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学”:是学术还是“皇帝的新装”?

    250年前,当曹雪芹在饥寒交迫中告别这个世界时,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的书居然支撑起了一个产业。
      根据一本小说,我国目前每年生产出三四百篇学术论文,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我国涌现出著名“红学家”多达百余人,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曾参与到“红学”争论中,其中两次重大争论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环顾宇内,这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文豪从未曾享受过的殊荣。[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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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革命者想让贾宝玉当总统


“红学”本是幽默

“红学”一词的起源,见于均耀的《慈竹居零墨》等: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谈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后来徐珂将其收入《清稗类钞·诙谐类》中。并注解说明,“红学”系生造词,以讽刺当时“经学”蜕变成“曲学阿世”的工具。而繁体的“經”字去了三个曲折,就是红字。

清中期以前,士林多持华夷之辨,为自证统治合法性,清廷力主“三统说”和春秋公羊学,强调清代明并非以夷乱华,而是天道循环、天命所归。经学在传统学术中原本地位崇高,政治公然踏入,学者人人噤声,只敢做些考据、训诂之类小学问。所以朱子美故意推崇更等而下之的小说,以表达他的不屑。

变法派:让贾宝玉做总统吧

戊戌变法失败后,《红楼梦》地位陡升。

变法失败让人们丧失了通过政治手段富国强兵的理想,转向寻求社会手段,小说读者群大,有宣传价值,梁启超远避日本后,力主“文学救亡”,畅言要在诗界、文界、小说界中搞“三界革命”。

梁启超及梁派对《三国演义》《水浒》等传统小说均持激烈批判的态度,意外的是,《红楼梦》却成了少有的、受到肯定的传统小说。

一方面,《红楼梦》在日本颇受尊重,作为在异乡饱受歧视的漂泊者,总算有一个被人家看得起的东西,即使不太明白为什么,也会格外珍惜;另一方面,他们与《红楼梦》中所表达的情绪有相通之处。

不过,改良者和后来的革命者们并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认可《红楼梦》的,比如陈蜕就说:“《石头记》一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认为,贾宝玉是现代公民的典范,“可以为共和国民,可以为共和国务员,可以为共和议员,可以为共和大总统矣。”

让贾宝玉当总统,这还真不是说笑话。

革命者们的贾宝玉情结

为什么革命者会与贾宝玉心心相映呢?因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心理迁移至关重要。

传统社会人们之所以服从,是源于对父权的无条件敬畏,历代帝王莫不大力提倡孝道,皆因可以移孝作忠。由于孝与人类天然的心理需求契合,这就为专制提供了“自然合法”的前提。革命者要推翻帝制,往往从颠覆孝道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革命时期的小说大多热衷于描写一个坏父亲,他自私、怯懦、残暴、无原则,经常被妇人之言所蒙蔽,因此不值得尊重。在小说中杀死父亲,可怎么弥补由此带来的价值真空呢?

于是,“同伴爱”“伟大的友谊”被夸张了起来,它圣洁、单纯、无私、坦荡,远比父子之爱更浪漫,那些潇洒而自信的老大哥们挥舞着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大旗,引导着迷茫的人们走向未来。

有趣的是,贾宝玉果然有个凶神恶煞式的老爹,此外居然也有蒋玉菡等江湖同道,他和林黛玉的关系也颇似“同伴爱”,于是,《红楼梦》意外地触摸到了百年后改良者与革命者的软肋,成了他们的心灵鸡汤。

清代改编《红楼梦》的戏曲目前存目10种,而民国时仅改编《红楼梦》的话剧就有20多种,其中民初尤多。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宝、黛形象渐渐变成了反封建战士。

02

胡适手创“红学” 填补时代心理空白


胡适使“红学”研究从发烧友的层面上升为学问,并填补了时代的心理空白。

胡适让“红学”走进学术殿堂

让“红学”走进学术殿堂,是胡适的功绩。

胡适研究“红学”,始于《新青年》内部两派分裂,胡适出局后转向“整理国故”,并于1921年出版了《红楼梦考证》第一稿,引发轰动。

胡适率先将西方“考据学”的方法应用到“红学”研究中,此前百余年,《红楼梦》虽流行,但人们对作者身世等信息却不甚了了,也很少关注10多个手抄本间的异同。胡适的工作毫无疑问是划时代的,使“红学”研究从发烧友的层面上升为学问。

然而,胡适的研究也颇有值得推敲之处。

首先,过于机械:胡适坚信《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甚至到了无视小说艺术规律的地步,有很多想当然的硬解。

其次,以伪证真:胡适许多研究成果基于“甲戌本”和“庚辰本”,“甲戌本”于1927年在上海被发现,胡适先生买去后,独占30多年没有公开,他称“此书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钞本”,不肯更多透露书中内容(其实向周汝昌等人公开过),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甲戌本”和“庚辰本”是书商做出来的伪书,胡适很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却始终不承认,依然引书中内容作为论据。

