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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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集
  • 第三集
  • 有关部门对诺奖提名北岛不满 官方曾建议提名巴金王蒙
  • 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作家的偏见:金庸是写武侠的 王蒙是体制内的
  • 诺奖的局限:最好的中文作品往往无法翻译成外文

书院笔记

【本期看点】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使他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诺奖的中国籍作家。委员会授奖词称,“他的魔幻现实作品融合了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下”。神秘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到底有怎样的标准?中国文学作品创作中,又有哪些元素最受评委会青睐?本期腾讯书院邀请许子东教授为我们讲解由诺奖说开去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危机。

戏言得诺奖就像中六合彩 “乡土”最是国际期待

中国作家百年诺奖路。(自左至右依次为鲁迅、林语堂、沈从文、北岛)

许子东:谢谢腾讯网安排这个讲座,谢谢清华大学。今天这个讲座一开始,我们大家先得默哀,因为四川的地震有很多死者,我们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祈祷。这两天中国留学吕令子也在美国去世。今天早上又收到一个消息,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她是中国当代文学很重要的作家程乃珊,今天早上去世了,因为白血病。所以我们一并为他们祝福默哀。

我今天这个讲座主要是讲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危机,莫言是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切入口。在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前几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来采访的。对方听到有传闻说莫言可能会得诺贝尔奖,他说“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我在香港接的电话,我就在电话里说了一通,我说他会得奖,我还讲了一通理由。事后他们把这段文字第一时间全部放上网,他们放上网的时候还没有宣布他得奖的消息。事后很多人就非常佩服我,觉得我有预言能力,甚至有人建议我应该参加赛马会,或者是股票市场的工作。

我的其中一些观点在香港发表的时候标题叫《莫言获奖的六个原因》,但是在内地的一份报纸发表的时候,他们改了一个名字叫《莫言获奖的幸运号码》,俨然把我描写成一个文学上的算命的人。为什么我会在那次访问当中预言成功?因为大家知道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年在金山开了一个国际汉学家的会议,见到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还有很多外国汉语学家。他们就在讨论为什么中国作家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二三十年了,几乎每年,中国作家、中国文学跟诺贝尔奖的关系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而且曾经有一度,北岛那个时候在加州,每年要发奖的时候,就有台湾的记者到他家里去,逼着北岛准备好获奖感言,准备了好多次。[详细]

有关部门对诺奖提名北岛不满 曾派人向评委会提交五人建议名单

2009-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中国作家也有很多的提名,我自己就知道上海原来的宣传部长王元化,曾奉命带了一个代表团,他是团长,去斯德哥尔摩见马悦然。带了一个五个人的名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对于他们(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老是提北岛不满意,五个人的名单我记得是有巴金、艾青、王蒙,还有两个忘了,反正提了五个人的名单。

王元化私下跟我说:“实际上非常惨,你提名单上去,这个人就再也不可能(得诺奖)了。”大家明白,在座老师你们有职称评审的时候,常常叫你后面推荐你希望的咨询人,我自己做简历的时候,后面提出来王德威、李欧梵,谁谁谁做我的咨询人。后来我做了系主任知道了大学评审的游戏规则以后,我就知道,你自己提的,他们就再也不用了。王元化先生带去的这份名单……你们都懂的。原因为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我说中国作家获奖有六个原因。为什么是六个?其实是开玩笑,因为王安忆说的,她说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就像中六合彩,六合彩就是六。当然她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我就试着跟马悦然说,我们来看看六合彩的六个号码是什么号码。[详细]

获诺奖要满足六个秘密号码:既要写乡土 又要有好的海外评价

我说第一,一定要写乡土,第二要写文革,第三要繁体字,第四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第五要有好的翻译,第六要在海外有好的评论。

我一一解释。为什么是乡土?我在回答的时候也说,因为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到今天为止,始终是把写乡土,写农村看作是写中国的民族魂。我参与过一次评奖,90年代选十个作家十个作品。我记得选出来的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陈忠实、张炜、余秋雨,一下子想不起来,反正十个作家,总之很简单,还有贾平凹。十个里面只有一个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写城市的。其他九个作家,九部作品基本上都是写乡土的。如果我们勉强也可以把贾平凹的《废都》算作是写城市的,但其实贾平凹差不多是中国最出色的乡土作家。那次评奖只有一个王安忆写城市。换言之在中国今天,中国作家自己都觉得写乡土,写大地,这个是最能体现我们文学的力量。

如果要去比较一下的话,像荷兰那些国家,它是航海、商贸。像英国,像德国是工业科技,像蒙古、日本喜欢打仗,像南美虽然是种植业,但它那个种植跟中国又不一样,它是纳入全球贸易格局的一种种植,贩卖黑奴的原因是因为,让他们种甘蔗,种咖啡,他们不是自己自足种所有自己的东西,所以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如果说,诺贝尔奖以及全球的阅读市场希望一个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奖,某种程度上代表中华文明的话,的确写农村会比较符合他们的期待。[详细]

