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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生活”到“三联”:“掏粪精神”下的辉煌


韬奋精神的核心是“掏粪精神”

谈起生活书店不得不说韬奋精神。自称继承了邹韬奋衣钵的三联书店,在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场合,一直提倡弘扬韬奋精神。然而,韬奋精神到底是什么?新闻界有新闻界的见解,出版界有出版界的看法,政论界有政论界的认识。

最早对韬奋精神做出界定的是毛泽东,他1944年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如下观点:“热爱人民,真诚的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们的地方。”因了主席的“一言九鼎”,各种版本的韬奋精神几乎都是从毛泽东这句话中演绎出来的。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在谈论韬奋精神时,也是在演绎毛泽东这句话。但是,了解邹韬奋做新闻出版的经历后不难发现,韬奋精神绝非这么笼统和简单。

追根溯源,韬奋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新闻界“掏粪运动”精神的继承与发扬,而邹韬奋是中国版“掏粪运动”的发起者、践行者和捍卫者。当时的美国新闻界,以杂志为主体,掀起了一场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呼唤正义与良心的运动,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将新闻记者比喻为让人不屑的搜集秽物的掏粪工,但新闻界并不以为耻,反引以为荣,把“掏粪工”这个比喻保留了下来。“掏粪运动”揭露出了大量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为美国新闻史增添了辉煌的一笔;它也重塑了美国的新闻精神和新闻价值观,为此后美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灵魂。

邹韬奋办杂志时中国正遭受外敌蚕食,而民国政府对外懦弱无能,对内血腥镇压,腐败滋生,致使民怨沸腾。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工商业的发展,上海逐渐成为新闻出版业的中心,汇聚了大量的出版社和报刊,也成了知识分子用文字改变社会,启迪民智的天堂。当时的中国急需揭露社会问题,针砭时弊,主张言论自由的“掏粪精神”。

“掏粪精神”下的生活书店

本着知识分子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邹韬奋走上了出版改造社会的道路。自从1926年接手《生活》周刊(1932年成立生活书店)以来,他就一直没有停止对当局的批判,并努力将该杂志办成主持社会正义的舆论机关。邹韬奋的行为难见容于民国政府,所以经常受到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在当局的威胁下,生活书店从体制内脱离,自主经营,但继续保持批判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号召国人组织起来,抵抗侵略,并为十九路军筹款而奔走呼号。他文笔犀利地批评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的行为。《生活》周刊成为宣传抗日,谴责政府不作为的舆论中心。1933年,《生活》周刊遭到查封,邹韬奋流亡海外。两年后,他回到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继续保持对当局的批判精神。此后他创办了《生活日报》《全面抗战》等报刊,继续宣传抗战,批判政府的腐败无能,遭到国民党痛恨。随后,除了重庆分店外,全国50多家的分店遭查封。邹韬奋只身赴港,坚持新闻独立的精神继续办报刊,直到1944年去世。他不向权威低头,永远保持新闻人的良知与良心的精神正是“掏粪精神”的精髓,也是生活书店的支柱。

从创办到合并的17年间,生活书店出版了30多种期刊和1200多种图书。包括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和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周有光、马识途、王蒙等老一辈学者和作家所怀念的正是这个时期出版的文学名著。例如高尔基的《燎原》、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茅盾的《残冬》、郁达夫的《迟暮》、萧红的《生死场》等。那个时代的生活书店做的是知识救国、思想启蒙的工作,用书籍和期刊打开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大门。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历史来看,生活书店仅仅存活了17年,可以说,1948年香港三家店合并就宣告了生活书店的“死亡”。紧接着,1951年三联整体并入人民出版社,从历史的烟尘中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虽然保留三联的品牌,但已经不是昔日的三联了。可以说,生活书店并入三联之后的三联书店一开始就没有了独立性与自主性,何谈三联精神?如果非要有精神可谈,那也是1948年之前的生活书店精神,也就是主张新闻自由的“掏粪精神”。

“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曾影响一时。

02

体制染缸:慢慢浸染了出版的精神


 在体制温床上巧遇读书“饥饿”年代

三联书店并入人民社后,一开始无独立的编辑机构和编辑计划。三联的任务是按分配要求,出版保证政治导向的书籍。直到1954年,根据胡乔木提议,三联才获准成立编辑部,下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6个编辑组。当时三联的主管领导给三联编辑部定的出版方向是,要从马恩著作中找选题,马恩提到过的,批判过的都可以出,便于大家研究马列主义。于是,三联书店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书籍。出版这些“非马列”书籍的目的是便于学习马列主义,但也客观上为知识启蒙做了贡献。

三联也出版了一部分“非马列”的本土学术著作,如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登原的《国史旧闻》、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以及邓之诚的《桑园读书记》等。依附人民社的三联在体制的安排下逐渐转型成了出版学术著作的出版单位。1957年到1977年之间的20年,受国内环境的影响,三联在人民社的这段历史一直讳莫如深。本质上讲,这一时期的三联社是新政权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单位,这之后的三联也难以回到过去。

生活书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辉煌过,然而三联的辉煌却是从人民社独立出来后的十几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解禁,国内对书籍的渴求达到了“饥饿”的程度。三联书店在这次阅读狂潮中收获颇丰。当时,三联出版了巴金、钱钟书、杨绛、费孝通、陈寅恪等人的书籍。杨绛称三联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许纪霖将三联称为知识分子的第三种尊严,大都因为这个时期的三联在引领学术文化潮流方面的建树。然而,三联的辉煌与特殊的历史阶段有关,那是个对知识饥渴的年代,任何一家出版社只要印书就能卖钱,印刷机就像印钞机。三联因时而动,它能引领潮流,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动的接受。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辉煌与韬奋精神关系不大。