“红学”填补了时代的心理空白

清亡民兴,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被抛弃,在西学独尊的格局下,人们内心充满恐慌感。本土文化价值何在?靠什么来支撑我们的自信?这是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

四书五经过时了,必须重建文化地标,学者们只能寻找其他的文化资源,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德国也采取过类似的思路,贵族文化失败后,学者们便将市民社会中守时、诚信、勤奋、敬业、沉默等价值夸张起来,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打造成新的国民性。

小说属于市井文化,在西方属显学,既往又乏研究,这吸引了许多有“文艺复兴”情怀的民国学人的关注。

胡适的研究令《红楼梦》系统化、学说化,成为新的文化经典,确实填补了时代的心理空白。

03

政治让“红学”走上神坛


为什么选中了《红楼梦》

“红学”跨出学术圈,进入政治领域,始于1954年10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撰文公开支持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学术批评。

  

对于毛的批评,俞平伯深感意外。俞平伯虽是胡适高足,但思想左倾,他的两位弟子乔冠华、胡乔木此时已任中共高官,在1953年出版的新作中,俞的“红学”观点有了很大改变,刻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读《红楼梦》。表现如此积极,竟然未能过关。

后见之明,选择《红楼梦》为切入点,确实棋高一着。

首先,经清末与民国的积累,《红楼梦》在知识界中影响与日俱增,几乎所有文化大师都曾评价、研读过这本书,使之成为思想的高地。换言之,谁把握了《红楼梦》的解释权,谁就垄断了知识界的影响力。

  

第二,1952年以后,知识界运动不断,但毛泽东认为效果远远不如预期,在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过程中,他发现知识界表面附和,但许多人心中却不以为然,故意拖延推诿,使批判流于形式,为从根本上改造知识界,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批评题材。

第三,胡适在当时大陆学术界仍有较大影响,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批俞可以将战火自然延烧到胡适头上,毛泽东在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中,明确指出“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并表示“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政治“红学”的后遗症

政治“红学”大大改变了传统的《红楼梦》解读方式,它从“爱情小说”突然升格为“政治小说”,主题也变成了反封建。决定宝、黛爱情悲剧的不再是命运,而是封建主义,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基础也被解读成他们有共同的政治理想。

《红楼梦》中确实包含了世情的内容,但把贾政说成是孔老二,把史太君说成是贾府封建势力的总头子,把探春说成是改革家,把柳湘莲说成是潜在的农民革命领袖……这些观点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如果《红楼梦》的主题真的只是想鞭挞封建社会,则史湘云、妙玉、王熙凤等形象又该怎么解释?

     

轰轰烈烈的论战硝烟尚未散尽,李希凡等人便因此升官,这让一些学者发现:“红学”也是一条终南捷径。由于“红学”研究本身欠缺清晰的学术边界,门槛相对较低,故“文革”时甚至出现了“工农兵红学家”,人们参与其中,并不完全是出于对这部伟大作品的敬意,而是想利用“红学”来争取更多的资源。这进一步推涨了党同伐异、恶语相向等负面行为,遗憾的是,随着政治“红学”的式微,谩骂式批评并没因此而退场,直到今天,它依然广泛存在。

比《毛泽东选集》卖得好

政治“红学”带来的意外收获是《红楼梦》迅速走红。1962年,俞平伯校注的《红楼梦》印数已达14万部,而当年《毛泽东选集》才印了5万部。

1962年,越剧版《红楼梦》被搬上银幕,立刻轰动全国,以后又几次重拍,这使《红楼梦》的影响力空前扩大。

     

1973年10月,毛泽东说:《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并说《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谈情是为了打掩护,主要是写阶级斗争的。由此启动了1974年全民“评红”运动,它与“批水浒”运动交相辉映,是对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的反思与总结。然而,当时《水浒传》属于半禁书,传播受限制,普通读者不易看到,《红楼梦》却可公开销售,因此它成了受益者。据估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今天,《红楼梦》在大陆的总销量达1亿册。

成为经典后的代价

政治“红学”的积极作用是在公众心理中,奠定了《红楼梦》的崇高地位。在大陆,其影响一度超越了四书五经,超越了唐诗宋词,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代表,几代读者靠它完成了自我启蒙,《红楼梦》融入到他们的人格与尊严中。

过分的洁癖、性与爱分离、自恋且敏感、对美人缘的渴望……贾宝玉虽没当上大总统,可他的志趣却潜入到人们内心中,影响了其观念与行为。在农耕时代,这种贵族文化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超越了农夫们想象的边界,可它能否与现代化相协调,能否回应现代人的心灵困惑呢?客观地说,显然很难。

     

政治“红学”的消极作用是,《红楼梦》不再被认为是一本小说,而是经典,它没有瑕疵,没有缺陷,没有局限性,普通人只有发现它精妙的权力,没有批评它的权力,可人类历史上,哪有这样一本尽善尽美的小说呢?

