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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救亡:书生欲用通俗史唤醒国人


中国通俗史写作历史悠久 救亡时代更兴盛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官方修史和民间修史两个叙述历史的传统。官方修史是当权者主导的历史编撰工作,优点是占有丰富的历史材料,集合了一流的学者和专家;不足是,往往带有导向性和主观色彩,有时过于强调为现政权服务而忽视了客观事实。民间修史带有自发性,有时候会夹杂着个人情感,但与官方修史相比,少了功利性,增强了可读性。民间修史最宝贵的地方在于留下了丰富的通俗史著作,对历史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俗史的本意是用通俗的语言写的历史著作,它的核心是历史,表现形式是通俗语言。所谓通俗语言,指的是作者所处时代流行的叙述形式。从这个角度讲,司马迁的《史记》本质上是一部西汉时期的通俗史著。司马迁摒弃了春秋以来的笔法,用通俗的语体和形式,写就了活泼的历史,语言之生动,人物之鲜活,即使当代人读了也赞不绝口。通俗史范畴内也演化出了一些野史、传奇,这些更多归到历史小说里了,很难说是纯粹的通俗史。可以这样说,每个时代都有通俗史,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民国时代,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下,官方修史逐渐向民间修史转移,开创了学术文化的争鸣时代。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国学大师、历史名家。这一时期的大师们,更多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怀而研究和叙述历史的。为救亡图存也好,为社会改良、政治革命也罢,学者的出发点更多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还有一些学者,借助白话文的普及,用当时流行的语体,写就了精彩而通俗的中国历史,为当代及后世读者所称道。蔡东藩、林汉达、白寿彝等,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通俗史家。下文以蔡东藩为例,简要叙述民国知识分子的通俗史叙述。

蔡东藩写史救国:钱财不足虑 生命亦可抛

提起民国通俗史家,不可不提蔡东藩。蔡东藩生于1877年,出身贫寒,自幼聪颖,好读书。他14岁考取秀才,才学名冠乡里。他曾经为偿还债务而屡次充当“枪手”,替人考取功名。他自己以教书为业,虽穷,但也自在。此后,蔡东藩目睹外国势力不断渗入,而清王朝面对外侮无能为力,国内贪腐滋生,民不聊生。为了寻找国家走出困境的路,他决定入仕途。他报名优贡,顺利过了省考和朝考,被分到福建做候补知县。作为一介书生,他并不懂官场溜须拍马、尔虞我诈的套路。工作一个多月后,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称病还乡,告别了自己短暂而乏善可陈的政治生涯。

辛亥革命后,帝制被推翻,民国始建,蔡东藩为之欢呼雀跃。此后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斗争,让他痛心疾首。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承担起教育公众的责任,提笔写作《清史通俗演义》。本书的写作遭到亲友阻挠和干扰,有人劝他丑化满清,有人要求他为清廷歌功颂德。然而,他却坚持自己的历史哲学,尊重历史事实,在搜集的史料基础上写作本书。此书完本后,他又继续写作了其他朝代的通俗史。从1916年到1926年,他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13本700多万字的历朝通俗演义,再现从公元221年到1920年共2166年的历史。时间跨度之长,篇幅之浩繁,规模之宏大,在中国通俗史写作上堪称历史之最,被后世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蔡东藩这套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这种重视事实,轻视文学性情节的叙述模式为后代留下了一部优秀的中华通史,对历史知识的普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此外,尤为感人的是,他写作通俗史的这10年,正值他家庭屡遭不幸,个人在社会上颠沛流离的时候。当时他穷困潦倒,妻儿多病,但这些都没让他放弃写作。当妻子见他身体每况愈下时劝他休息一下,慢慢写,他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面对微薄的稿费收入,他却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当我们翻开历朝通俗演义时,对蔡东藩的写作精神依然保有崇高的敬意。林汉达著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以及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都坚持了蔡东藩写史的原则与方法。