文革时期很多话是假的 但“史无前例”这个概括是真的

第二写“文革”,这个很容易理解。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一个“五四”,一个文革。政治事件当然有1949年,有其他的。再讲下去,我们的“五四”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他的国家也出现过,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从传统国家转到现代国家。只有我们的文革真正是非常非常特别,真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实验,真的是没有(先例),将来有没有不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很多话是假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句话是真的,对不对?史无前例!你再怎么比都比不出来,所以一旦有一个中国作家要写,大家很期待他写文革。

而且我想讲文革的重要性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它的意义减低,文革不会。很多人认为过了一些年大家就会忘掉,不会的。

莫言的党员、军官身份是他获奖的最大障碍

莫言在部队的旧照。

第三,西方一直想用诺贝尔奖以及其他的很多奖来影响他们认为的不够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以前有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等很多个。所以通常大家有一个期待,这一个得奖的人应该是繁体字署名的。有一个作家叫李锐,前一阵呼声很高,他突然就退出了中国作协,这个事在海外受到广泛报道。也有朋友跟我说,他退出中国作协,但是他没退出山西作协,因为房子是山西作协分的。

在中国其实我们都明白,你参加作协跟退出作协,没有那么大的分别,但是这也是一个姿态。我当初分析的时候说,这6个原因,对于莫言来说最弱项就是这一项。果然他获奖以后,最多被人批评的就是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他也开创了某种历史:他是第一个中共党员,中国的解放军军官获得诺贝尔奖。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对他们来说,他们违反了他们一贯的“政治传统”,所以这一点上是有一点突破的。

但是莫言最新的长篇小说《蛙》,是讲一个非常尖锐的话题,计划生育。对于一孩政策的非人道性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而且等到斯德哥尔摩给他颁奖的时候,你再去读他的颁奖词,也讲的非常厉害,讲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等等。所以基本上还符合他们讲的“繁体字”这条。[详细]

中国作家悖论:越是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品 越容易翻译成外文

第四现代主义,这个很简单,西方的严肃文学、主流文学,从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开始,就一直是用现代主义为标准的。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文学,从源流上讲,最早是施蜇存在上海创立的新感觉派,后来的九叶派诗人,张爱玲也许也算的上。50年代最早出现在香港,之后就有刘以鬯、昆南等等。台湾到60年代有白先勇、余光中他们这一派。大陆真的重新起来是到80年代,这一批在大陆出现的所谓现代主义技巧的作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直接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我曾经在80年代到鲁迅文学院讲课,我的一个朋友吴亮拉我去的,我一听说学生当中有莫言、余华、洪峰,我想这很光荣,我就去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跟莫言比较长时间的谈话。

为什么这个现代主义这么重要?我等一下讲到的第五条原因就是要有翻译,而中国作家到海外的翻译出现了一个情况:你越是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品,越容易翻译回去,大家明白了。残雪在美国译的很好,在大学做教材,在中国读的不多。等一下我们很明白就会看到像董桥、白先勇很难翻译,翻过去以后效果就差很多。换句话说,你本来受现代主义翻译作品影响的小说,容易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因此也比较容易被国际阅读市场青睐。我不是说我一点都没讲到价值判断,我只是讲文学、文化流通当中的语言的因素所起到的作用。

第六个就是海外的评奖。现在中国文学评奖除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偶然得到一次以外,其他奖金最高的是香港的一个“红楼梦长篇小说奖”,它的一部小说奖金是30万,我连续好几年做它的初选委员会主席,很辛苦,后来辞了不做了,因为我为了做那个评奖的,每两年要看大概100部长篇小说。

“禁书”是畅销的添加剂 就像越“限购”房价越高

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与《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封面。

几年前(指2008年,编者注)《生死疲劳》就上去了,那一年就拿了30万,说实在话莫言来领奖的时候,我当面就跟他说:“那其实不是你最好的小说,是不是?”莫言说:“是,不是我最好的小说。”他当时跟我说:“我最喜欢的是《丰乳肥臀》”。《丰乳肥臀》单看名字人家当做色情小说。那个时候很多地摊在卖,地摊卖《废都》赚了钱的人就进了很多《丰乳肥臀》,后来滞销了很久。《废都》就因为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此去删去60多字,一度被成为禁书。“禁书”是畅销的很好的添加剂,就好像现在禁售、限购,就是房价很好的添加剂,从来就是这样。你一禁止我们就喜欢了,不买就浪费了。因为《丰乳肥臀》,我们的书商在很长一段时间很讨厌莫言,觉得他言不由衷,徒有虚名,《丰乳肥臀》原来是讲我们伟大祖国的。[详细]

《生死疲劳》的章回体形式是莫言获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莫言在《生死疲劳》之前主要的作品都由葛浩文翻成了英文。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莫言成为最终提名的这个小圈子中的一员已经好几年了,提了很多次了,自从大江健三郎在他的发奖词的时候力荐以后,他就被列入了他们的考虑名单,这已经很久了,现在才披露出来的。但是据说那些瑞典老头其中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的作品太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因为他们给《百年孤独》的作者发了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格局,实际上也巨大地影响了中国寻根文学。可是他们不希望另外一个作家获奖,只是延续了这种文学创作,就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路子。因此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读到了陈安娜的翻译的瑞典文的《生死疲劳》。《生死疲劳》要是你们看过,你们知道,它用了一个章回体。前面都有章回体的写法,里面还有“各位看官”,“叙述到此,划分两头”等词。我作为“红楼梦奖”的评审,说实在话,我觉得他的章回体,我说句实在话——莫言现在当然是大家了,不大好批评——但我说句实在话,他的章回体是不如张恨水的。

