思潮的圈圈框框。

中国近代世界史写作范式的真正形成得益于一批留学知识分子的转变。他们中的部分人坚守传统治学精神的同时运用西方的史学理论与写作方式,为后世留下了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可以说,到陈衡哲和蒋百里一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才真正走上了正轨。他们所坚守的治学方法至今为当代学者沿用。他们对世界历史的一些判断至今为当代学人坚守。1949年以来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世界史专家齐世荣参与编写的《世界史》在方法与叙述模式上依然保持了陈衡哲《西洋史》的精髓。可以说,中国世界史写作的范式在那个时期已经形成并走上了成熟。

当然,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特殊的内外环境,政治思潮和运动逐渐左右了世界史的学术研究。经历了内忧外患之后,先天不足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无法避免后天发育不良的命运。

陈衡哲与她的《西洋史》(民国原版32开)

结语

晚近中国世界史的叙述诞生于救亡图存的艰险环境中,既有鲜明的时代性也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当时的世界史研究受材料与环境的局限,这种先天不足直接影响了当代的世界史学术研究,以致该领域一直没出现有突破性的大家。

近现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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