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梦250年,《红楼梦》为何成绝响?

    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本小说能像《红楼梦》这样让人高山仰止。
      250年间,续书百余种,仿书亦数十种,如文康《儿女英雄传》、林语堂《金华烟云》、张爱玲《红楼梦魇》、张恨水《金粉世家》、朝鲜南永鲁《玉楼梦》等,而巴金《家》《春》《秋》、茅盾《子夜》等,亦从中“吸收营养”。
      然而,不论仿造还是原创,竟再没有人能超越原著,在一本伟大小说背后,孕育它的写作传统从此式微,令人无限唏嘘。[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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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红楼梦》的诞生带有偶然性


时代造就了《红楼梦》

即使在清代,《红楼梦》亦属“现象级”作品。

首先,作者非常熟悉城市生活,可清代城市化率只有7%。其次,作者有扎实的文化功底,而清代绅士群体总数不超过300万,不足总人口的1%。第三,出身官宦之家,而清代到道光时文官总数只有11316人,相当于总人口的3.4万分之一。

在如此小众的群体中,曹雪芹还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有鉴赏力、喜爱小说的文人,比如敦敏、敦诚兄弟,是皇亲国戚,曾供养过曹,这些人是《红楼梦》最早的读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另一方面,他少年时生活优裕,眼界颇宽,且形成了不屑为稻粮谋的性格,能专心于创作。

曹雪芹生逢“康乾盛世”,当时中国已进入前现代社会,诸多现代性因素再度萌芽,对人们观念造成巨大冲击,这既撼动了传统秩序,又带来了种种新的可能,然而,传统枷锁犹在,在“盛世”的麒麟皮下,变革找不到合法性资源。

人心思变,却不能言变,这为小说家提供了上位的空间。

孕育《红楼梦》的经济土壤

曹雪芹的幸运在于,他恰好生活在一个“夹缝时代”,既看到了盛世,也看到了衰败,这是他之前和他之后作家所不具备的资源。由于种种原因,“康乾之治”并未将中国带入现代社会,反而出现逆转,走向长期停滞和倒退。

其实,唐宋之世商品经济已现活力,但缺乏贵金属资源,市场一开放,货币即不足,导致“钱轻物重”,王朝不得不强化对流通渠道的管控,重农抑商。宋代时开始发行纸币,本是很好的解决之道,南宋时还引入准备金制度,操作手法接近现代央行。

但是,宋代皇权独大的格局虽有松动,却没有革命性改变。传统官僚系统无法约束皇室用滥发纸币来攫取民间财富,特别是南宋军事压力大,一旦缺饷,只能增发纸币,使其信用一落千丈。

在传统政治的框架中,货币不足成为死结。而明清时期,西班牙人在美洲掠夺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加上大量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困扰数百年的“钱轻物重”的局面被意外地突破了,所以明清时中国开始出现全国市场,各地商帮崛起,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然而,康乾虽是盛世顶点,却也是走向衰败的拐点:主币仰仗海外的畸形经济模式此时出现很大问题,特别是持续通胀和周期性经济波动,给王朝稳定带来威胁。乾隆晚年曾多次担忧国家一旦没有明君,将很可能被颠覆,所以从中晚期开始,控制越来越严,社会渐渐失去活力,以后嘉庆、道光等一味因循守旧,令龚自珍抱怨“朝无才相、巷无才偷、泽无才盗”。

在清代,与曹雪芹同时期的作家也许是最后一批可能写出巨著的人,但由于《红楼梦》被禁,加上曹雪芹身世潦倒,使他很难成为榜样。

清代文学家集体误读《红楼梦》

清代文学家多潜心于诗词,希望比肩唐宋诗人,千古流芳,这与他们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清代大部分时期文教重心在乡村,读书人进城后要受种种约束,而在农村,他们收入稳定,且受尊重,是连接政府与当地的桥梁,即使是高级官员,退休后也会选择回乡。传统乡村缺乏公共交流场域,更追捧诗歌这样高度概括的艺术形式,而小说则被视为消遣,不入主流。《红楼梦》最初受追捧,与其中诗词创作水平极高不无关系。

清代作家阅读《红楼梦》,更关注它与政治的关系、主题如何、书中美女的心性如何,总之,从小说角度来研究它的人不多,虽然也有点评,但止于对文辞、写法的解读,缺乏深入分析。

