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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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溥侗、张伯驹、袁克文、张学良够资格入选“民国四公子”?
  • “上书房伴读”溥侗:宗室后裔中最有才华的“顽主”
  • 张学良对爱情很忠贞 “阅女无数”都是他瞎扯

书院笔记

【本期看点】张伯驹、袁克文、溥侗、张学良盖因其身世显赫,又兼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不被礼教约束,常做惊人之事,被时人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在风云跌宕的民国时期,他们处于乱世而善其身,以其独具魅力的人格受到世人尊敬。本期腾讯书院邀请马勇为我们解读民国四公子在风雨飘摇时代中的政治情怀。

近代大官相信富不过三代:家训奉行“诗书传家”

从左至右依次为溥侗,张学良,袁克文,张伯驹。

马勇:感谢腾讯书院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感谢各位在百忙当中来捧场。

今天要讲民国四公子的政治情怀,其实我想讲这个题目主要是和现在处的故事大背景,社会大背景有关。这几年,李公子,李天一的事情,李刚的事情,使我们反省历史上官二代、富二代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品性。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近代以来的名家大族和中国古典社会当中的大豪门世族,都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挣点小钱,得到一点小官就去炫耀,就把自己的子女娇惯起来,中国古典社会不是这样。因为中国人从古代很早的时候就明白,富不过三代,因此真正能够让他们传下去的中国老话,叫“诗书传家”,靠知识,靠文化。古典的中国家族——比如孔子家族——从古代一直传下来的有很多,但这些家族都不是一直处在政治的光环下的。

近代的大家族,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家族,都有明确的家训。曾国藩很明白告诫他的后人,第三代绝不要踏入官场一步,根本不会到官场上去招摇,做事情。他们利用自己在官场最好的条件和环境,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最优良的教育。这可能是近代大官们选择的一个最正确的道路。像我们平民出身,来自农村,来自下层社会的人,想去出洋留学,可能在资金等各方面都不具备,眼界也不具备,从农村跑到北京来都觉得大开眼界了,离开中国万里之遥飘洋到海外只会更恐惧。但是高官的子女有这个条件,近代大官对子女的安排都是出洋留学,最好去做科学研究。中国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当中一大批姓曾的,他们可能就来自湖南曾家。[详细]

袁世凯最有名的后人是他的孙媳妇吴健雄

1942年5月30日,“核物理女王”吴健雄与袁家骝走入婚姻殿堂,结成“东方的居里夫妇”。

李鸿章的后人在官场上第二代有,第三代就没有了,都是去做实业,做科学。袁家也是这样,民国四公子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袁家的后人,袁世凯第二代开始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做官的,这和袁世凯死得早也有关系,如果不是死那么早,可能会有个别子女走上仕途。他一辈子生了三十几个孩子,17个儿子,15个女儿,三十几个孩子当中,如果袁世凯不是死得那么早,一定会有人在政坛。大儿子(袁克定)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李鸿章的孩子,第一个过继过来的大儿子也是跟着他在从政,其他子女,他就让他们慢慢改变,往其他方面走。

袁克文的后人,最有名的是大物理学家吴健雄,她是袁家骝的太太。是华人当中最早有资格得诺贝尔奖的,又是女科学家。

我们今天讲的民国四公子,他们都是生在晚清,大家世族当中已经注意到“怎么使自己的子女优秀”这个问题。公子哥不能只会乌七八糟的事情,一定是从小的时候就接受良好的训练,一定具有很强的文学、艺术修养,诗书琴画都拿得起放得下,即使不能自己创作,也要有很强的鉴赏能力。[详细]

排除法找“民国四公子”:为什么孙科、卢小嘉、段宏业不够资格?

我们讲民国四公子,不能够仅仅讲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公子哥的风流倜傥体现在他爱美,以及他怎么去爱。民国公子哥当中,后来慢慢淘汰出来民国四公子,个人有个人的评判,并没有一定之规。

四公子可以去从各方面衡量,我们先说孙科。他当然有很多和女影星的绯闻,在这方面符合公子哥的条件。他爹孙中山是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但是孙科我们看他的全部历史,你就会发现他的生活比较乏味,并非丰富多彩,他的绯闻仅仅是纯粹的绯闻,他并没有在重大的事情上有比较值得称道的东西。孙科,我理解当中,可以排除掉他。

再说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卢永祥是中华民国开国前十年当中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卢小嘉这个人并没做过很重大的事情。他也喜欢文学、艺术、收藏、绘画,但是总体上来讲他也不是那么很有情调的。

民国公子当中,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他也是在候选名单当中,我们讲大范围的民国四公子当中并没有提到段宏业。他高人一等的就是围棋,达到了专业很高段的水准,他和他爹之间下围棋的故事也丰富多彩,大家去看相关书籍都会知道,但是他仍然不具备我们所要强调的要有政治情怀的这种公子标准。他一定要风流倜傥,风流而不下流;他一定要有家国情怀,对重大的国家事件,国家变化要有自己的担当,有肩膀。这样段宏业就不行了,他吸毒(张学良也吸毒,这项不是最重要的),主要就是有没有政治上的见解。

