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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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义问题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表现形式
  • 科研经费太多导致中国无学术可言
  • 普遍不正义的时代 正义之人难行正义之事

书院笔记

【本期看点】英国作家狄更斯在19世纪中叶写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21世纪的中国,这句寓言依然适用。贫富差距、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人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口,无时不刻地刺痛着国人。中国问题该如何解决?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解答。经济学家汪丁丁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汪丁丁看来,正义问题是解决一切的关键。

正义问题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表现形式

周濂:贫富差距和贪污腐败导致对社会正义的诉求

因为贫富差距和贪污腐败导致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图为意大利画家罗莎·宝瑞拉作品《干扰》 因为贫富差距和贪污腐败导致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图为意大利画家罗莎·宝瑞拉作品《干扰》

这本书的文眼,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初级的表现形式是正义问题,就是社会正义的问题,因为贫富差距,因为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导致的对社会正义的诉求。 高级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我特别欣赏和喜欢他这个表述,他说是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协调问题。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今天说“正义与人生”恰恰就是对应着汪丁丁老师说的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一个是正义问题,还有一个是情感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协调问题。

我分别提两个小问题给丁丁老师,丁丁老师在书中说福利国家不简单是经济学家批评的愚蠢政策,它是欧陆思想传统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一个公共政策表达,这句话我也非常喜欢,问题在于,我不是特别清楚丁丁老师对于福利国家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

具体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你要推行福利国家,一定要强调国家能力,所谓积极政府的问题,都是跟这个相关联。强调国家能力,会让像我这样的人有点担心,它会不会替换成对国家权力的主张和支持?一方面要求限制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另外一方面赋予他一定的国家能力去推进有效的福利政策,如何可能?

要推行福利国家,一定要强调国家能力,这会不会替换成对国家权力的支持? 要推行福利国家,一定要强调国家能力,这会不会替换成对国家权力的支持?

周濂:“人生问题需自己解决”弱化了社会正义问题

周濂:高级问题就是情感方式和现代方式的协调问题我也提一个问题。您的这本书最后援引了克里希那穆提在面向危机中的世界中的一段长文,好像在昭示您对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高级形态的一种解决思路。

在克里希那穆提看来这些人生问题是你的问题,你必须自己解决,你必须过上所谓第一手的生活,而不是过上第二手的生活,第二手的生活就是你依附于宗教的大师,依附于组织,依附于系统,你没有回到你自身。这个表述在我看来,当然它有意义,但是我个人觉得把克里希那穆提的表述作为解决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一个答案,其实有可能会极大消减或者弱化了社会正义的问题。

汪丁丁:健康的市场需非市场因素支撑

汪丁丁:反对或者支持福利政策,完全是取决于每一个社会的具体情境。首先就是个人的发展,个人发展所需要的主要的条件,比如说教育、医疗、救济、住房这些主要的,使他们免除心理的焦虑感,这样年轻人才能够用心学习,然后才有人力资本投资可言。自由市场有几个基本的坏的倾向,这些倾向倾向于将自由消减到零。我们不应该回避自由市场的阴暗。

如果一个市场经济把整个社会嵌入到他它部,那这个市场必定失灵,不可能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自由市场,它要健康的话一定需要法律的支撑、需要学术的支撑,需要很多非市场因素的支撑。如果你把非市场因素全都市场化,一定失败。

其次政府出来补偿自由市场失灵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政府失灵,我非常赞成周濂的担心。朗润园的经济学家最普遍反映这种担心,反感任何福利政策。但是我们需要基本的福利政策,为每一个人提供生命后期发展的必要条件。 [详细]

我们需要基本的福利政策,为每一个人提供生命后期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需要基本的福利政策,为每一个人提供生命后期发展的必要条件。

科研经费太多导致中国无学术可言

汪丁丁:科研经费太多导致中国无学术可言

汪丁丁:21世纪是人力资本的时代,所以这个福利政策不仅仅具有消费性,还有生产性,关键是如何把动力学的过程给执行下去。如果你一上来收太多的税,负担太重以后,尤其政府的掠夺之手像过去十年那样,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就会迅速枯竭,这时候就会无税可收。公共福利政策的动力学就算走到头,就失败了。

成功的办法是,适度收税,非常有效的补贴给该补贴的人。归根到底这个福利政策有一个很强的,很微妙的动力学过程。这个过程中国的政府其实不太明白,因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化。要么就是95%的经济学家反对福利政策,政府听经济学家,把福利放一边,弱势群体备受欺凌。要么就是简单思维,摆在另外一极,拼命发钱,比如说学者的科研能力、动脑能力,不往好地动。为什么?科研经费太多了。到现在为止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学术可言,跟世界的学术前沿落后了十几年。

张静:正义没有共同的标准 每个人有不同的判断

张静:在讨论正义这个问题的时候,社会学会认为它有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正义或者是公正这个词汇在社会学者看起来是一个主观指标,主观指标就是说它很难达成共享或者共识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我认为公正他可能会认为不公正,抽象的层次上我们都认为这么做是公正的,但是涉及到我们的关系,涉及到利害的时候,又会否定这个公正的原则。它和判断,和信仰,和你相信的一些原则,和相关的知识、和你的利害关系都有关系。