对章回体这个题材来讲,中国写章回体高手太多了,太难突破了。马上要想《海上花》列传的,很多人《红楼梦》背的出来的嘛,这一条条背的出来。章回体的说书人的叙述角度的运用,跟内容的关系,这之间复杂。但是就是陈安娜这个译本,使得他们评奖委员会,觉得(莫言有新意)。葛浩文一直说,他不单是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连着《水浒》。这个讲的通的,莫言连着《水浒》。但是他的文体上的章回体是由《生死疲劳》体现,结果这个成为他获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详细]

西方汉学家偏见:金庸太“通俗”王蒙是体制内的

金庸、王蒙与王安忆。(资料图片)

不仅是现代主义,我下面讲到评论,评论除了一个“红楼梦奖”他得到以外,他另外在海外有一个英文的评奖的,叫纽曼华语文学奖,专门给中国文学的一个英文的评奖,奥克拉哈马大学的一批汉学家做的,我做过他一次的评委。

这一次我印象很深,我才知道他们西方汉学界的价值观。因为他那个奖是终身成就的。所以第一个提名的时候,到最后6个人的时候,我提的是王蒙跟金庸,因为我一想到他们是终身成就奖,两位我都认识,我觉得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该有终身成就。另外还有提名的是有莫言、王安忆,有阎连科,赵毅衡还提了一个网络作家。结果评奖的过程,因为有一些西方的汉学家评奖,我两点印象最深。

第一,西方学院里的汉学家,一下就把金庸排除掉,他们给他贴一个标签说是“武侠小说”、“通俗文学”。金庸在中华文化圈有这么高的阅读量,大家这么喜欢,但是金庸的小说翻成英文的确市场不大,这个得承认,高手翻译的。John Minford翻译《鹿鼎记》,John Minford跟他的岳父一起翻《红楼梦》的,是那个是非常好的,世界一流的翻译家。(金庸小说的)英文、中文都没法挑剔的。而且John Minford翻《鹿鼎记》还专门开一个研讨会,叫我们帮他翻译韦小宝的粗口,韦小宝的粗口很多,变成英文要怎么传神,这种钻研精神非常好。可是他们都发现,金庸的小说翻成英文以后,在全世界的阅读市场实际上远远没有达到在中文、华文世界这么高的地位。

第二他们又轻易地把王蒙给甩掉了,原因是他在体制内,做过部长。这个王蒙真是冤,王蒙做部长引起了党内很多人的不满。可是他做了部长,又引起海外很多人的不满,很多人天然就把他觉得(是体制内的)。王蒙还妙的很,他越是在中国演讲,他就讲海外的普世价值;他一跑到海外,他就捍卫中国共产党。所以很多人误会,说王蒙这个人极聪明,在我看来王蒙真是……真是聪明。王蒙是最近刚刚跟白先勇做过对谈,我跟李欧梵做回应,他又在那里替莫言抄《讲话》辩护。他说“我也抄了,你们不用炒作,毛主席讲话有很重要的意义。”把香港的下面那些记者讲的一头雾水。这是他的性格,但是好了,美国的奖又没他了,那个奖到了的最后两个,就是王安忆跟莫言,莫言的《生死疲劳》跟王安忆的《长恨歌》。

我曾经在上海出生,上海长大,所以我就帮王安忆了,最后投不过他们。投不过的一个原因,除了我刚才讲的代表性,他们就觉得王安忆不写农村,王安忆又不是很现代主义的写法,王安忆的《长恨歌》在他们的想象里怎么能变成一个中国的印象,这只是一个上海的变化,或者就像王德威讲的,是张爱玲影响的延续,张爱玲在1949年以后怎么生活的这么一个延续。[详细]

莫言获奖的特殊号码:诺贝尔奖想在中国造成很大影响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莫言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我讲回来,我跟马悦然的谈话。其实我当时觉得除了6个六合彩号码以外,大家玩过六合彩的人都知道,还有一个特殊号码,单单6个号码只能中小奖,你要中大奖还要摇出一个非常特别号码。

莫言的号码是什么呢?我当时分析就是说诺贝尔奖一直非常想在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连续两次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他们想寻找一个突破口,想有一个大家认可的作家,既宣传了诺贝尔奖,又使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这就是莫言的一个特殊号码。所以这个就是我上面讲的它的6个原因。

我跟马悦然讲的时候没讲的那么详细,我跟他讲的时候比较简单。马悦然听完了以后,他点点头也没有明确表态。当然第七个我也没告诉他,马悦然现在他到中国回答所有的提问,永远都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的考量,我们是看纯文学的,你们相信吗?当然了我也相信,他只是把文学的范围拉的大一点。你反抗专制也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你这样来解释,当然也对,但是我是这样看的。[详细]

莫言和贾平凹的区别:莫言题材乡土语言欧化 贾平凹题材语言都很土

贾平凹及其作品《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封面。

我在回答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像莫言这样的作家,这样文学层次的作家,不下十位。我今天还坚持这样的观点,可以大概有十来位这样的作家。为什么是莫言,为什么不是别人?

