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民为什么自杀?

    2013年7月4日,《南方周末》登载了一篇《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文中选取了几起农民自杀案例,折射出当今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农民生活的困境。作为中国人这个大集体中一个群体,相对而言,农民身上带有更多的传统思维,这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他们也遭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由此使他们在精神上的困境显得尤为明显。面临难以解决的困境时,农民很容易选择自杀的路径,他们为什么选择自杀?是因为活着真的那么艰难吗?[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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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苟富贵勿相忘:追名逐利的传统心理思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权力的威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便可无所不能,他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名利的高峰,成为后世追求者的榜样。目睹他巡游的两个人说下“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千古名言,前者叫项羽,后者名刘邦。秦亡后二人展开数年争斗,最终刘邦取胜。刘邦的成功也堪称奇迹,他的成功也成为中国人的千古臆想——流氓也可以通过权术与计谋取得绝对的权力与地位,出身、文化休养并不重要。

 

 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中,如刘邦式的人物层出不穷,他们行为与观念一次又一次加深“富贵”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造反者如黄巢呼号:“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诗人李白赋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即便是小说中的人物,也不能免俗,宋江浔阳楼上吟反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些名言背后都是追求权力的心态,而在传统中国,拥有了权力便拥有了包括财富在内的一切。因此,追求以权力为核心的“富贵”便成为中国人的千古梦想,“读书只为稻粱谋”、“千里做官只为财”成了这种梦想的最好脚注。

基于这样的思维基础,中国人形成了“拜官”与崇拜权力的文化心理,“官”成为传统中国的核心。特别是科举制度出现以后,富贵对于中国人而言变得可遇而可求,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中国人上演了一出出的悲喜剧。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刻画了范进这一经典角色,透过他可以一窥传统中国的世态人情。当范进还是一文不名的穷酸秀才时,他的岳父称将女儿嫁给他是倒运,要求他不许在自己面前“装大”,但同时却要求他不能与做田扒粪的平头百姓平起平坐。当范进为了乡试去求岳父援助时,却遭来一顿劈头盖脸的痛骂。然而事实难料,当范进考上举人后,周围人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先是邻居满处寻觅他,接着是送米送酒,先前大骂他的岳父也完全变了模样,对着患了癔症的女婿而不敢下手打,被迫打了后“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除了岳父与乡邻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外,那些从来不与范进发生关系的乡绅也前来道贺攀关系。范进中举,地位一日千里,一纸文告让他在一日之内便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事实上,范进的遭遇不过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缩影,当一个人一名不文时,面子、尊严统统不存在,而当他有权有钱时,周围满是巴结的目光,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分得一杯羹。而这些成功者也会摆起十足的架子,以此来展现自己的面子。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刘邦当了皇帝,便在父老面前唱起了《大风歌》,他也有了足够的资本问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以权力为核心的富贵是传统中国成功的标志,成功者在成功后大多会回到故乡,将自己的事迹告诸世人,这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印刻在每个人内心深处。而家庭幸福,亲人和睦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幸福的标志,农民浸润在这样的传统文化心理下,富贵也是他们内在的心理诉求,所谓“苟富贵,勿相忘”,是每个农民的内心期盼。

“学而优则仕”是农民子弟改变命运的途径,范进只是个例而已。

02

成功者的价值引导:没有钱你活个什么劲


近代以来,尽管中国遭遇三千未有之巨变,但欧风美雨并未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观念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北洋时代,军阀部队的主力构成是农民,据陈志让《军绅政权》一书分析,当时农民参加军队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他们大多数人领了军饷后会将钱寄给在故乡的家人(当时的战争烈度并不大,1922年直奉战争双方动用二十余万人,伤亡一共四五千人,但这已是堪称惨烈的战争了。)对于当兵的农民来说,领到军饷才是最实在的,因此哪个军阀能筹饷,他的部队和势力便能强大,反之则走向衰弱。

农民参加军队的目的是为了钱,在日后的革命军队中也存在不少此类思想,即便进入新时代后,这种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一文中记载,毛岸英回到韶山后,当地农民在欢迎他时喊的是“嘿,太子荣归故里啦!”毛泽东的革命奋斗在农民那里被简化成“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毛新宇记载的这段往事其实是中国农民心态的一瞥,富与贵仍然是农民最内在的需求。

进入文革后,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向下学习的运动,农民被视为最为尊贵的群体,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精英阶层都被迫向下学习,但事实上,农民除了朴质与老实这种所谓的传统特质外,更多的是狡黠、懒惰、功利、好逸恶劳,在这样的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没有得到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更不会有进步。事实上,农民真正的需求被忽略了,农民在十余年的运动中未能富有,贫困一直伴随着他们,在这样的情境下,要农民转变思维,等同于缘木求鱼。

文革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些恶劣的影响深入并影响中国至今,其表现有四:1.实用主义被奉为社会行为“准则”,能捞到好处才是硬道理,“走后门”由此产生;2.言行不一成为社会“风俗”,“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传统被进一步发扬;3.抵赖说谎成为文化性“思潮”,不反思、拒绝反思成为每个人生活准则,成功者表现尤甚;4站队替代了是非善恶,是谁的人比道理更重要。社会大风潮如此,农民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也目睹了大量的事实,他们的心态不可能不被改变。

文革之后的时代,中国精英和成功者向下层民众传达的不是家庭幸福的理念,而是有钱就好,没钱你活个什么劲。电视上,电视剧表现的是住大房子开好车吃大餐才是幸福,电影同样如此。红火一时的《中国合伙人》告诉观众的是,只要你有钱,版权不重要,只要你有钱,在美国也能建实验室,如果没钱,你就只能刷盘子;《小时代》的创造者郭敬明更是如此,如网友所调侃的那样:“我开始怀念卫生间里2013Dior春秋限量款的价值一千九百九十八的香皂,不知道它胖了瘦了。”而这传递的是物质至上,有钱就好的价值观。