我们排除之后去看,我觉得能够称得上民国四公子的,一个是袁克文,袁世凯的儿子。还有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还有一个是一直跟袁克文在一起玩的张伯驹,他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八十年代才去世,我们对他的故事不知道很多。还有一个是清代皇室的人物溥侗,当年在民国,在晚清这一段时间,大概是最风光的。[详细]

上书房伴读溥侗:宗室后裔中最有才华的“顽主”

溥侗节临《书谱》(四帧)。

溥侗是光绪皇帝的陪读,他的年龄比光绪皇帝小一岁,长时期跟着光绪皇帝陪读,接受的是和皇帝同等的教育,光绪皇帝是清代12个帝王当中文化程度、教养最好的皇帝,但是我们现在都把他妖魔化了,晚清、民国的历史基本上我们搞不明白。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告诉大家慈禧太后欺负光绪皇帝,我们觉得小皇帝光绪就是窝囊废。其实这个故事是假故事,这个假故事使我们对这个事情就很难理解。

溥侗之所以能进入到晚清民国四公子名单里面,是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的诗书、画、艺术,风流倜傥,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陪读,光绪皇帝在晚清最后二十多年当中,对中国的影响太重大。他的同学究竟在这些过程当中给他多大的帮助,支持?溥侗的祖上是康熙的直系一支,血统纯正。光绪皇帝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他的这个同学,这个皇族本家,在政治上一定是有所作为的。

晚清民国尽管离我们今天不是很远,我们能够讲的,能够真正的西太少,溥侗的故事不能捕风捉影去讲,大家能知道的就很少。

我再讲张伯驹,他的情况有点和溥侗相似。张伯驹出生在1898年,他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张伯驹从小和袁家就有很亲近的关系。张镇芳在袁世凯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是很重要的角色。

民国和晚清的政治就是同人政治,安排亲戚很正常。张伯驹的父亲很快就做到了河南都督(省长)的高位。他也接触了很多高官,也和这些高官的子弟们建立很密切的关系。

张镇芳和袁世凯有特殊的关系,因此在袁世凯几次重要的活动当中都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15年,走向帝制,最主要策划者里边,我们原来知道一个是广东梁士诒,一个是湖南的杨度,我们都这么讲的。其实真正给他料理内部事务的就是他的表兄弟张镇芳,这关系就非常重要了。张伯驹就在这样一种光环,大家庭当中成长,因此他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力就不得了。[详细]

张伯驹:倾家荡产收购书画无偿捐给国家

青年时期的张伯驹。

大家世族的公子哥,他一定要有家国情怀,乐善好施,不能把金钱看得很重,不能像我们今天有些高干子弟,见到穷人一分钱都不出,这就不对了。张伯驹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穷自己一家之力,为国家收藏了不得了的艺术品。我们今天故宫藏品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张伯驹个人的收藏。他收藏有中国最早的绘画,是唐朝的,收藏的书法作品甚至比唐朝还早,那个纸本能传到今天,已经不得了了。当时一卖,都是几百两黄金,那是在晚清民国的时候,是相当多的一笔钱。张伯驹能用家里面传下来的钱把它收购回来,最后捐给了国家,和五十年代我们整个政治气氛有关。故宫就是清朝的皇宫,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当年不叫故宫了,叫清宫,是溥仪居住的地方。溥仪退位后从1912年居住到1924年,这个时候仍然叫清宫,叫紫禁城。这里面藏有很多的作品,国内外的名家都愿意把自己的作品送到那里,因此当时清宫藏画也比较多。

1912年-1924年,清代的废帝溥仪在里面,当时也有很多作品流传,溥仪的弟弟从里面带走很多,他想出去留学,怎么办呢?从里边拿走一幅画将来可以换钱,当自己的学费,他就在那断断续续拿走了很多,他是溥仪的亲弟弟,都是溥仪送给他的。1924年冯玉祥一下子把清帝赶出紫禁城,很多作品都流散到民间。一些重要的作品就跑到了外国,特别像日本,日本的文人确实对中国古典的文明非常喜爱。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中日就是一家的感觉,日本人觉得我就是中国一部分,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讲的两个国家,因此很多从故宫流出来的很有名的作品,就被日本的有实力的文化人收购了。

张伯驹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觉得不能让这些故宫里面流出来的东西都流出中国,于是就想办法收购这些艺术品,收了之后一直珍藏。经过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动乱,经过了整个中日战争,再经过了后来的解放战争,一直到1949年之后,无偿捐给国家了,现在都在故宫里。国家给他发了一个证明,因为那个时候人的感觉和我们今天的感觉不一样,我们今天捐给国家得作价(国家要给捐赠者一些钱),那一代人就没有这么想。

如果我们讲民国四公子,他们的绯闻这一块,作为历史学来讲,特别不适宜在公开场合说,私下聊天我也能讲讲他们的八卦,但是这种公开讲,不太合适。有时候绯闻也是新闻,实际上当事人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散布出来,但是某种程度上他默许,因此我们在研究近代,都要看它的外部环境,这些八卦故事很难讲。