所以清代小说家在模仿《红楼梦》时非常机械,只看到书中有多位美女、四大家族、填词写诗等,就以为找到了读家秘笈。该架构不断被复制,后来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公开将这些“长处”抄袭走,该书1975年还曾被诺奖提名。

然而,大家始终没弄懂曹雪芹为什么要写大观园、金陵十二钗等,结果只留下一堆拙劣的赝品。

02

走不通的东西方艺术"嫁接"


《红楼梦》与西方小说在很多方面难以“嫁接”,宝黛努力争取的,恰恰是当下人们要逃避的。图为杨爱国作品《嫁接》。

士大夫文化生态被摧毁

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诏令:“自丙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由此宣告科举制在中国的终结。其实此前数年,乡村知识精英便已大量流失。

  

清末外交一塌糊涂,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朝廷负担不了的赔款只能分派给各省,而各省亦分派给各县。在传统政治框架中,各地"局面"由乡绅主持,他们靠个人威信说服乡民纳税,承担国家义务,而政府也鼓励乡绅介入管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乡绅会代表地方百姓抵抗官家的不合理要求。

然而,沉重的赔款压力让乡绅遭遇道德破产,且官员常常绕过他们,直接找地方“能人‘来敛税,乡绅们昔日的地位渐渐被豪强、劣绅替代。加之清朝开放内地后,形成许多现代城市,生活远比农村方便,且为文化人提供了工作机会,故清末大部分乡绅搬到城镇中居住,很少再介入地方事务。

于是,传统乡绅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这个转型,带来了异常深远的影响。最起码一点:《红楼梦》中所反映的那种生活方式从此一去不返,今天的读书人已很难与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形成共鸣。

莫名其妙的“营养”

清末民初是《红楼梦》传播的高潮期,其影响力渐次突破传统士大夫的小圈子,向普通市民阶层蔓延。越来越多的作家认识到,《红楼梦》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应从中吸取“营养”,可“营养”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

比较主流的看法是,《红楼梦》是“民族的”,只要把西方小说技术“嫁接”过来,就会写出佳作。

这里显然忽略了几个前提:

首先,什么是“民族性”?一本小说受欢迎,就表示它具有“民族性”了吗?这个“民族性”是一直都有,还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如果一本外国小说被中国读者广泛认可,那么它也因此具有了中国的“民族性”?如果一本中国小说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难道说它就丧失了“民族性”?

其次,东西方小说能否“嫁接”在一起?“嫁接”本是从农业技术中借用来的比喻性说法,在小说领域中能否成立?东西方小说有不同的传统,而彼此不能“嫁接”的地方可能恰好是双方的精华所在,这该怎么办呢?

然而,当时大多数人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急于整合,急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解释框架,以抚平他们内在的紧张:传统消逝了,心理失去了安全感,所以急需拼凑出一个能承载价值的根据地。

但遗憾的是,这种拼凑最终往往以失败告终。

与进化论唱了反调

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思想者、作家会集体走上失败的道路?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他们违背了进化的规律,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总是建立在物种分化的基础上,而非整合的前提上。从商业中也能看出类似的规律,越是集大成的成果,市场越失败,比如互联网钢琴等,而越是分化的成果,市场越成功——从PC到笔记本,再到iPad;从门户网站到个人博客,再到微博……是分化推动了进步。

虽然达尔文反对贸然将进化论引入到社会领域中,但从进化论的本质看,它是分化论,而不是整合论。

换言之,《红楼梦》与西方小说无须整合,反而是《红楼梦》本身需要分化,作家们持其一端发挥到极致,方为正确的进路。

遗憾的是,在过去的百年中我们却走上了相反的路,而回头再看《红楼梦》时,我们突然发现:它已经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已不太明白它是怎么写作出来的,书中的情绪、感受等与现代人有着太大的差距。这意味着,我们基本丧失了分化它的能力。

“民国腔”有点装

《红楼梦》与西方小说在很多方面难以“嫁接”,毕竟它写于前现代社会,作者无法预言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困境,宝黛努力争取的,恰恰是当下人们要逃避的,而宝黛努力挣脱的,恰恰是当下人们梦寐以求的。

曹雪芹不可能预知单向度社会对人的异化,不可能明白生存意义的危机,更不会认同荒诞与虚无,然而,这些烦恼却与现代人生活更贴近,人们迫切希望文学给出解答,对此,《红楼梦》却无能为力。