正义是一个主观指标,很难达成共享或者共识的标准。图为艺术家郑强作品 正义是一个主观指标,很难达成共享或者共识的标准。图为艺术家郑强作品

根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公正感的强度有差异。人们在运用这些关于公正的原则或者标准的时候,有通用原则和专用原则。这些原则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它的序列有变化,社会学把这个叫做正当性的秩序的讨论,它可能因人、因场合,因不同的领域序列先后的排位不一样。还有就是,社会学发现所有的人的公正观,都是基于比较而存在的。这个比较可以是自己和他人的比较,也可以是当前和历史的比较,总之他需要一个参照系和参照物,而不是绝对。并且有的人关于公正、正义的理据,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变化的,所以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在不断在经历变迁。

张静:完全自私的行动可能造就更公正的原则

第二个困难是针对行动主体的指标,而难成为针对制度的指标。我们发现规则和制度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是更重大的,看上去非常善良和有道德人的行为,可以强化一种不公正的治理规则。相反,一个完全自私的行动,好像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可能造就更公正的原则。

第三个困惑,目前对正义的讨论主要是基于逻辑和理由的区分,能不能通过来源、形式这些角度来区分正义或者公正的问题。如果是这样来区分的话,它有几种来源,一个是道德原则,还有就是法律原则。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关于正义的最高的抽象水准,和关于正义的制度、较低较经验层次的社会是否承认是否接受这些正义的原则和正义的制度,这三者可以联系起来,不至于让它互不相关,或者相互对立,这是我提出来和丁丁求教、讨论,希望和大家求教和讨论的三个基本的困难。 [详细]

完全自私的行动,好像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可能造就更公正的原则。图为张林海紫色系列油画作品 完全自私的行动,好像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可能造就更公正的原则。图为张林海紫色系列油画作品

普遍不正义的时代 正义之人难行正义之事


王焱:维持稳定需要深层的社会统一

丁丁书里多次援引到罗尔斯。罗尔斯为什么由政权性的道德理论变成单纯的追求重叠共识的政治正义呢?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说法,比如说绩效的正当性,因为它能够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但是罗尔斯跟哈贝马斯论战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靠对竞争性的利益单纯加以平衡的方法,你的政体是不稳定的。当代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靠持续的增长对竞争利益不断加以平衡,还是追求深层的社会统一,这个关系到政治正义的问题。

景跃进:中国的特点是找对人比讲规则更重要

景跃进:看这本书印象,我印象最深是这样一句话,所有正义理论不是为不平等分配做辩护。这句话太好了,我们讲正义理论,正义的本质在于它不是为不正义去做辩护。不管什么样的原因,从古到今我们在追求平等,但实际上我们今天依然在实质上不平等,所以正义理论是为正义做辩护,不是说为不平等分配做辩护。在中国,首先一条不是讲规则而是找对人,找对人比规则更重要,这是中国的特点。希望民主,每个人都是同等对待,但是又强调精英的作用。一方面强调理性,同时又强调情感。

正义理论不是为不平等分配做辩护。图为法国画家杜米埃作品《三等车厢》 正义理论不是为不平等分配做辩护。图为法国画家杜米埃作品《三等车厢》

陈嘉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一旦被压制 就会变为依附官僚体系的家臣

汪丁丁:权力的定义本身就是广泛的影响力,给他人施加成本的能力。2003年以后到今天,在我个人的时间表里,这是中国社会整体官僚化的十年,官僚化是企业家能力的死敌,一定会扼杀企业家。官僚化也是一种权力,它调集的资源几乎没有创新,只有寻租的能力。

陈嘉映:现在企业家发展寻租的能力,而不是发展创新,能够承担风险的能力。企业家这个词,本来意思就是他们要靠创新去承担风险,如果这种精神和能力被压制,就会变成依附在官僚体系上,像是家臣的角色。

周濂:普遍不正义的时代 自认为正义的人很难去行正义之事

腾讯文化网友提问:网络空间对于正义的追求感觉完全不同,网络上人们对正义的渴求对正义的欲望非常强烈,而现实中人们对不正义、不公平的事情往往逆来顺受,您如何看待这两种的分歧差别?

周濂:我们在网上会把我们的正义感表现得格外激烈,在网下,你可能涉及到非常具体的条件和限制。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调查很有意思,有60%、70%的人认为自己把正义当作做人的基本原则。也有60%、70%的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严重缺乏正义的时代。还有一个数据也是排第一的,60%、70%的人认为在所有的品质当中最难做到的就是正义。这三个数字放在一块就会形成非常非常有趣的结论和答案,在一个普遍不正义的社会,会让一些自认为是正义的人,很难去做正义之事和成为正义的人。

在一个普遍不正义的社会,会让自认为是正义的人,很难去做正义之事。图为闫博作品《我本善良》 在一个普遍不正义的社会,会让自认为是正义的人,很难去做正义之事。图为闫博作品《我本善良》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政治命题,伯拉图也提出来,丁丁老师这本书当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为什么那些不正义的人比行正义的人得到的钱更多?伯拉图也问的类似的话,如果行不正义之事的人比行正义之事的更幸福,我们为什么要做正义之人?这可能是当下中国,我们提出正义与人生中国式思考非常切题的问题。 [详细]


总结

以贫富分化为主要表征的社会正义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对正义的诉求,正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可关于什么是正义,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无法形成标准答案。这并不能为社会不公提供借口,反而在提醒我们,探寻正义的路途,漫长艰难,需要每个个体不间断地努力。

本期信息

嘉宾: 汪丁丁、陈嘉映、景跃进、张静、周濂

时间: 2013年10月31日 19:00-21:00
地点: 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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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汪丁丁:正义是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在新书的开篇,汪丁丁这样写道:“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其实,我这部讲义,不仅是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而且是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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