04

“红学” 一个值得反思的模板


伟大作品的价值应该传承,但前提是要在开放的环境中。

从爱好,到学术,再到政治,“红学”堪称是百年中国学术建构的一个模板,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学术与文化层面上接合之难。

  

“红学”与现代学术的距离

“红学”是不是学术?表面看,它有学术的方法、框架与成果,然而,正如傅国涌先生指出的那样:“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生也有涯,知无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真问题值得人们去关注,有多少真学术值得人们熬断青丝去追求、去探索……把宝贵的精力、时间和资源耗费在虚无飘渺的‘红学’中,难道不是难以估量的浪费吗?”

  

“红学”之所以有魅力,在于它的背景材料丰富而不完整,《红楼梦》是不是曹雪芹写的,至今尚存争议,可这个问题是靠讨论就能弄清楚吗?靠把现有的材料重新排列组合一番,就能发现真相吗?

但,这个争论会给人以虚假的逻辑快感,在没有强证据支持的前提下,这个争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无非是不断在重复着伪命题。

这种书斋里的讨论其实是传统学术的方法,古代西方有经院哲学,古代中国有经学等,往往是屋上架屋,它们创造了大量虚假的知识,可从本质上,却是反科学反进步乃至禁锢思想的力量。

  

“红学”的社会成本大

为什么这种落后的学术方法会成为显学呢?因为有权力的春药在背后催情,一方面可以满足领导人个人爱好,另一方面可以成为统治工具。

表面看,“红学”目前养活的学者并不多,除了一个小型研究所外,其他都在体制外运行,属于松散的社会自组织。而“红学家”大声疾呼,却没能挽救曹雪芹一处故居被毁坏,这似乎能反证“红学”所占社会资源不多。

     

但应看到,在今天,“红学”是一种分配方式,每年大量发表的“红学”论文背后,是一个个学者完成了学术任务,得以继续享受社会资源的支持,可从这些论文对社会的贡献看,却是效率极低的,往往是把前人观点重抄一遍,或者故作惊人之语,娴熟地玩弄一番“室内实证法”,就算出了成果。

这种关门做出来的学问,不仅降低了社会效率,还会形成种种腐败。在“红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造假行为,以曹氏家谱为例,目前各地发现了数百种,蔚为大观,可这样的“繁荣”是否有价值呢?

  

对骂中堕落了学术精神

与现代学术迥然有别的是,“红学”对多元解读缺乏包容,导致派系林立、恩怨分明。

  

胡适先生草创“新红学”时,便已将传统学术中意气用事的坏习气带了进来,他曾批评蔡元培“绝无道理的附会”“滑稽”“大笨伯”,好在两人古风尚存,传统考据的刻薄之弊还不至于让他们举止失措。

然而,随着“红学”上升为政治后,情况完全改变。以“新中国红学第一人”周汝昌先生为例,胡适曾说:“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在周的研究之路上,胡适给予了无私帮助,然而,“文革”期间周曾在文章中称胡适“大言不惭,贪天之功”、“厚颜自恬”,改革开放后,周的书中仍称“胡适臭名昭著的《红楼梦考证》”“简单肤浅的令人惊讶”等等。

直到晚年,周汝昌写作了《我与胡适先生》,深情回忆了胡适的长者之风,并多次懊悔“年轻气盛”。然而,在周汝昌与吴世昌的争论中,乃至周汝昌与俞平伯的误会,包括后来周汝昌与冯其庸的分歧,却未能实现谅解。

  

“红学”中的学术八卦、人事纷争,体现了其在学术建构上的天然缺陷,从某种意义上看,它还没有超越传统学术的门限。

“红学”该怎样走向未来

一本小说即能称学,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红楼梦》也属凤毛麟角。这说明,只要愿意解读,任何文本都可以无限挖掘。阐释超越了原创,并将大量有意无意的误读强加给前人,结果是曹雪芹从小说家变成了思想家、哲学家、博物家、民俗学者兼名厨。名为揄扬,实为贬低。

  

划时代的文学巨著应该重视,伟大作品的价值应该传承,但前提是要在开放的环境中,要让读者在多元选择中自己领悟作品的价值,《红楼梦》是一本好小说,但把它关在笼子里,逼着大家必须按自己设定的标签来解读,以劫持曹雪芹为人质的方式推广,必然会将一部好作品彻底糟蹋掉。

结语

多元化固然嘈杂,却能保持生命力,一元化固然方便,却有被彻底毁灭的可能。可以看到,《红楼梦》不断被神话的过程,恰好是中国小说越来越失去个性与精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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