我今天想讲的是四公子的政治情怀,政治情怀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一定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担当,有所贡献,这里面能够讲的,刚才我讲去掉这两个,张伯驹和溥侗,我们不清楚,溥侗的故事一定有,但是我们不清楚,张伯驹的故事也一定有,我们也不清楚,在政治上的层面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能清楚的(是袁克文和张学良),这两个人我大概能讲出来和原来的这种叙事不太一样的。[详细]

袁克文非常聪明 这与他母亲是朝鲜人有关

袁克文的书法作品。

先讲袁克文,袁克文是袁家老二,他的老大就是袁克定,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生的,袁克文是袁世凯在朝鲜当商务督办的时候,在朝鲜收的两个姨太太之一生的,并不是袁世凯的原配生的。朝鲜的贵族当中姐妹俩,亲姐妹俩嫁给了袁世凯,大概是第六,第七这个样子,袁世凯和袁克文的母亲的年龄差异很大,袁克文的母亲也是属于朝鲜的贵族家庭,当然我们又不能讲出生的血统,贵贱,遗传和智慧有多大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这种远距离杂交有利于人种的优化,中国人在两三千年前近亲不能结婚,后来生物学证明你最好不要在本村找,你要跨省找,跨县找,有助于遗传。

我们认为袁世凯可能就是从小家族起来的,其实不对,袁家是清代的大臣,三代受到朝廷重用。袁世凯之前的三代人,做官没有后来袁世凯做得那么大,也是在清朝的官僚体制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袁家对子女的影响力当然也不一样,不是我们想的第一代从平民起来的。我本人是平民出身,但是我对他们这种官宦家庭出生的,我们真是高看一眼,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就是见多识广,我们后来读书才知道很多东西,人家都不需要读书,从小就见到,感觉就和我们不一样,平民出身和贵族出身差别大概就在这里。袁世凯和朝鲜贵族结亲之后生下袁克文,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当中都讲到袁克文非常聪明,非常智慧,和这种血统可能有关系。[详细]

民国官二代的教育:请当时最好的学者当家庭教师

当然,袁克文很聪明也和袁世凯的地位很高有关系。袁世凯的地位很高,有助于他的家教,他给袁家子女请了最好的老师。袁家的女孩子请的都是女老师,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吕碧城,她是晚清到民国最重要的女学者女侠客,和秋瑾是朋友,和人艺的老院长英若诚的父亲及严复都有很重要的关系。

袁世凯家的女孩子有十几个,袁世凯死的时候据说有两个是遗腹子。大概袁世凯活的时候,他们家里面能上学的,我估计应该在10-15个人之间,但是也不会很多,袁世凯1915年去世前一年,冯国璋和梁启超问他:“听说袁公你要当皇帝?”袁世凯说:“胡说八道,我根本不想当皇帝”。袁世凯讲,我孩子们都很小。他们家的家庭老师可都不得了,像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在1897年11月份的时候,严修上折子称要改革中国的科举制度,他在中国的教育界就相当于民国初年的蔡元培,相当于民国后期的傅斯年、胡适。这样的一位教育家,当时是袁家的家庭老师。

袁家当时的两位家庭教师严修(南开“校父”)及吕碧城(《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

袁家几个男孩子出国留学都是严修送到英国安排好学校,安排好住宿,安排好监护人。严修的学问很大,袁世凯死了之后,袁家的后人仍然是把孩子交给严修管理。这种很好的教育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的是给袁世凯教过书的张謇,也是在他们家教他的后代子女。所以这就使袁克文在很早的时候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也让他在官宦圈里玩得很好。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袁克文从小就讨人喜欢,这种讨人喜欢对他后来的成长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小时候就被别人不喜欢,可能对他后来也非常重要。袁家两个最重要的孩子:袁克文和袁克定,袁克定好像就有点不讨人喜欢,因为他心事重重,总想着政治。政治家心里老想政治,对自己是很不利的。袁克定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介入政治太多,民国初建之后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长子当然很重要,我讲晚清四公子当中的陈三立,等于就是他爹陈宝箴的私人秘书。陈宝箴是湖南巡抚,所有到湖南去办事,所有去找陈宝箴的事情都要经过他儿子这一关。[详细]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将来根本不可能再出现世家大族

袁克定在民国前后,大概从1908年开始,袁世凯在朝政当中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袁克定成为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他说的话大家都觉得可能就是袁公的话,很多袁世凯欣赏的人,如杨度、梁启超、严复等,并不是说随时都能见到袁世凯,真正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袁世凯,而是他的儿子袁克定。

袁克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袁世凯的政治事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08年袁世凯回到湖南安阳修养。我们过去概念当中,好像他回去就被管制,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袁世凯是在养病,但是袁世凯和朝廷之间,和南边的政治家、北方的政治家,和教育界、文化界、军界、政界都保持着密切往来。袁家有电报,铁路也在那个地方转了一个弯,他之所以住在那,就是离火车也很近。这个过程当中,最主要替袁世凯联系的就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1908年一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民国建立,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1913年正式当总统。但是最不幸的事情是,袁克定抱着这么高的热情,梦想着以后的政治地位时,恰恰就在1913年,民国二年的时候,袁克定骑马在老家安阳摔倒,骨头摔断,之后大概昏迷了两天,当地的医生也没给他把腿接好,成了瘸子。这就使他的政治前途一下子不看好。不是外界不看好,袁家的人也觉得,如果袁家可以有人当高官的话,袁克定的形象也不太适合。袁克定的地位,不仅在袁家,包括袁世凯的朋友圈,都是这个问题。