蔡东藩先生雕像与其所著《两晋通俗演义》

02

反思与批判:柏杨的批判写作与古籍今译


柏杨铁屋中的呐喊 满腹心思对刀笔

后民国时代,将通俗史写得好看的当属柏杨。在思想界和文学界,他是个异类,得到过别人难以企及的追捧与赞扬,也得到过无数批评与唾骂。他生于民国,长于民国,受教育于民国,但成名于台湾。他是个极具批判精神的人,一生写过无数杂文。他的批评精神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儿时不见容于继母,上学后又遭遇了日军侵华,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悲剧。他曾为上大学多次修改名字和学历信息,后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可以说,他一生上过很多学校,从未拿过一张文凭。内战结束后,随国军一路流落台湾,后因1968年的“大力水手事件”入狱九年多。正是这种坎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批判精神,让他在杂文创作上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被誉为台湾的鲁迅。在通俗史方面,他也相当有造诣。

他在狱中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其中第一部成了他最重要的通俗史著作。该书讲述了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代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中国历史。全书文字洒脱,行文流畅,评论深刻幽默。出狱后,他专门从事写作,从1983年开始译写《柏杨版资治通鉴》,历经10年,用72册篇幅,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化成白话文版,重现了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中国史。鉴于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常常无法呈现历史的全貌,柏杨以事件为主题,从1999年开始翻译南宋袁枢的《通鉴记事本末》,并主编了38册篇幅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该项目历时两年,于2001年全套出齐。

柏杨的通俗史著作被称为“山寨版”通鉴。他将枯燥难懂的文言文化成流行语,将传统纪年改成公元纪年,给生僻字注音,将古地名改为今天的地名,亲自手绘大量地图,甚至把古代的官员称谓也与现代的相对应。对一些史料不足的地方,他还查阅资料,给予增补。他不时跳出来指手画脚,臧否人物,语言生动,幽默风趣。虽说是“山寨版”,但柏杨版通俗史的价值非常高。当今的华语世界,能完全读懂文言文的人少之又少,长此以往,未来的年轻人对本国的历史将慢慢遗忘。通俗版的历史叙述正好为大家了解本国历史提供了方便之门。

柏杨先生及其著作《中国人史纲》

柏杨写史批民族陋习 开古籍今译先河

与蔡东藩相比,柏杨修通俗史的动机少了写史救国的迫切性,但依然有启蒙民智的人文关怀。他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对本民族有种恨铁不成钢的紧迫感。他写作《丑陋的中国人》,从民族自身的文化劣根性开始剖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他翻译的白话史书并非单纯的文言译成白话,而是创造性的翻译,并进行史料补充和史料辨别,甚至将原作者的道德说教进行了点评。他用现代人的视角述历史兴衰成败的原因,加入各家观点,丰富并完善翻译版通俗史著。柏杨写白话版通鉴时声名早已海内皆知,经历了近9年牢狱,早已看淡了名利,少了浮躁气息,多了对民族、对历史的责任感。

当然,柏杨版的通俗史也引来了大量的批评声音。台湾学者李敖、香港学者孙国栋等都从不同层面提出过批评。有人质疑他的历史功底,批评他过于牵强地用今天的官职称谓套古代的官职,闹出很多笑话。如,他将掌国家管财政收入的“大司农”译为“农林部长”等。香港学者李德明认为,柏杨的翻译完全没有理解司马光的本意,进行了错误的解构。甚至有香港文化界的人提议组成“修柏会”,修改柏杨版的白话通鉴。略去这些批评的声音,认真读读柏杨的书,还是能发现其中闪烁的智慧的。

也有学者肯定了柏杨的努力。历史学者唐德刚就认为,如果学生读不懂《资治通鉴》,就推荐他们读柏杨版的白话版,“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柏杨不一定被公认为举足轻重的历史学者。但他从喜好为文打抱不平,到亲身受冤狱压迫后,对历史的反刍,却使他的历史书写与著作,有着另一层重要意义。”唐德刚对柏杨通俗史写作的评价较为客观。也有人认为,柏杨对历史的通俗化解读,让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了起来。可以说,柏杨追求将历史写得好看的原则,直接影响了当下通俗史的写作,只是受学养和写作动机的影响,至今没有谁能超越柏杨。

