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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溯源哈佛燕京学社:为何去美国研究中国文化?
  • 引进西学研究:中国的历史都为政治服务
  • 揭秘学界往事:一批学者的神秘消失

书院笔记

【本期看点】“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所大学、一个学术机构的历程,总是与许多重要的学人名字相连结,这些学人亦经历着书斋内外的各种选择,他们的治学、处世、经验、际遇又正映射着一个时代的历史跌宕。洪业的一生,正反映着中国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各种抉择与问题,他一生的经历与故事、治学与交游都与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有着极丰富而深远的关联。

溯源哈佛燕京学社:为何去美国研究中国文化?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归功于美国富豪和传教士

洪业(左一)与司徒雷登(左三)合影。

讲到哈佛燕京学社,很多人都把它跟哈佛大学混在一起,其实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非哈佛大学的一部分。我和一些学者都是带着双重身份到哈佛大学去访学,既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更主要的是哈佛燕京的交流学者。

哈佛燕京这个机构的出现要感谢两个人,其一是资金赞助者——美国人霍尔,他是发明了电解铝后成为美国铝业公司的老板。但是霍尔本身是穷人出身,他将所有的资产都捐给哈佛大学,并规定,必须用其中一部分资金来研究中国文化。他提出这个规定的原因,我曾听过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霍尔认识两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品德高尚、学习勤奋、智慧过人,霍尔认为中国文化对这两名留学生有大的影响,因此规定经费里面必须有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我在美国也听到另一种说法,他做这样的规定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但并不是文化侵略,因为去哈佛燕京访学前,我们必须签署承诺“以后必须回国服务”。当时有些人千方百计想留在美国,哈佛燕京的管理人员很生气地说道:“我们给你钱是让你帮助中国做研究,你们都留下来干什么呢?”最初,很多中国学者英语不好,外文系的人因为英语好获得很多访学机会,哈佛燕京的人会抱怨外文系的人派得太多。后来,哈佛燕京派人到中国与学者见面,有时甚至不让你讲英文,讲中文就可以。 第二个重要的人物是司徒雷登,我们这一代人都读过毛主席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反面人物,作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表。毛主席写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美国侵华政策的严厉批评。我有一次到美国的一个革命后代联谊会里面去做报告,碰到司徒雷登的外甥,他招待我到他的家里参观。他后来很感慨,说:“美国人都忘了司徒雷登,中国人却还记得他。”我说:“我们记住他因为毛主席把他当成反面人物批判,这是政治造成的悲哀。”

司徒雷登原来是一个传教士,因为他的父辈是在杭州传教的传教士,司徒雷登生在杭州,会说杭州方言,他先会中文,然后再回美国学习英文,所以人家说他了解中国超过了解美国。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资金不多,所以他千方百计到美国争取资金。他听说霍尔资助中国研究的经费,想争取,但被北大捷足先登。因为哈佛大学要将钱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必须找一所中国的大学合作,当时肯定首选北大,燕京大学那一年刚刚建立,还是一所小学校,没有资格。

但是第二年,哈佛大学用这笔钱在上海找一个美国人帮忙搜集敦煌的资料,这个美国人采取帝国主义卑鄙的手段,到敦煌买通了看管的人,用胶布贴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上面,把壁画揭走,美国现在有一些博物馆里面放着的就是他当初用胶布揭走的画。这个消息传出来后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慨,一方面披露这个消息,一方面要求政府制止。正是在这个时候,司徒雷登及时地到哈佛大学游说,称燕京大学才应该是哈佛合作的对象,哈佛大学决定把这笔钱交给燕京大学,并建立哈佛燕京学社。

洪业主持哈佛燕京学社:中西文化交流重要基地

如果没有司徒雷登的努力,哈佛不会跟燕京大学合作,也就不会发生之后的故事。哈佛燕京学社建立起来后到1950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由洪煨莲主持沟通。洪煨莲生在海外,中文基础不好,对中国的了解也很有限,但是他到了国内以后被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发奋学习中国文化,并且成为研究杜甫的专家,他到中国的时间不长就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极强的研究能力。

更重要的是洪煨莲不仅自己作学问,还起了很好的沟通组织作用。那笔钱做了几件事:

第一方面,培养人才。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学生去美国学习,以燕京大学为主,也包括燕京以外的学者,专业并不限于历史,还包括人文方面。燕京大学为节约经费,缩短留学时间,跟哈佛达成协议,凡是燕京大学合格毕业的研究生,哈佛大学承认他同时是哈佛的硕士,然后到美国读博深造。

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按照规定毕业时可以同时取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然后赴美留学,但他硕士还没有毕业,论文就先完成,就有学校请他去上课,他连硕士证书都没有拿。而其他的同学,都是在中国拿到燕京大学的毕业证书后到美国读哈佛的博士。海峡两岸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途径成功的。另外还在美国资助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学成归国,对国内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由于中国文化与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资助美国的学生、学社到中国和日本进行学术研究。其中就包括美国最重要的中国专家费正清,他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对美国的政治也有很大影响,比如中美建交前,总统尼克松等人就曾经向他做过咨询,中美关系改善后,费正清又到中国访问,回到美国后写了很详细的报告。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还有一位哈佛燕京资助的埃德温赖肖尔,后来成为美国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曾经做过美国驻日本大使。