袁世凯本身在这之前对袁克定非常信任,非常欣赏,但是慢慢的,他会想老大将来发挥起来有点难,因此就去培养老二。因此袁克文就在袁克定腿摔伤之后,地位慢慢提升。当然这是很好的事情,过去人不像我们现在计划生育,只要一个孩子。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所限,我们将来根本不可能再出现世家大族了。[详细]

袁克定骑马摔伤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

袁克文(左)与袁克定(右)。

袁家的子女多,老大有问题,老二上,这会导致老大和老二之间产生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出现,唐代李世民和他哥哥李建成;再往前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曹操的两个儿子和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性格特别相象,都是老二具有非常超人的才华,导致很重要的麻烦是,老大老觉得老二想颠覆他。因为中国从三千年前的周礼开始已经约定了老大的法定继承人地位。长子的继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袁克定摔伤之后发现他的地位在动摇,老二的地位在提升,因此,他们兄弟俩之间有了心结,这对后来的历史解读非常重要。由于袁克定有这么一种怀疑,他一定想办法把地位做实。

1915年,中国为什么从民国走向帝制,简单讲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点,走向民国共和这种体制太短了,1912年-1914年,民国三年,太短了,衍生出一大批问题,宋教仁被刺杀,国民党造反(二次革命)等。第二点,1914年又发生一个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紧接着一战衍生出一个问题,日本出兵占领山东,把德国人的权益收走了。它收走之后日本很快给中国政府一个备忘录,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德国的权益转到了日本手里面,这就是我们历史上讲的21条,历史书里把它描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整交给日本并不构成问题,日本在要求中国政府确权备忘录里增加了两点,一个是要求把东三省满洲给它,满洲是很大的一块地盘。另外要把蒙古给它,这两条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不可能答应的。第三点,事情发生后,中国政府还面对着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蒙古闹独立。晚清人不愿意和汉人通婚,喜欢和蒙古贵族通婚,让蒙古不要脱离中国。但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恰恰导致了一个共和国家,这使得蒙古要脱离中国。1915年的时候,这是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详细]

从历史背景理解袁世凯称帝:对防治蒙古独立 解决山东被占问题有益处

我个人觉得袁世凯1915年走向帝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当然他也有私心,毕竟来自于中国两千年丰厚的帝制土壤,中国的帝王思想在袁世凯这一代人中根深蒂固。袁世凯1915年走向帝制的原因:拢住蒙古,解决山东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与有没有皇帝有关。

当皇帝就要有皇太子,要有一系列的家庭架构。当时的中国很搞笑,1915年下半年,皇宫里面到处都是裁缝在做衣服,做龙袍,做宫里面后妃穿的衣服。这个时候真正竞争最激烈的就在皇太子上,袁克定腿摔坏之后觉得地位在下降,怀疑他的大弟弟袁克文。袁克文是大家都推着他,但是越推他就是越害他,袁克文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往后退。最重要的是袁克定在这个帝制过程当中,几乎是垄断了对袁世凯的所有信息渠道,所有的信息都要告诉袁克定,袁克定再去告诉他爹。领导人再伟大,总有昏庸的时候。这个时候,当年北洋时期和袁世凯一起共患难的老哥们,像冯国璋、段祺瑞、张勋、严修,都是跟着他一辈子的,这一拨人并不认为1915年的中国应该走向帝制。

袁世凯。

但是,这一拨人怎么办,大家兄弟一场,从1890年代开始大家走到一起。他们不可能像后来的蔡锷那样这样造反。无论如何,让段祺瑞这些人去反袁世凯,他们是做不到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不来往,不出恶声,我不反对你,我可以请病假。这几个老哥们都请病假了,段祺瑞请病假,严修本来是他们家的家庭教师,这时候他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劝袁世凯,弄得袁克定很不愉快。于是严修到1916年6月份,有半年都没有再来袁家。[详细]

袁世凯称帝因儿子误导:袁克定私印报纸蒙骗父亲

这些外部变动都没有引起袁世凯的警惕,他没有想到这里面会有那么多的问题。袁世凯得到的信息都来自于袁克定,袁克定不断忽悠他爹,劝他父亲称帝,我们只有解决了帝制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帝制?袁克定专门给袁世凯印了一份报纸,上边写着:日本皇室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恢复帝制;英国皇室也发明声明支持袁世凯称帝。袁克定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恶劣,他就利用特殊环境下的政治背景,专门印报纸给袁世凯看。很多领导人很伟大,很聪明,但是他就没有办法防家贼。后来袁世凯就说他儿子是欺君之罪,我们现在管这叫“坑爹”,袁世凯在这个过程当中迷迷糊糊就被推向帝制了。其实日本皇室根本没有说,他看不到真报纸。另外,老哥们不再提意见,朋友都不再讲,袁世凯始终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