三联的成功与时代有关,与韬奋精神关系不大。

跳不了“天鹅湖”的昔日芭蕾演员

阅读的饥饿年代结束后,三联体制上的毛病就逐渐显现了。随着民营书业的崛起,国营出版群体丧失了选题和市场优势。新世纪以来,三联的业绩不断下滑,甚至走上了负债的道路,这不仅是三联的问题,也是大多数无教材红利的出版单位面临的行业性问题。国家无法承担这么重的负担,于是酝酿文化单位改革来应对这个局面。2004年爆发的“汪季贤事件”是三联体制弊端的一次集中爆发。该事件让三联颜面扫地,也让读者觉得,百年老店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出版单位。次年的余波又让三联书店在新媒体时代大大跌份。

“汪季贤事件”是国有出版单位领导思维僵化、管理粗暴、作风官僚的最好体现。汪氏在三联公开宣称:“你们谁要是给我惹是生非,导致上面摘了我的乌纱帽,那我就先砸了你们的饭碗,谁都别想有好果子吃!我的乌纱帽丢了,你们也别想要饭碗。”他的官老爷作风一时“蔚为佳话”。一位执掌文化单位的人竟然说出如此腐臭的言语,简直是在侮辱文化本身。但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很多国有出版单位的领导多是官僚出身,为了升职,或为了养老,来出版社挂帅。让这些谙熟政治斗争却不懂文化的人来引领出版,结果可想而知。

该事件还还反映了一个中国出版界的奇观,那就是买卖书号、刊号。汪氏在三联工作一年多点就卖了108个书号,并通过1刊多号的方式,将《读书》的刊号以每月6万元卖出,并十分得意地向下属宣称“毫不费力就得了6万元。”买卖书号是中国出版界独有的现象,是中国出版业未能彻底开放的表现。民营公司要想出书,要么从出版社买书号,要么通过合作出版的模式使用书号,即变相的卖书号。由于国有出版单位的营运状况明显比民营差,所以买卖书号就成了很多国有出版单位收入的重要来源。

邹韬奋时代的生活书店实行民主管理,让全店人参与管理,获得的收入扣除一定的营运费用外,其他的分给工作人员。所有人都是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积极性高,归属感强。联想到现在三联面对的大环境以及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不禁让人觉得这家丧失了韬奋精神的老字号恢复了生活书店又能怎样?虽然能在情感上唤起尘封多年的记忆,但能否重新实现当年的光荣与梦想,能否在市场的滚滚大潮中获得生机,需要拭目以待。

03

价值错位:生活书店难做吸金工具


传统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幻想

生活书店于1948年“死去”,今天又“活来”,让人觉得突然,又觉得有种异样的温情。老一辈学者和作家追忆的是邹韬奋治下的生活书店,怀念的是坚持“掏粪精神”的新闻人在特殊年代的坚守与执着。其实三联书店恢复生活书店的核心原因是想进军大众出版,摆脱经济效益低的困境。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三联书店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韬奋书店亏损巨大,广州两家书店也相继关门。汪季贤上台时,三联就因为业绩不善背负了四五千万人民币的债务。三联的考虑是,突破学术高端出版经济效益不好的局限,利用生活书店品牌,从大众图书市场掘金。

三联书店恢复生活书店的出发点本身就有问题,是市场经济下出版人价值观错位的表现。当前,传统出版江河日下,新的出版形式正在结合日益更新的科技慢慢酝酿。传统出版的很多环节都将被取代,慢慢形成网络电子出版与传统出版相结合的新型模式。在这个节骨眼上,三联书店试图恢复生活书店,借助老品牌号召力吸金,简直是对行业朦胧的自我幻想。

大众出版的市场与资源已经被分割完毕,一家新成立的出版机构很难插足进来。马识途、杨绛等人的捧场并不能改变传统出版江河日下,濒临死亡的现状。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生活书店很难在大众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除非利用品牌效应与民营出版合作。那样的话,又回到了变相卖书号的老路。

在这个节骨眼上,三联书店试图恢复生活书店,借助老品牌号召力吸金,简直是对行业朦胧的自我幻想。

恢复生活书店难破体制束缚

尽管没有了生活书店时代的韬奋精神,但三联毕竟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竖立了高端学术出版的地位。近几年来的出版改革,将所有的国有出版单位都推向市场,其实这是矫枉过正的行为。从美国方面看,学术出版一般都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公司,一般都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一部分。学术出版的经费来源多为校方、研究机构提供的经费,以及基金资助和社会捐赠。

三联并入人民社后,慢慢走上学术出版的道路。独立出来后,三联的特色还是出版高端文化产品。因此,在市场化面前,三联是否应该独立出来专制成为企业,还是应该保持原有体制不动,靠政府资助,做高端学术出版。那样的话,它将继续保留传统,也能发挥社会价值。现实情况是,它的管理体制依然是僵化的,但经营模式完全市场化化了。

近年来,三联的困境不仅是体制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面对经济困难就启动大众出版,这多少有点异想天开。今日恢复营业的生活书店也依然是国营企业,依然会面对所有国有出版单位面临的复杂问题。空有一张沾满尘灰的牌子很难创造好的经济效益。周有光也罢,马识途也罢,杨绛也罢,王蒙也罢,对当前图书消费的主流群体来说,他们是些古老而又陌生的名字。或许利用他们可以提高生活书店的品格,但无法提高它的效益。点击查看《实体书店陷入生存危机 多措并举才能提高收益》

结语

民国时代,生活书店坚持新闻出版人的“掏粪精神”,为后世留下了精神财富。现如今,受数字出版冲击,生活书店此时进入大众出版领域,很难获得好的成绩。在未来,它很可能成为三联品牌战略的工具,而不是赢利的渠道。

“生活书店”重新开张能否破浪前进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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