03

历史沦为一门生意:通俗史叙述逐渐庸俗化


国学热催生新生意 历史写作虚假繁荣

晚近以来,学界对传统历史文化一直持有批判态度,正史也被称作“帝王将相的家谱”。从“白话文运动”到“打倒孔家店”,传统的历史文化被推向现代化的对立面,遭到否定和批判。五四先贤们有较好的旧学素养,是连接新文化与旧传统的桥梁。尽管他们批判旧文化,但他们对历史传统都有较好的理解与认识。内战炮火摧毁了这批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出现断裂,失去了传承。传统文化的断裂与贫瘠让改革开放后物质上丰富起来的人更加渴求对历史文化的回归。现代的人多数无法读懂文言文,所以向传统回归遇到了语言文字的直接障碍。正是这种障碍催生了当代的通俗史叙述,即所谓的通俗史热、国学热。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生意,电视台、出版商、学者、作家、写手都纷纷将手伸向这个市场。一时间极为喧闹,呈现出一片海市蜃楼般的文化繁荣。中央电视台有《百家讲坛》,各地方电视台有各自的讲座节目,如山东电视台的《新杏坛》。专家讲国学、讲历史一时蔚然成风。各出版商也紧急运作,将视频材料化成实体书,赚得盆满钵满。许多网络写手,草根出身,借助网络平台,用自己的方式叙述通俗历史。网络平台与实体出版相结合,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出版门类。正史、野史全被挖出,外加写手的想象虚构,构成了网络时代独特的叙述模式。

央视著名节目《百家讲坛》片首及其主讲人易中天、阎崇年、于丹、王立群。

学者被传媒“洗脑” 历史讲述成套路

说到引领通俗史叙述风潮,首先要提《百家讲坛》。2001年开播以来,《百家讲坛》推出了很多通俗历史类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易中天、王立群、阎崇年、纪连海等脱颖而出。他们的讲稿出版成实体书,让他们获得了丰厚的版税。可以说,《百家讲坛》栏目成就了一批人,让他们名利双收。我们看到他们成功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他们成功的原因。其实,最为核心的不是他们的学养,而是电视媒体的炒作与策划。是深谙观众心理的策划人,精心打造的结果。仔细看我们会发现,《百家讲坛》各位名家叙述的风格各异,但叙述的内容结构,材料选取,故事情节的把握如出一辙。这不是巧合,而是刻意的训练,即“洗脑”的结果。

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万卫坦言,栏目组有十多位编导,他们负责与每一位主讲学者沟通叙述模式和悬念设置等问题。易中天等人在屏幕上将历史故事讲得充满悬念、波折不断,主要是因为他们录制节目前都经过了栏目组的“洗脑”和“变异”。山大教授马瑞芳就曾经抱怨说,她主讲了20年蒲松龄,结果他们不让她讲,非要让她按问题去讲。一开始,马教授对此表示拒绝,后来也就乖乖就范了。易中天一开始讲历史总忽视细节,经历了痛苦的洗脑过程后,慢慢学会了卖关子、抖包袱,像讲评书一样讲历史。编导洗脑的理由只有一条:观众喜欢你这样讲。此类讲稿化作文字后,出版商对文章的结构、情节的安排也做了调整,理由是:读者喜欢这样写。表面看,学者在自由自在地做学问,实际上是商业驱动下无奈的媚俗之举。这就是为什么早先登上讲坛的学者都名利双收,而后来去讲课的,基本上没多少人听了。编导刻意策划,套路相同,了无新意,观众都腻歪了。