直到1916年的时候,他才弄清楚外面怎么评价他。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女儿,有一次她的丫鬟回家探亲回来,带着瓜子,用报纸包的,这个包东西的报纸被袁世凯的女儿看到。这个是真报纸,上边写着:日本政府抗议中国走向帝制,英国政府也抗议,中国不能走向帝制。他女儿把这个报纸拿给他爹一看,袁世凯就懵了。

这时候起到重要角色的是袁克文。袁克文也给袁世凯上了一首诗,袁世凯当时可能没有读懂,也就是很隐讳地告诉袁世凯不要走到城楼最高处,不要想当帝王。当时袁世凯没有看明白这首诗,因为是自己儿子,他不愿意去琢磨这里面的深意。袁克文不仅自己写,也动员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方尔谦写。这个方尔谦和袁克文后来是儿女亲家,两个人同吃同住同嫖娼,是非常亲密的战友。他也写了一首诗给袁世凯,袁世凯都没有看懂。最后还是袁世凯的女儿告诉了他外边对他称帝的评价。

现在我们再看1916年的帝制,就会有不一样的改变。我们不能说袁世凯是好人还是坏人。袁世凯在这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很快刹车,帝制不搞了,还当总统。但这时已是1915年底,已经有一批可能在帝制当中得到好处的人,袁世凯阻止不住这批人的劝进。我们所(编者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藏有一大堆当时的文档,都是推举袁世凯当中华帝国皇帝的推荐信。你不能讲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当时的气氛,只有帝制是中国的出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有很深的感情,希望国家好,帝制才能让中国好。因为袁克文提过意见不要袁世凯去当皇帝,不要恢复帝制,他哥哥袁克定肯定很恼火,袁克文1915年帝制不可阻止的时候,没有办法在中南海里面待下去了,就去了上海。[详细]

青帮红帮不是黑社会 和今天的慈善组织非常相似

袁克文及眉云夫人。

袁克文来到上海后,就加入了当地的组织青帮,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黑社会。实际上这个解读是不对的。我们对晚清民国的很多解读,都可能有一定的妖魔化和意识形态化。其实青帮、红帮和我们今天很多慈善组织非常相似。青帮起初是下层社会的互助自助组织。清朝中期最重要的运输管道是运河。运河的秩序怎么维护?运河的船夫,开小餐馆的,包括那些妓女,怎么才能不受到无端的伤害?怎么保护这些行业?为了解决这些行业,清代中期就诞生了青帮。

青帮当然有内部的组织,我们现在的这种慈善组织没有内部组织吗,也有。我们回望的时候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历史。这时候袁克文离开中南海跑到上海,被推举为青帮的首领,他就想通过做一个非政府组织来帮助这个国家。

因此,我们去看袁克文的后半生,从上海到天津,他主要是以青帮首领的身份,在给社会做事情。他有一个同母的妹妹,也是青帮的首领,在上海开山门接受弟子,他们兄妹俩都在上海、天津做这个事情,做得很大,天津、华北的地面,哪出了问题,袁克文一句话就可以把很大的事情解决了。我们可能过去对中国社会治理不理解,1901年之前中国没有警察局这个机构。中国社会几千年怎么治理?它就是靠自主治理。在广大的农村,靠乡绅在治理。近代城市发生之后,1901年之后开始出现警察,另外还有一拨就是青帮,洪门,他们共同治理。我们后来的革命话语当中把它打成黑社会,这就比较麻烦了。孙中山就是黑社会的头头,蒋介石也是黑社会头头,所有近代革命者大概都和这些组织有关。

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青帮红帮和我们后来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像,它就是在救助着一拨特殊的群体。袁克文是1931年死的,突然死掉了,去给他送葬,哭丧的,就是他所救济的人,和尚、道士、尼姑、妓女,三教九流,也有军方的大员、政治家。如果把青帮定性为黑社会,这个送葬场面就不好解读了。[详细]

袁克文晚年为没能劝住父亲称帝而自责 自虐以求速死

袁克文的后半生当中,脑子里一直想着1915年的事情。他后半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只求速死”。他的这种行为有点像五四时期的苏曼殊,是完全自虐的。很多天不吃,要吃就吃得饱饱的,恨不得自己早死。袁克文有这个心理,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阴影在他脑子里转不开,就是他父亲的死。袁世凯之死,我们今天很温馨去想一想,其实他死得很悲壮。总的来说这还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死之前,多少他的老朋友都去劝他不要生气。他的病就是气出来的,急性肾病。严修劝他:“这事和你有关,但是你不是主要责任,因为别人骗了你。是在错误信息下做出的错误决定。”严修说是杨度鼓吹帝制才把袁世凯害了,还没有讲袁克定。

但是袁世凯到最后非常明白,他说,说到底责任在自己。我看到这个材料时就在想:我们其实应该很公正对待袁世凯,他并不是一个污点很多的人。最后他能够有这么一种觉醒,你也会觉得袁世凯这个人还是敢担当。他并没有把这个责任推托,他认为最终的责任在自己,不管谁建议,毕竟决策人是他。他是总统,是他要改帝制的。袁世凯这一点讲得很悲壮,他这种悲壮恰恰给他的儿子上了一个精神上的枷锁。