将东西方叙事传统硬性贴合起来,其结果只能是自我消失。毕竟西方社会更早遭遇现代性问题,作家们也更早给出回应,因此步步领先,自然而然成了法则与尺度,而用它来丈量东方文学,就会形成东方文学封闭、保守、落后的错误印象。最终,除了留下“民族性”来补台,其内核基本被抛弃。

没有核心,只能强调形式,民国小说家从《红楼梦》中挖掘出的最大遗产是语言,表面看,“民国腔”很优雅,可信息量偏低,常常是没有内容,只有陈述,甚至给人以装腔作势之感,漂亮地哀叹两声命运无常,不需在思想上、认识上有任何新的突破,就成了所谓的大师。大师遍地,可大师级的创作却寥寥无几。

03

文学:西风彻底压倒东风


小说艺术需要天才,几代中国人的剧痛汇入了老舍的胸臆,遗憾的是,他被时代所吞没。图为老舍照片。

文革扼杀现代文学的生长苗头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红楼梦》在政治上被认可,但在文学上却被阉割。由于它被认为是一本政治小说,是揭露封建社会黑暗面的,因此它在艺术上成了不可复制的标本。任何模仿创作都会被看成是影射当下,是反动行径。

  

应该说,确实有一本小说具有与《红楼梦》比肩的潜质,那就是《正红旗下》,它的架构、叙事方式等都来自西方文学,是用西方小说技巧来讲中国故事,从目前留下的篇章看,它确实惊世骇俗,超越于时代,可遗憾的是,刚刚开了个头,“文革”便开始了,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老舍之所以具备了这样的实力,源于他对西方文学的深入了解,此外旧学功底深厚,他一生颠沛流离,有异常丰富的人生经验,而他在写作上又特别努力,在同时代严肃作家中创作量最丰。

小说艺术需要天才,此外是生活对天才的耕耘,历经百年苦难,几代中国人的剧痛汇入了老舍的胸臆,遗憾的是,他被时代所吞没。

“新时期文学”虎头蛇尾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重回辉煌,涌现出莫言、残雪等优秀作家,他们是“新时期文学”的突出代表。

“新时期文学”并非本土叙事传统的自然延伸,而是俄式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结合,它的优点是写作技术先进,与世界接轨,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能被世界看懂,但缺点是本土读者反而看不懂。

     

严肃小说家被封闭在一个小圈子中,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与秩序,有自己的标准,与社会联系甚少,而保证这一切的,还是权力。所以当代严肃作家与权力不得不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他们批评权力,同时又依赖它,他们有自己的底线,但又会以“建设性”为借口不断将其突破。

     

只能在被认可的范围内愤怒,这很容易让写作失去真诚,小说家们不得不在按摩师、安慰者和娱乐人物中去寻找自己的定位,结果往往是一鸣惊人之后,写作一路滑坡,靠知名度勉强维持,到了厚积薄发的年龄,创作质量反而远不如当初。

     

“新时期文学”曾给读者带来无限希望,虽然出现了一批佳作,但很难说达到《红楼梦》的高度,而这个“舶来的传统”在本土至今扎根不深,除少数“纯文学”爱好者外,大众基本不关注。

该怎样比肩《红楼梦》

要想写出与《红楼梦》同样伟大的创作,就要反思曹雪芹的成功之路。

曹氏生卒年争议颇多,至今未取得共识,一般认为他生于1715年,卒于1763年, 38岁前都在积累,而《红楼梦》修改了10年,到48岁曹去世时只完成了三分之二,这样算来,他应该到53岁时才能真正写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红楼梦》之作者是也。”

     

一部长篇包含着一个作者全方位的思考,不论是哲学见解,还是美学精神,乃至文字实践,甚至是细节的诗歌创作,都需要在时间的磨洗下不断精致,对创作者而言,这是个漫长的折磨,只有拥有最强大的内心和绝不苟且的精神,才能通过这个考验。

     

此外,伟大作品往往与繁荣的时代紧密相连,好时代能形成人才梯队,有充足的游资来支持创作,此外,统治者会更自信,愿意宽松地对待创作,加之读者的品位更加挑剔……但,即使这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没有天才,也还是不行。而真的有了天才,也许条件不那么齐备,也会结果不同。

结语

一本伟大的小说有什么用处呢?它不能代替温饱,也无法靠它收回钓鱼岛,但几百年过去了,我们都会死去,伟大的小说依然存在,成为后人的骄傲,在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中,伟大小说永远比面包更有价值。我们已经等了250年,但愿,不用再等250年。

你认为《红楼梦》是数百年之绝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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