第二方面,哈佛大学委托燕京大学用这笔钱在中国买书,在哈佛燕京建成图书馆,现在馆内藏有中文、日文、韩文、越南文等书籍,对于亚洲研究十分重要,其中很多中文书的善本是我们国内所没有的。洪业还很有眼光的将当时大家当废纸一样的资料搜集整理。我在哈佛燕京访学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个图书馆里面,现在去的年轻人也几乎都泡在里面。

美国委托燕京大学买书需要付很高的手续费,燕京大学就拿这笔手续费购买图书。最初,燕京大学里面主要是西文书,中文书籍不多,更没有中国古籍,后来,靠这笔手续费购买的书籍文献,基本上可以满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需要。在燕京大学我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些稿本,其中有一本就是清朝末年汪士铎的手稿,汪士铎对中国人口有很多独特的观点,又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曾提出要减少人口必须要减少妇女,所以他鼓励一部分女孩子从小明确不许结婚,非常极端,由此也可以看出清朝末年人口矛盾的尖锐性。这样的书以前并没有出过,燕京大学把它作为稿本书出版。一方面我们很遗憾好多书都卖到了国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如果哈佛燕京学社没有收购这批书,很多书后来肯定都会被毁掉。 [详细]

哈佛大学、燕京大学购书票据。

引进西学研究:中国的历史都为政治服务

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敬畏历史

中国传统史学一方面很发达,另一方面很夸大。中国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包括传统的二十四史。为什么中国历来重视历史?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古人是唯心主义,都相信人死之后仍会影响子孙后代,所以非常害怕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污名。另一方面,史官将记载历史作为自己所掌握的权威,孔子在《春秋》里面每一个字怎么用,都有重要影响,如果这个字是谴责,那比刀斧还严重,如果这个字是赞扬,比国君的王冠黄袍还要荣耀。

有一个故事,齐国权臣崔杼杀了国君庄公。史官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崔杼将史官杀掉。第二个史官又写:崔杼弑庄公。又被杀掉。第三个史官仍写仍被杀。第四个史官还是写。崔杼正准备杀他时,听说一位“南史氏”得知他连杀三个史官,正捧着简册,日夜兼程赶来,准备做第五个刀下史官,这才无奈地不再杀史官了。史书为何那么重要?因为人们认为史书要传给后代,哪怕你死了仍然会受到谴责,你的子孙会承担你的罪过,所以对历史格外敬畏。重视历史,积极的方面是警示人们不做坏事,对历史负责。但是另一方面,也促使某些皇帝和政权篡改历史,伪造对他们有利的历史。

大家可能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了人,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是会被写上史书的。”说明刘少奇对历史还是心怀敬畏的,而毛主席是彻底唯物主义,他不怕。如果碰到一般的皇帝,他因为害怕史书上的污点,就会走另一个极端,篡改历史。所以每次改朝换代以后,新王朝建立,马上要开始修历史。二十四史,除了前面的几个史是个人修的,后面几乎都是官方修,即便是个人修史,也要经过官方批准。

修史是证明政权合理性的特殊手段

为什么这么积极地修历史呢?常说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实更主要的目的是证明本朝天下的合理性。清朝书写明朝历史很巧妙,清朝史官没有把崇祯皇帝写成贪污腐败,没有写崇祯皇帝的不好,而是写,崇祯也不错,也很勤奋,最后亡国时还说是自己的责任:“大臣起兵反我,是我的责任,我对不起祖宗。”清朝史官这样写明朝的崇祯皇帝,是什么道理呢?是想通过修改历史就告诉明朝人,不一定是你们的朝代有什么问题,但是老天爷已经讨厌你们了,天命归我了,用现在的话讲这是“历史规律不可抗拒”。清朝修历史,同样赞扬忠臣,谴责卖国贼,把誓死捍卫明朝的史可法等人列为忠臣,而吴三桂则是叛变。这样的说法,让明朝留下来的大臣心服口服,我大清朝充分肯定你们,但是老天爷把天命交给我了,我也抗拒不掉,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历史是合理的。

中国的历史观大多是这样解释的,这样的史书一方面给我们留存了很多历史资料,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正确的历史观念。所以到了近代,学术界的重要问题便是怎么样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方法,摆脱为王朝服务的历史观念,摆脱朝代循环的观念,拜托受具体价值观影响的历史观念。当时西方的历史训练和价值观介绍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到了中国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在历史上较具权威的学者,有的是受过西方史学训练,有的是在日本学习过。