袁克文的后半生,我个人在分析他,他始终有一个问题:“我要是不写那首诗会怎么样?”第二个问题,“如果我要像我的哥哥一样支持帝制会怎么样?”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袁克文,因此袁克文的后半生基本上在这种折磨中度过。一方面他要去给社会干点事情,从情感、道德上补偿社会。另一方面他内心的煎熬没有办法解脱,他认为他没写的那首诗,让他对父亲的死有道德上的责任。袁克文后半生很受折磨,42岁就死掉了,我认为主要是这个事情。四公子当中,我重点讲袁克文的政治情怀,我们也不能讲他的政治情怀是一种现代政治情怀,但明显感觉他是有政治情怀,有担当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他敢说话,能够说出一点比较正确的话来,他是四公子当中很重要的人物。[详细]

张学良对爱情很忠贞 “阅女无数”都是他瞎扯

张学良高寿百岁 “有效生命”却只有八年

四公子当中另外一个分歧比较大的是张学良,腾讯的消息(编者注:腾讯书院马勇讲座预告中,把张学良列为民国四公子)公布以后,好多的读者都认为四公子当中不应该有张学良,为什么不应该呢?如果张学良不发动西安事变,中国的历史就改变了。但是这个话我也不好这么去解读,因为历史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改变了。网上这种说法,其实说到底并没有理解张学良的真相。我刚才讲袁家公子的真相被我们妖魔化了。各位听我讲的时候,如果有疑问我们还可以讨论,至少我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探讨。

张学良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把张学良完全给视觉化了,我们只讲张学良的赵四小姐浪漫的爱情故事,我们只知道张学良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解救了共产党,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不知道张学良真正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贡献在哪里。他作为一个公子哥是五毒俱全,美女、美酒、吸毒,年轻的时候没有他不干的事。但是这个人也不得了,当他发誓戒毒之后就戒了,他发誓信天主,就成为一个很虔诚的教徒。但是张学良有效的生命太短暂,很多真相我们并不知道。他真正在中国政治当中发挥功能的时间段,从1928年他爹被炸死之后,一直到1936年,加起来有八年时间。张学良活到一百零几岁,但是他的有效生命只有这八年。这八年的故事我们过去根本就不清楚。这个不清楚的原因有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也有我们历史研究不深入的因素,我们对整个历史大叙事根本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张学良在东三省不放一枪,不抵抗就跑掉了。[详细]

1895-1931年这段时间 东三省频繁落入日俄之手

张学良与蒋介石。

有人在讨论张学良的问题时,有几个罪是不能原谅的:一是不能原谅去抓领袖,二是不能原谅把东北放弃。我觉得这就不对了,因为这个事情很复杂。东北的问题,就要从近代说起,时间关系我们不好展开太多。近代以来,中国和亚洲都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崛起了,中国也在1860年之后走向西方,也在变化。但是这个变化过程当中,中国还是比日本慢了半拍。还有一个欧洲大国,俄国崛起了,俄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变化了,东北亚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是世界动荡的策源地。我们今天也没有解决,世界动荡最后的策源地就在东北亚,我们放在这个大背景当中才能理解东北地位的重要性。近代几次战争,比如1894年甲午战争就是为了东北,为了朝鲜,为了东北亚而打,因为日本在1867年宣布明治维新之后,最重要的目标是冲出岛国,走向大陆,走向世界。

在日本人眼中,冲向世界必须借道中国。我们过去很长时间里,都认为日本是要灭掉中国。其实日本的国父在国策中讲得很明白,日本要发展,一定要冲向大陆。日本人在很长时间里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他们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是欧美诸强。日本人甚至还希望同文同种的中国能够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一起与欧美进行竞争。东北亚,特别是东三省,就成为近代一个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1895年甲午战争打完之后,马关条约里就写明把东三省这片土地对外开放,朝鲜脱离中国独立。1900年义和团战争打响,俄国的军队趁着中国内乱,出兵把东三省占了。俄国占了东三省,这一下子堵住了日本往大陆发展的路,日本当然不干了。1904年,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打败了俄国人,就解决了它挺进亚洲大问题。但俄国人也不甘心彻底放弃东三省,这个时候东三省就成为日俄争夺的中心。这种争夺一直到苏联建立,苏联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的东北和西伯利亚,仍然是日俄角逐的地方。[详细]

张作霖可能是苏联人暗杀的:因他处死李大钊而被苏联人记恨

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结束之后,北洋政府——我们原来讲的中华民国政府——结束以后,关内的土地都被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张作霖被干掉了。张作霖究竟是被谁干掉的,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过去一直讲是日本人干掉的,后来我觉得这种结论可能也有问题,也可能是苏联人干掉的。为什么呢?因为张作霖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里,把在苏联大使馆避难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给抓走了,而且给杀掉了。所以从这推断,苏联人也有杀掉张作霖的动机。

张作霖死了之后,张学良就成为东北王。从1928年开始,他成为东北最高的首长,主持东北事务,所谓“少帅”就是从这说起的(编者注:1928年张学良只有27岁)。张学良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产,贯彻“保境安民”的方针。他统治东北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建大学,建银行,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并不是整天和关内打仗。张学良在那段时间把东北治理得相当不错,我们应该承认他这个功绩。