首先我们比较一下贾平凹和莫言。莫言的故事很乡土,他有点像萧红的《生死场》,他喜欢写农民的生殖、繁殖跟动物的关系,他的性关系都是类似于像动物这样的关系,他们怎么生存,饥饿,他们的底线。莫言的小说是最喜欢写这些东西,它纠缠不开的,屎啊、尿啊这些东西通篇常常出现。可是莫言的语言是欧化的语言,是鲁迅文学院(训练)出来的,翻译腔的语言。所以莫言小说里面是两套语言系统,“我奶奶敞开着胸脯,是性解放的先锋”,大家看看这句话。“我奶奶”这是非常土的(人物名称),她敞开胸脯迎接他的爷爷余占鳌,在野地里,这是非常乡土的情节。可是他马上加一句“性解放的先锋”,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评论。他马上把一个欧化的语言跟乡土的故事并置。

可是贾平凹不是,贾平凹不仅是这个题材非常土,他语言也非常土。他里面的男女在一个稻草堆里做完事情,系上裤带,拍拍屁股走,极土极土的。有一个作家曹乃谦跟他就非常像,就是讲男女之事,讲乡土。所以如果要讲代表乡土中国的作家,当代非贾平凹莫属。

贾平凹作品很难翻译 也就很难得奖

但是贾平凹能得诺贝尔奖吗?谁来给他翻译啊?贾平凹的《古炉》不要说翻成瑞典文了,即便是翻成英文(也不好懂),我们中国人都读成这样,我都要做笔记了,让外国人怎么来读啊?贾平凹的东西只有《废都》能翻译,有些身体语言是全世界普世价值,所以他在法国得奖。而且他此处删去多少字,这个也容易翻译,法国人特别容易意会,就给他得奖。可是他诸如《秦腔》、《古炉》这样的作品,没法翻译。[详细]

莫言没有一个单项能赢得了所有人 但他是“全能冠军”

写文革的,或者是文革后的今天的小说中,《兄弟》写的好。《兄弟》这书,我说实在话,写文革一般,写今天也一般,但是两个加在一起就非常好,就是今天和文革关系。可是余华就是这个问题:不够土,余华写的《活着》也是这样。

另外单项来讲,讲中国历史发展这方面,《长恨歌》写的很好。可是《长恨歌》写城市,而不是乡土。另外写中国的作家当中,另外一些非常一流的作家,比如白先勇、董桥、余光中,他们不再写中国内地了。他们写香港,写台湾。所以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说,田径上有单项有全能,莫言没有一个单项能赢得了他们,但是莫言是“全能冠军”。

我说的是褒义,莫言不是有意这样做,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刚才讲的原因全是我们做评论的人想出来的,莫言只是做他自己,莫言他没有那套乡土文字,但是他有乡土的经验。莫言从军队的角度,他对中国现代史很有兴趣,但是他又不像另外的一些作家,能够站在那么远从外面来看。莫言是写他自己,他没办法,莫言的文字非常狂欢的。但是他恰恰符合了读者市场跟评论界的一些要求,于是变成了一个全能的情况。[详细]

最优秀的中国作家 不一定要代表中国

王蒙与其作品《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封面。

但很多人提问题说,一个最优秀的中国作家,是否应该代表中国呢?我刚才讲了,这不是应该的。当然我们会有这么一个盼望,尤其外国人会有这么一个盼望,或者全世界有这么一个盼望,但是从作家本身不应该。作家本身有一个什么追求呢?这次王蒙跟白先勇的对谈里面,王蒙讲很多,从他的经历讲出来,他的整个创作,写百年中国内忧外患。如果说革命是过去一百年中国最重要事件的话,写革命写得最好的就是王蒙。为什么?因为他不只写革命的荒诞,他也写革命的合理性。比如《活动变人形》,他又不只写合理性,也写它的荒诞性。

在很多作家笔下,过去的革命是一个反面教材,只写它的苦难的后果。而这个苦难后果是应该写的,我们今天的当代文学,你要是从文字上读,全是革命的苦难,你要看电视,全是革命的光荣。中国革命的苦难跟光荣,靠我们每个老百姓在自己的脑子里重新把它整合。我们通过书本知道土改以来是怎么样的。你看《蛙》,你看《生死疲劳》,一个地主怎么样死了又活过来,一个农民怎么样把一块自留地一直保留几十年,那个是对于中国1949年以后所有土改政策的尖锐批判,可这只是小众阅读。你要在电视里看,《激情燃烧的岁月》,灿烂的阳光。而且电视有一些是跳过去,没有阳光的部分就跳过去,你会看不到的。

中国的老百姓世界上最聪明的老百姓,我们都能够通过小说看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苦难,然后通过电视看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光荣,然后我们把它在自己脑子里重新整合,化为我们每天赚钱的,拍马屁的动力。而且我们的双重人格也就在这中间不断地与时俱进。