日本是西学进入中国的桥梁

日本学问是从西方来的,中国很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又从日本过来,我们的现代词汇绝大多数是从日本来的,日本人用中国的汉字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词汇,然后中国再引进。这个字是我们中国的汉字,但是意思是日本人决定的,比如说“革命”,我们《书经》里面就有“革命”一词,但是《书经》的“革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革命”,日本人是这两个字来翻译revolution,我们现在的“革命”是根据日本翻译来的。又如“经济”,中国古代有“经济”一词,古文中“经济天下”是“治国平天下”的意思,但是日本用“经济”二字来翻译西方的economy,中国人又把这两个字引进现代汉语。“共产党”、“干部”等词语都来自日文。

嘉庆年间出版的《书经》。

上一代的学者,都接受了英美教育或日本教育,需承认西方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代起了很大作用。哈佛燕京学社一方面资助中国学生到西方学习,另一方面资助西方研究人员到中国来研究,在中西文化、学术交流中起到重要的沟通作用。[详细]

揭秘学界往事:一批学者的神秘消失


“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为中国培养大批人才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教会学校的学者则被认为是侵略者的走狗,都是反动派。50年代开始,教育部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办学校,首批确定改为公办学校的有11所,其中有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燕京大学因此被拆分。

燕京大学尽管本质是教会学校,但是它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一流人才。燕京大学曾经创造过几个奇迹,燕京大学毕业生黄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时候,同时期台湾的外教部长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海峡两岸的外教部长都是燕京的学生。邓小平在文革时期访问美国,代表团二十几个人,三分之一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教会学校呢,当然他们在中国办教育有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为中国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1974年联合国大会,邓小平、乔冠华、黄华出席。黄华当时任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1974年联合国大会,邓小平、乔冠华、黄华出席。黄华当时任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哈佛燕京学社的贡献,在当时也是洪煨莲先生的特殊贡献,他的工作很不易,除了从中美双方挑选优秀学生给予资助,还要调和中西观念差异,举一个例子:洪煨莲负责管理研究基金,顾颉刚先生向他申请基金做项目,外国基金管理得很严,你申请做什么项目,就必须做什么项目,不能改变,必须完成。顾颉刚先生申请了基金之后,项目常常有始无终,刚开了个头,又去做别的事情了,因为顾先生喜欢开新风气。虽然最后交差时,顾先生拿出一些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和最初申请的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情况,完全按照基金会的管理办法是行不通的,但是顾先生实际上也在做学术,只是没有照管理要求来做,这种矛盾都是由洪煨莲先生调节。

历史湮没大批学者 改革开放后重新“出土”

洪煨莲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后辈学者却不知道他,或者以为他早就去世了,实际上,解放以后他一直生活在美国。我当了研究生之后,接触到一些资料,才知道洪煨莲,便向我的老师谭其骧打听。谭其骧说:“洪煨莲是我的老师,你怎么不知道?”我只好承认,我们这一代人都不知道洪煨莲。谭其骧告诉我,其实他也不知道洪煨莲先生后来到美国的情况。

那一代的学者,因为历史原因,不被后辈学者认识,常常闹笑话,我的一个师弟写文章引用了齐东祖(音)的成果,注明齐东祖已故。我老师看了很生气:“齐东祖是我的朋友,活得好好的,怎么已故了呢?”因为师弟不知道,齐东祖原来是哈佛大学教授,1966年就回到大陆。但是齐东祖很不幸,一回国就遇到文化大革命,他被放在宾馆里,钱都花完了还没人给他安排正式住处,回国之后再没有做学问,也未著书,所以一般的年轻人以为他早就去世了。

那一代有贡献的学人,往往在历史中被特殊原因湮没,到了改革开放后才像出土文物一样被重新发现。原来他们都还在世,而且这期间做了很多学问,出版成书,我们一直不知道。现在说寻找失去的一代学者,其实他们没有失去,只是我们曾经自己关了门不让他们进来,非常可惜。

前辈学术成果失踪 后背学者重走老路

我们后来做学问的时候,有一些学问其实老一代学者或者海外学者们早已经做过了,但我们不知道,还在重复做,而且有时重复下来的水平还不如他们。我自己就经历过,我对研究人口感兴趣,但我根本不知道美国的何炳棣早在1959年就出版了《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后来我在一个内部报道中看到台湾的王业建教授到大陆讲学时提到了这本书,当时我想找这本书却根本找不到,我的老师谭其骧很支持我,他写信给北京的朋友,介绍我到北京去找,也未找到。一直到1985年,我到哈佛燕京访学,才在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这本书。这才发现前几年国内热烈讨论的一些课题,只不过是在重复何炳棣很久以前的研究,而且我们还没有达到他当年的水平。

这不是个人的损失,是一代人的损失,更是国家学术的损失。[详细]

总结

今天,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段历史,不仅是要纠正历史的误解,更重要的是吸取历史的教训。得以正确地对待中国近代史中的这种文化冲突,实事求是地肯定当初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

本期信息

嘉宾: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时间: 2013年8月19日10:30-12:00
地点: 上海书展·上海展览中心B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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