1928年,中国面临一个问题:能不能重建完整的统一,能不能回到原来在动荡之前的一个统一状态?张学良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东北易帜。就在北伐成功之后的一个星期,张学良就宣布:东北绝对不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最后障碍。这个声明太重要了,就等于蒋介石的北伐打到北京为止。当时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是很君子的,蒋介石还没打,北京政府就宣告结束了。而张学良的声明标志着中国重建统一。所以张学良在历史上很重要。[详细]

张学良对爱情很忠贞 “阅女无数”都是他瞎扯的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张学良确实风流倜傥,位居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他不仅长得帅,也重情重义,并不是始乱终弃之人。当年的报纸,他和胡蝶等影星都有往来,但是有一条很重要的: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情始于一种英雄崇拜。赵四小姐找张学良的时候才16岁,后来陪着他到100岁。什么叫爱情?这才是爱情,这是长达一个世纪的爱情,这一个世纪的爱情表明张学良对爱情的看法。

但是张学良是很八卦的,他自己整天胡说八道,晚年的时候他还是胡说八道。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有点英雄落寞的感觉吧。他自己说“我一辈子阅女无数”,而且暗示宋美龄跟他也好过,这个肯定是瞎扯了。他晚年的谈话当中,暗示有很多高官的太太喜欢他,和他如何如何。我觉得这是他落寞英雄心理的自我安慰。我们看他对原配夫人于凤至,对赵四小姐的感情,可以说他是风流,但不下流,对爱情和家庭的忠贞很值得我们称道。这点应该纠正了我们以往对张学良的看法,他故意炫耀的东西和真实是有差距的。[详细]

1930年张学良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支持蒋介石

张学良政治层面一个最重要的污点就是1931年(不抵抗放弃东三省)。9·18事变是张学良一直没有洗刷清楚的:为什么你一枪不放,东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其实193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决定了1931年的事情。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在中国做了一件大事情。当年春天的时候爆发了中原大战,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三人结合,挑战蒋介石的中央领袖地位,在中原打得一塌糊涂。作战双方都请张学良调停,这个时候张学良本来在东三省“保境安民”,不想多插手。他就只是在理论上调停,口头呼吁大家不要打了,两边都是兄弟,都是好朋友。

但是,实际上他跑到了葫芦岛,在那静静观察,他要做一个判断,1930年夏天他就判断究竟会怎么样。八、九月份的时候,张学良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为了中国的未来,只能支持蒋介石,只能支持中华民国的政府,不能支持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在1930年9月18日发出了进军关内的通电,一下子把关内的事情解决了。解决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直到1931年上半年,他都没有把东北军撤回到东北去。因此整个东北是空虚的。东北一空虚,给了日本机会。日本一直想要踏上大陆,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在西伯利亚交战。后来的中日战争,日本主要的进攻目标也不是中国。它都是借道中国,目标都是去打苏联。当然这个解读,民族主义者也不一定同意。日本确实也有一部分目标是对准中国的,但它最主要的目标是苏联。我们看冈村宁次回忆录,他把日本的战略规划讲得很明白,目标就是打苏联,打共产国际。[详细]

张学良“不抵抗政策”新解:为避免割地赔款

1930年,(从左至右)张学良、宋霭龄、于凤至、宋美龄、蒋介石。

1931年恰恰在东北空虚的时候,日本人发动了9·18事变,和一年前的9月18日是同一天。日本在东北进攻的时候,张学良下令不要冲突,不要打。我们一直没办法解读的一个是“9·18事变”,一个是“七七事变”:为什么中国大规模撤退?为什么把东三省拱手相让而不打?这一点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家就搞不明白。其实道理简单得很:如果像我们后来很多主战派专家一样,当时张学良下令跟日军交战,打败了也得打,那就落到日本的圈套里面去了。近代战争很简单,打败了就签协议,签协议就要赔款割地。

因此这个时候张学良下令不打,就阻止了这场战争的有效性,因为我们没有输。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期待着“国联”出面调停,用这样一种办法来代替中日之间直接的交涉。如果当时中日真打起来,结果就会像马关条约那样割地赔款。这就是我通过解读史料,给1931年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找到的原因。至于张学良后来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我的同事杨奎松教授在他的《西安事变新探》中有过很好的研究,我不在这个上面讲很多了。[详细]

提问:我觉得张少帅是一个挺有气血的人,尽管您说他的不抵抗是因为东北处在无兵把守的空虚状况,我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在热河战役和西安事变当中的选择会差别那么大。第二个问题是:民国四公子所代表的公子文化的诞生,需不需要时代的氛围和土壤?