现代中文有很多翻译腔 “社会”“经济”等词全是日语汉字

我刚才讲,王蒙是写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的,白先勇写什么?白先勇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是写百年中文内忧外患的,这是白先勇的使命感。他说中文的外患就是从五四以来的“欧化语系”,比如“一直以来”这个词,他是非常反对的。还有“是时候去买楼了”,time to……这种语式。现在的中文有很多翻译腔。前一阵子砸日本车的时候,有人突然发现,我们用的一些词,诸如“社会,主义,平等,经济,科学”,所有那些字全是日语汉字,都得给砸了。那怎么办,我们宪法得重写。这就是我们的百年中文外患。[详细]

诺奖的局限:最好的中文作品往往无法翻译成外文

沈从文未获诺奖不是因为突然去世 而是因他的“反动文人”身份

晚年的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女士。

百年中文“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我们其实都很佩服这样的一些作家。可是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能得诺贝尔奖呢?道理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原因就是翻译。现在马悦然整天说沈从文差一点,说沈从文如果多活一年就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了。那为什么你早一年不给他呢?沈从文已经活了那么久了,又不是突然自杀,他文革以后还住在木樨地那里,胡耀邦给他和俞平伯各分了一套房,之前他就一直住的很苦。沈从文在博物馆里做管理员,还写《中国服装史》。沈从文活了那么久,等你们(编者注:指诺奖评委)那么久,你们不给他。其实很简单,在沈从文去世的那个时候,虽然夏志清的文学史把他的地位排得非常高,可是他在我们主流文学史里面,还是当年被郭沫若批判的那个反动文人。所以沈从文获奖,直接会导致现代文学史的重写。因此当时还是没把诺奖给他。

另外我也怀疑沈从文的文字翻译成别的文字以后,大家能不能读的懂它的好处。山上一座塔,塔下一个屋子,前面一个船,船上一个老头,有一个女儿,养了一条黄狗。翻成英文以后,它的味道(就变了)。我们一看就知道一幅中国的最简单的山水画出来了,塔、屋子、一个老头,一个女孩,一只黄狗。沈从文替我们把画给画好了,就像张爱玲的小说,替我们把电影的蒙太奇都做好了。可是翻译以后能不能保持这样,沈从文我们不知道,张爱玲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

张爱玲在美国的遭遇:美国出版界也是政治第一 艺术第二

张爱玲的文字我们读中文的人都知道非常好非常好,可是张爱玲她的英文也非常好,她到了香港以后去投标,美国新闻处招人翻译《老人与海》,她中了,拿了一笔钱翻译《老人与海》。由此看来她的英文也不错。到了美国以后张爱玲就自己写英文作品,我们看到的《易经》、《雷锋塔》都是英文的,写完以后在美国根本没法出版。现在台湾那边有很多人研究,把她的英文拿出来看。

为什么没法出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出版社,她到美国后写完《易经》、《雷锋塔》,给美国的出版社,人家一看,旧中国这么黑暗。美国的出版社说:“要是传统的中国这么黑暗,那不是说共产党革命很好吗?”这就说明美国的出版界当时也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

第二,她自己的写作,太照她的中文意思。随便举一个例子:张爱玲喜欢写服装上的颜色,她说她的服蜜绿色,蜜是蜂蜜的蜜,绿是绿色的绿,蜜绿。她用英文怎么写呢?honey green,美国人一看,honey green什么意思?honey怎么会green?那是变质的honey。张爱玲就是这样,所以她失败了。她的失败不是特例,白先勇几十年来在美国教书,教汉语。他的《台北人》是自己翻译的,找了一个美国的专家,跟他两个人合译。自己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最懂吧。翻出来以后的文字,我问过好多内行人,李欧梵等人,他们就说白先勇的小说翻成英文以后比他中文差太多。[详细]

最好的中国文学不仅应能表现中国 更要表现中文

(自左至右)白先勇、张爱玲、阿城。

有一年我住在洛杉矶,碰到了一个作家,他说要我举几个作家的名字,标准是他们的中文是一流的,他们的文学性是非常高的,同时老百姓都能够读得懂的。就是所谓能够雅俗共赏,当时我跟朋友一起列了三个人的名字,一个就是张爱玲,一个是白先勇、一个是阿城。后来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三个人后来都住在洛杉矶,我那个时候也在洛杉矶。当然我没有写东西,他们到了洛杉矶就再也不写东西了。他们最好的中文从来没有变成过英文,阿城的《孩子王》、《棋王》没办法翻译的,所以这里面就带出来一个大问题——容易翻译的作品恰恰是受翻译文学影响的作品。我不能说受翻译影响的作品就不是最好的,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排除法。但是有一些我们认为中文最好的作品,比方说《台北人》,比方说《传奇》,比方说《孩子王》这样的作品,它们没法翻译。所以这个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先天的局限。我们要是看明白这个局限了,我们也就对他不要期望太高,因为它一定要变成英文、法文,甚至要变成瑞典文,才能够被那些人所阅读。因此他们的确区分不出作品的好坏。