草根写史胡乱编造史料 从庸俗走向恶俗

随着网络文学的崛起,一大批掘金的写手通过网络平台发表通俗史作品。这个圈子涌现出了当年明月、赫连勃勃大王、曹三公子、清秋子等优秀的写手。登上电视媒体的学者多少还有学术研究的痕迹,对历史事件做了考据,引用了大量材料。然而,网络平台的通俗史写作大多是以史料为蓝本,然后加上虚构的情节和想象的对话,写成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通俗史。即便是呼声最高的《明朝那些事》也未能免俗,一开始的写作尚且完全依据史料,但后来为求更新速度,也开始粗制情节,有可读性,却不是信史。更何况其他的通俗史著作,更是不忍细看。

曹三公子《流血的仕途》中有个情节,说李斯深吸了一口气,像马丁·路德·金那样,饱含深情地说出一句:“I have a dream”,而嬴政将李斯的话打断说:“讲中文,Please。”这种对历史的戏谑与不负责任让人极为痛心。为了所谓的搞笑,加入无厘头的元素,真让人忍无可忍。受到这样通俗历史作品影响的青年一代,能看清历史的原貌吗?历史不是用来的搞笑的。钱穆先生说,任何一国的国民都应该对本国历史保有一份温情与敬意。用这种方式叙述历史,温情何在,敬意何在?这种情节只是冰山一角,有太多杜撰的情节充斥当代通俗史写作。为钱写作不丢人,但为钱杜撰历史则可耻。当历史写作成了赚钱的工具,所谓的良知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都被抛到了脑后。点击查看《史学家评易中天重写中华史:担心他的知识背景》

04

通俗史尺度:历史不应是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通俗史也是历史 不可任意杜撰虚构

民国以来的通俗史写作从写作动机和叙述方式上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蔡东藩一辈的通俗史家,怀有通俗史救国的理想,希望通过普及历史知识,让民众对现实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以便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端口做正确的取舍。他坚持严肃的治学精神,以史料为主,重在写信史。后民国时代的通俗史家柏杨,写作通俗史的动机更多是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希望通过通俗史启迪民智。他的写作手法已经跳出了史料,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创作的成分占据了重要比例。蔡东藩也好,柏杨也好,他们写史完全脱离了商业的羁绊,纯属出于对现实的关怀而作。

然而,当代通俗史写作更多的是出于商业动机。为利而作原本不该受到批评,但为了利益不折手段,戏说历史,篡改历史,杜撰历史,用近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书写历史就要不得了。张鸣教授认为,通俗史也是历史,所引用的材料,史实必须都有出处,不能瞎编。有的通俗史写得像小说,有些地方造一个情节,加入一个表情对话。如果图乐子,不如直接读小说。当代商业化的通俗史写作正在走入误区,慢慢忘记了通俗史写作的尺度。历史本就不该是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通俗史写作要坚持最基本的尺度:依据史实,拒绝杜撰情节。通俗史的叙述应该交给专业人士,而不是人人可以写。点击查看《重说中国近代史:挖掘当代问题根源》

恢复学术本源 改变历史叙述方式

历史本来就很好看,只是被模式化和僵化的学者搞得枯燥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的历史叙述方式一直没发生变化,所以历史著作成了学术圈子里交流的读物,而没有成为社会大众的知识读本。然而,国外学术界一直对历史叙述模式有较好的探索。华裔美国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用通俗而全新的叙述模式讲诉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受到各层级读者的一致好评。当前的通俗史热,正是国内大众呼吁历史叙述回归通俗写作而产生的。

白寿彝先生指出:“通俗工作并不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写通俗读物,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既要能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科学水平,又要在文字表述上能够准确、生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写通俗读物比写专门的文章还要难,绝不可轻看。”从白先生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通俗史写作应该是学者的工作,通俗史写作就该恢复学术本源,用通俗的语体叙述复杂的历史。这是避免当前草根写历史逐渐庸俗化的最好方式。如果这种历史叙述方式继续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我们的学者研究与叙述会走向不归路。

结语

商业利益促使通俗史写作越来越功利和庸俗。历史不该是被“消费”的商品,通俗史叙述应该坚持一个最基本的尺度,即不能虚构和杜撰,应按史料说话。通俗史的写作应该回归到历史专业人士那里,而不是成为个别人牟利的工具。

通俗史写作是否应该回归学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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