如果说这些电影是在城市流行的,那么,哪些在农村流传的又如何呢?以《乡村爱情》为代表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编织出一幅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现代童话的画面:比如,村里的人都生活富裕,人人善良淳朴,谁想发家致富,项目、资金都很容易解决,但事实上,这些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具体的投射。中国更多的农民每天还在为钱算计,这种电视剧所能传达的,除了一种臆想的现代农村和希望的方向外,更可能是一句“你不能赚钱不如死了算了”。

“大跃进”中的农民画与“天堂”想像

03

现代社会的冲击:故土渐远 城市难进


现代化的进程带来巨大的转变,农村与城市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现代化带来的电视、网络让整个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但这也对农村和农民造成更大的冲击。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工进城被视为盲流,政策上本来是不允许农民进城的,但因为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等的需要,农民被引进城市,成为第一代农民工,此时的农民工进城挣钱,但最终会选择回到农村,老一辈农民工多会选择在城市里打拼一段时间,存下一笔钱,然后回农村建房,他们的“成功”也会引来后来者的效仿,这成为第一代农民进城的基本模式。

第一代农民工之后,是第二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他们相对更有文化和知识,眼界更为宽阔,因此当他们感受到城市带来的便利之后,往往希望留在城市,但现实却是十分艰难,留在城市里的希望往往化为泡影。点击查看《卢晖临:打破农民工生产体制 迈向市民化之路》

但不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进城之后都会给农村带去新的观念和思维,比如需要有三层洋楼,家里需要有车,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在城市的生涯便是失败的。多数农民在回到家乡时,往往会衣着光鲜且出手大方,借此显示自己的“成功”,这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其冲击远大于“陈焕生上城”,这种冲击除了促使农民进城外,还会造成农村社会的各类冲突。一个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回到家乡建起小洋楼,购置起各类家用电器后,他便会成为其他农民羡慕的对象,有的人会以此怨恨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家庭矛盾便会发生,这种因为钱的矛盾在农村最容易酿成悲剧。

事实上,尽管农民进入城市后带来了物质的丰裕,但在思想观念上却少有进步,农民解决问题的办法依然十分传统,农妇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农夫也一样简单粗暴。现代化的冲击使农民离土地越来越远,农民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种地,拆迁、土地征用时有发生,农民与昔日的故土越来越远,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新时代,而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价值和道德观念是多数农民所不能理解的。当农民离开土地后,他们也并不能顺利进入城市,户籍制度成为压在农民头上最沉重的枷锁,许多农民有钱后也只能选择回到农村。点击查看《梁鸿<出梁庄记>:农民是这片土地上被动的存在》

04

观念作怪:家丑不可外扬 不要麻烦别人


梁漱溟有中国文化早熟之论,他认为中国人先自动承认了旁人,由此导致个人被埋没,个人权利被抹杀,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鲁迅称之为“吃人”的传统,于中国农民而言,也许他们是自私的,但是他们确实是不愿意麻烦旁人的,尤其是在心理和精神上更不愿意麻烦旁人。

“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尤其深入人心,夫妻矛盾这样的家丑更不能为外人道,有气也只能往心里咽,长期的负面情绪积累最终压垮一个人。

于社会层面而言,中国传统一直不重视个人,国家在制度设定上也从来不重视家庭和个人的问题,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小民的家庭问题从来都不是官方关心的话题。这自然造成农民有问题不会主动去找政府,而另一方面,政府也从来没有为小民提供过这类服务。

传统中国社会,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高高在上,他们掌握着百姓的一切,百姓所拥有的都是来自于官家的“赏赐”。古代官员管理百姓称为“牧养”,官员被称为“父母官”,老百姓得到的一切都要感谢官家。小民如果有问题找官家,会有什么遭遇呢?惊堂木一响,小民吓到跪在地上,然后“父母官”先赏赐一顿板子,小民再磕头谢恩,这几乎成为固定惯例。在这样的传统下,一般人没事是不找官家的,在民间也流传着“衙门朝天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谚语,这也是传统中国官民的现实写照,一言以蔽之,传统时代的中国人一直是臣民,不可能有问题找政府。

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遭受到广泛的现代化冲击,但在这些基本的理念上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农民一般情况下不会选择找政府或者诉诸法律。许多农民工领不到工资时往往选择以死威胁雇主,而不会用法律手段,这除了农民知识水平低外,和中国传统的官民文化分不开。在涉及钱的问题上农民尚且不愿意选择找政府,个人问题农民更不会选择找政府。

心理压抑、抑郁症这类疾病对农民来说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心理治疗、精神干预之类的治疗法了,对于农民而言,心理的压抑与不安都会选择自己承受,如果承受不住,那么自杀可能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事实上,政府也并未为农民提供相应的心理辅导和关怀,在心理健康问题上,政府和社会机构关注极少,即便城市也不例外,又有多少人能准确分清精神疾病和神经病的区别?

从四幅农民图像研究中国农民命运的历史

结语

根深蒂固的传统功利观和臣民观影响,使农民一方面盼望致富,另一方面不愿给政府添麻烦;政府相应职能制度缺位,现代化冲击,注定农民在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的抉择,他们不想死,但能看到的常常都是死路,于是自杀便成为最好的选择。

中国传统“官民文化”是否依旧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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