以莫言来说,莫言有文字很好的小说,比方说《透明的红萝卜》,比方说《红高粱》。但是他们很难区分《生死疲劳》跟《红高粱》在文字的清纯度上的差别,你通过翻译后的文字很难觉察这种差别。有的人把翻译比作“媒婆”,我觉得错,我最新想到的比喻是:翻译是变性手术。一个靓仔做了手术以后,不一定保证你就是美女。所以翻译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法控制的),正因为如此,刚才我提到的这么一些,如沈从文、张爱玲、白先勇、余光中、阿城等等,这些人作品的无法翻译,一点都不影响这些作品所能代表的他们的文学价值。因为最好的中国文学,我们当然期望它不仅表现中国,我们更期望它表现中文。把中文的水准表现出来。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从我中文系的角度来讲。[详细]

第一次与莫言的接触:人如其名 真是“莫言”

电影《红高粱》片场,导演张艺谋与编剧莫言。

我前面主要是讲莫言为什么获奖,获奖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影响。下面我想讲讲莫言对当代文学的实际贡献。

1985年,我偶然参加了中国作协的一次研讨会,讨论《透明的红萝卜》。那时候谁都不知道莫言。作协的人说有一个新人写了一部小说不错,你来。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当代文学的讨论。在那个会上第一次认识汪曾祺、李陀、雷达、曾镇南等等。莫言是个军人,坐在那里非常谦虚不说话,名字就叫“莫言”嘛,真是他有意的,莫言平常真是不大多说话。领奖以后才多说说话,才深深体会到:病是吃出来的,烦恼是比出来的,祸是说出来的,说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记得几个评论很有意思,评论家曾镇南说这个小说是高度现实主义的。我当时没懂,一个萝卜从田野里升起来,怎么高度现实主义呢?他说书中那个小孩迟到了,生产队长就骂他,说“小石头你跑哪儿去了,你跑阿尔巴尼亚去啦?”这个就是高度的现实主义。为什么?文革当中再土的乡下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知道阿尔巴尼亚,所以他会用“你跑阿尔巴尼亚去了”来形容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的这种状态,这个是非常生动的细节。这个评论我当时印象很深。其他人又说了一些,李陀说他运用了象征手法等。[详细]

为什么说《透明的红萝卜》如果入选中学课本 女老师都有危险?

但是我最佩服的评论是汪曾祺的。汪曾祺那个老头,那个时候自称是“新发掘的出土文物”。他以前写《沙家浜》等,别人都不大知道。那段时间突然写了一些文字非常好的小说,寻根派的小说。他说《透明的红萝卜》里面那个小孩以及两个男人的关系。两个男人一个铁匠,一个石匠,石匠是帮小孩的,铁匠是对小孩不好的,最后他们为了争夺一个女人,那个叫菊子女主角,两个人打起来了。那个小孩去帮对他不好的铁匠,使得那个石匠最后残疾,受伤。汪曾祺就说,你们觉得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愣住了,莫言也不说。

汪曾祺就说你看原来这个小孩一直暗暗喜欢这个菊子。菊子是一个姐姐,小孩那个时候不到10岁,可是他暗暗喜欢比他大得多的这个姐姐。这个就等于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的一个投射,所以两个男人打架时,小孩要去整那个喜欢菊子多一点的男人。(这个分析)我当时觉得很厉害。莫言之前就说过,《透明的红萝卜》就是写他自己的,我现在才明白,写他自己是什么原因,明白他为什么“莫言”。但据说现在有教育机构,要把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要选进中学教材,据说就是选《透明的红萝卜》,因为它的语言比较清纯。我不知道他们读懂了这个小说的意思没有,要不然各个中学的女老师都会有点危险。[详细]

《红高粱》的创举:加入土匪人物 接续了《水浒》传统

电影《红高粱》剧照,姜文饰演“我爷爷”余占鳌和巩俐饰演的“我奶奶”。

莫言影响最大的作品是《红高粱》。某种程度上莫言后来一直到今天的作品,都在重复《红高粱》的基本元素。《红高粱》的意义在哪里?它在两个地方,第一是重写现代史。传统当代小说创作中,穷人、富人(也就是地主),国民党,共产党,乡村里的寺庙(就是孔教等的族长)以及乡村小学教师是六种基本人物立场,一直今天的文艺作品,现在的主旋律电视剧,还是会看到这六个基本力量,对比关系是3对3。而莫言呢,在《红高粱》里面,加了第七个——土匪,加的太精彩了!它加土匪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它接续了《水浒》传统,接续了中国文学两大宝贵传统之一。

我们两大宝贵传统一是“诲淫”,二是“诲盗”,所有的文学名著不是“诲淫”就是“诲盗”,《红楼梦》、《金瓶梅》“诲淫”,《水浒》、《三国》、《西游记》“诲盗”。当然我们讲的“诲淫”、“诲盗”都要加引号,“盗”就是造反,就是暴力、反抗,就是农民起义,“淫”就是爱情。