马勇:第二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肯定是需要这种文化时代的气氛,包括这种时代的物质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我们今天就不具备这个,今天出现的李刚,李天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你说他们一个独生子,不炫耀还能干嘛呢?他也觉得没有意思,这就是时代造就的,一定和时代氛围有很大的关联,肯定要从时代背景下去观察晚清民国。

晚清民国还有一个时代背景:它是一个动荡时代,动荡时代才会出现这种非凡的人物,我们今天别看社会上矛盾很多,但是我们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稳定状态的意思是杰出人物不可能出现了,大家都很平凡。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这种平庸的时代。

晚清民国处在中国政治高度动荡,高度分化组合的过程当中,世家大族才能冲出来,子女当中也会有分化,会有向善的,也有向恶的。其实历史上像李双江,李刚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们也不能讲我们这个时代最糟糕,过去都是很好的。因为历史学研究里面有一条原则:历史学总是去找善的东西,将自己民族恶的东西展示出来总觉得不太对劲。西方历史学也是这样,研究拿破仑,希特勒都是往好的方面解读,不往恶的地方解读,因为毕竟是自己民族的人物。[详细]

张学良“不抵抗政策”是自己决定的 蒋介石未下令

第一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我们怎么来理解张学良在1930年代初期几次重要的决策。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血性男人,这么干总是不大好。东三省的父老乡亲多悲惨,《松花江上》那首歌我们听了也很感动。你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哪怕战死也不能这样做。

但是我刚才也讲过,当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对局势有一个判断。蒋介石在很早的时候有一个战略规划,他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对日本的理解,对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理解,蒋介石有很重要的判断——中日必有一战,这是蒋介石很早就有的判断。但是1931年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是谁下令的呢?张学良有一段时间暗示蒋介石有秘密的命令下来。但这是不对的,因为蒋介石日记后来也公布了,写明他是9月19日晚上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不存在蒋介石先发的命令。[详细]

张学良与蒋介石。

1931年胡适等知识分子都不主张盲目与日本开战

我刚才解读的时候,还可以结合1931-1936年中国的政治局面来看。1931年,东北事情发生之后,中国排日情绪越来越强烈,但是在华北地区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主张中国应该打。这些在华北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举几个例子:丁文江、蒋梦麟、胡适,他们反复跟宋哲元、蒋介石讲,我们要为战争做好准备,要打一定要打胜,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就进入一种战争的准备状态。

准备状态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发展上。从1927年中国重建统一之后,一直到1937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我们现在研究经济的人士对此也是公认的。当1937年抗日战争真正爆发之后,中国在正面战场还能够抵抗,到了大西南之后还能够守住,和这十年的准备有重要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必须准备的,也是华北文教界的领袖一直坚持不能让大战爆发的原因,在于我们重要的文化重心在北平,一定要想办法把故宫里边的东西运走。这是从1931年之后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即要把这些宝贝装箱,南运。当然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文物都运到台湾去了。本来说运到南京,运到南京没有拆箱子,战争紧张了,往西南运。从1931年做这个搬迁工作开始,就一直没有开箱,直至和中央银行的黄金一起都运到台湾。我们现在去看台湾的故宫,它的宝贝比北京故宫多得多。北京故宫如果没有张伯驹,以及周家(周一良的先人)、吴家(吴祖光的先人)等几个大家族捐献的话,我们的故宫就是一个空房子,真正的宝贝都在台湾。

这种战争准备对日后的抗日战争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当时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妥协,我们在1931年一定是被打烂。究竟是这种“打烂”对中国更好,还是适度妥协更好?

我个人觉得当时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是“低调俱乐部”,我有好几个学生都在研究“低调俱乐部”的事情。1931年之后,左翼的知识分子都是主张打。但是右翼知识分子,就是比较理性的知识分子,都主张中国政府应该好好去准备。到了1935年的时候,12·9事件发生。当时华北的学者领袖是北大校长蒋梦麟。他跟学生讲:你们不要到南京去请愿出兵,中央的事情有蒋先生在那,一定能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华北的事情由我蒋梦麟、胡适之、宋哲元来处理,你们好好读书。我在看蒋梦麟回忆录的时候就在想,当国家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你是不计后果地打下去,还是做有效的准备再打呢?[详细]

1931年-1936年的隐忍准备 是八年抗战胜利的基础

我个人比较倾向理性看待1931年-1936年这几年的准备,这为后来的8年坚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几年的准备,中国可能就坚持不了八年。那将会造成中国没有大后方,没有西南。整个中国将变成几部分:以北平为中心的一个华北政权,以满洲国所代表的一个东北政权,和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一个华东政权。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准备,共产党可能还会在西北,但西南一定不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了,因为它没有力量去坚持这么多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把东部沿海的文物迁移到别处,把华北、华东的大学迁走,把沿海的重工业,机器能拆走的都拆走了。当时的江运发展,也使东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可以被拆运过去。

如果没有这几年的准备,抗日战争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结局。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段历史,其实是去探讨当年的各种可能性。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历史虽然没法假设,但在做历史研究和分析时,可以从可能性上去研究它。如果1931年与日本拼死一战,会是什么结果?跟日本打就肯定会签订不平等条约,一个新的马关条约就会诞生。[详细]

总结

公子文化的诞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时代氛围与文化土壤。晚清民国动荡多变,存在孕育“民国四公子”的可能。然而今天,时代背景已大有不同,至于“李公子”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应另作他论。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判,我们理应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如此考察并解读,才别有味道。

本期信息

嘉宾: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时间: 2013-3-14 9:30--11:30
地点: 腾讯希格玛大厦(北京海淀区知春路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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