可以说从《红高粱》开始,当代文学著名的“三红”《红日》、《红岩》、《红旗谱》所描写的中国革命的基本蓝图已经发生变化了,而其实中国人对于“水浒”传统也是从来没有中断的,甚至在样板戏年代,最受欢迎的人物是阿庆嫂和杨子荣。杨子荣是所有共产党人物里最带匪气的,阿庆嫂是正面人物里面最值得怀疑的:老公又不在,跟这个男的那个男的关系搞的这么好。你仔细听汪曾祺给阿庆嫂写的台词:“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非常淫秽。阿庆嫂的身份,按西方的说法是“social butterfly”,社交蝴蝶,也就是交际花。当然我们知道她是有革命使命在身的,她是个沙龙女主人。客观来讲,样板戏那个年代这么普及,但是大家最喜欢盘绕的就是这两个角色,而这两个角色是最带匪气的,尤其是杨子荣。看看他的台词:“脸怎么红了?防冷涂的蜡。怎么又黄了?再涂一层蜡。”这是大家经常开的玩笑。[详细]

革命经典文学基本模式:派一个共产党员去改造一帮土匪

“水浒”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被硬性压制。所以当《红高粱》把一个土匪作为革命战争的主人公,一般的人没有做文学评论,但是一个直观的感受是:爽啊!这个土匪在里面起什么作用呢?土匪首先要协调跟国、共、日本人、老百姓的关系。

我们的革命经典文学里面有一个基本模式:有一帮土匪,派一个共产党进去就把这帮土匪全部改造了。这个模式大家应该看的很多了。《红高粱》也延用了这个模式,但他做了一点改编。任副官改造了余占鳌的部队,改造方法是这样的:余占鳌的叔叔强奸了一个民女,任副官跟余占鳌说:“你要做一个抗日的军队,你知道该怎么做”,最后余占鳌把自己的亲叔叔枪毙了。这一枪毙就代表了这支土匪队伍向一个有纪律约束的现代军队的一种转化,这个转化是由共产党的地下党促成的。写出这一笔,莫言就对得起他在总政、总后、总参拿的所有的人工了。

但是他又写的跟其他的总后、总参的创作者不一样。书中任副官(在改造土匪部队)没过几天之后,自己擦一支勃朗宁手枪时走火把自己打死了。这是非常有象征性的细节:地下党是被自己打死的。后来发生的事情也与此有关,因为他没有做政委。他应该是当这支部队的政委的,他应该出来叫余占鳌不要抢“我奶奶”的,因为那也是强占民女嘛。所以你看这个土匪在书里的经历:比国民党更能打仗,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共产党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他抢了有钱人的老婆,因为那个有钱人是麻风病患者。在书里边他代表了民众的力量。(书里有个情节是)有个老头因为偷驴而被剥皮,余占鳌替他报仇。土匪在书里边是最接近民众的。[详细]

马尔克斯提前“剧透”的写法 深刻影响了莫言等作家

《红高粱》当初的确起到这样大的作用,但不是完全从政治概念出发,他用了马尔克斯的方法。《百年孤独》第一句:“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未来过去完成式,非常复杂。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奖以后,中国作家就喜欢用这个笔法。《红高粱》也有这个写法:一帮人抬着轿子,土匪去抢,一掀开轿子帘,余占鳌“捏了一下‘我奶奶’的小脚,改变了几十年”,这叫剧透。它制造了一个强烈的叙事效果,使得我们今天对历史发生的事情有了一种全新的改观的目光。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白鹿原》里边有个人物叫白灵,白家的小女儿,当她满腔热情参加革命浴血奋战的时候,她马上想:多少年以后在文革当中被人斗,说她在战斗中是一个叛变者,在被批斗时她坚决不承认。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后又回过去,写她当初怎么浴血奋战。经过这一个跳跃,结果读者的感官全部变了。我们对革命历史的看法,是带着今天的眼光看的,有这么一个多年以后的回望。茹志娟写过一个小说叫《剪辑出来的故事》,讲一群老百姓帮着新四军筹粮,冒着生命危险在家里救新四军。可是很快下面一段就讲,这个新四军的干部在1958年逼老百姓交粮食,交到他们饿死的边缘。这种跳跃这才是历史的力度。

所以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个写法多年以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通常说的一句话,形式就是内容,绝不是内容决定形式,也不是形式决定内容,而是形式就是内容。这个角度来讲,莫言早期的小说包括后来的《生死疲劳》,其实框架上也是这样做的,有那种跳跃。但是这种跳跃对于文学反映整个当代史,反映社会的力度这方面,是非常棒的。[详细]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中译本。

当今主流文学作家已经活跃了30年 新人还没法取代他们

提问: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莫言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乡土文学,我觉得近20年来或者10年来中国的乡土有很大的变化,农民在丧失土地,新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包括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一直坚守在农村的农民也发生一些变化。这种乡土文学是不是还有人能够有这个力量或者精力去传承,去书写呢?像莫言老师也好,他们其实是有一个人生阶段是真正扎根于生活中的。我们的乡土文学因为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发展不再成为一个文学的主流代表题材的时候,您对城市文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许子东: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中国当代文学的活跃作家不像以前,每十年换一批,现在这批作家已经活跃了30年,而且下面的人还没法取代上去。 我刚才讲90年代选的那十个作家里面,除了余秋雨、陈忠实年纪大一点,其他的都是知青作家,清一色,目前为止还是。现在知青都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知青这一代的文化繁荣期还在继续延续。至于你说乡土文学不是主流?我看不出,乡土不只是讲的农村,接下来写城市的变化也会联系到乡土,这并不是绝对矛盾的。反过来城市的发展,现在更多的受到影响是文化工业。

博客、微博发达以后,民间写作里写自己的都是《红楼梦》,写别人是《金瓶梅》

提问:您提到《从莫言说起: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危机》,我想请教同样的问题,文学本身来讲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但是当我们看到比美剧还要精彩的李庄案,看到一位副部级高官的情人以第一人称叙述上床,内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一朝梦醒京华梦的时候,我们觉得文学虚构性比不上现实的精彩。我突然有一惊诧的感觉:中国文学的危机是什么?当文学的虚构性已经超不过现实生活的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时候,文学的意义边界又在哪里?给我的感觉整个中国近30年活跃的作家,面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本身可以产生伟大文学题材的时代,却普遍性地失语。因为文学都有产生时代的根基,又有超越伟大时代的特点,这种失语的态度让我们丧失了阅读的快乐,乃至于莫言,乃至于更多的作家。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您认为文学这种题材虚构性是否存在一种深刻的危机?第二我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非专业的作家,包括慕容雪村写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像体育评论出身的李承鹏写的《李可乐拆迁记》,包括六六写的《蜗居》,这些非专业的作家在尝试我们对日常生活荒诞性的揭示,您对这个现象又有怎么样的思考?第三,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危机,小说自身也面临着题材的边界危机,它的虚构性、长篇性比不过电影,细节刻划比不过照相,精彩虚构超不过电影影响力,小说这种艺术题材作为自身艺术特质的边界又在哪里?

许子东:我没有太仔细地看过编译局长的那个事(编者注:指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与女博士暧昧关系的记录),看过一点,很精彩,跟《金瓶梅》有一定的传承关系。我打个比方,博客、微博发达以后,写自己的都是《红楼梦》,写别人是《金瓶梅》。那么你说真实生活这么发达以后,我们文学怎么比的过?还真是比不过,所以在这方面作家们就不写了,他知道写一个作品包括出版还有周期,另外版权稿费没法得到保证,网上已经拿出去了,所以(写真实生活)显然不是作家的长处所在。这个问题尖锐到什么程度?我们对文学的干预生活、反映现实功能要有一个反省。文学直接反映生活,文学尖锐干预生活,并不是文学的最主要、最有力的功能。这是一个现实,因为你新闻的、非虚构的写作题材都在发展,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定位自己是有抱负的作家,他不想一时抢风头的话,他可能在这方面就放弃了。[详细]

现在读者群庞大的作家 往往没想以文学为终身事业

这也同时是第二个问题,另外一些没有那么强烈的自觉,要以文学为伟大的终身事业或者使命的人,他的目标就是粉丝群或者观众群,或者社会影响,他就比较轻装上阵,通过网络,一下子就把读者的面扩大了,就像李承鹏他们这样。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部分人收缩了他的功能,另外一部分人就占据了这个功能。说这个占据是国际性吧,也可以这样说,但并不妨碍文学长久的生命力。归根到底,文学的生命力在哪里?你说它很多地方比不过摄影,比不过电视,比不过电影,比不过很多东西。可是有一样东西文学是其他东西比不过的,就是语言。而至今为止我们没法否认这么一个假定,人的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换句话说,语言方式决定人的最基本思维方式,跟最基本的文化形态的内核。这就是说那个时代无论有太多五花八门的东西,隔了多少年以后还会把大作家拿来看,因为大作家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就是语言跟思维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有争论,有的人认为视觉就是一个思维,或者听觉是一个思维。如果我们还是坚持语言学的观念来说,语言是思维非常主要的工具。只要语言有这个功能,文学就存在这个功能。作家在其他功能收缩的时候,他会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优势。

像顾城的诗,他反应现实也不那么直接,一时间有很多人不懂,你说他思想复杂谈不上,就是因为与众不同的语言,他改变了很多。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一次在香港,我和他一起吃饭,旁边有一个英国人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顾城你为什么写作?”顾城的回答是比喻性的,他说:“现代汉语就像用脏了人民币,我要把它洗一洗”我想这始终是作家的使命。[详细]

汉语写作可能恢复到五四那样的成就 语言是文学存在的生命力所在

我曾经用12个字形容文学以及当代文化目前的处境,12个字分别是“新媒体,旧文化,政府管,人民逼”。这么一个局面下面,现代汉语讲复兴,得看是汉语跟谁复兴。要是比唐诗宋词那当然比较困难,汉语最辉煌的时候肯定不是现在。如果说延续80年代的光彩,或者说延续到五四那样的成就,那还是有可能的,只能这样来说。当然,我再三强调,我们是危机重重,整个汉语本身危机重重,有些是没有办法挡不住的,比如科技的影响。但是还是我刚才讲的理由:语言是文学存在的生命力所在,谢谢大家。

总结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一定兼具自身的精致笔触和时代的沧桑印记,贯穿中国文学传统,又巧用西方创作原理。虽然比不上照片的生动,电影的丰富,电视的影响力,但文学的漫漫长路上,从不缺少开拓者。面临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时代,中国当代文学会选择用怎样的“定力”与之抗衡,为自己发声?我们静待以观。

本期信息

嘉宾: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时间: 2013-4-22 19:00--21:00
地点: 清华大学西阶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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