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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文化热点:民族、性、郁闷
  • 美国网络是信息传输通道 中国网络是政治公共空间
  • 互联网正在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书院笔记

【本期看点】网络文化为众多处于边缘的弱势文化提供了削弱强势文化、平等共处的机会,演化出大陆网络民意三大基本规律——穷比富好,民比官好,多比少好。这种规律似曾相识,隐约与1949年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本期腾讯书院邀请许子东教授为我们分析中国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

网络文化热点:民族、性、郁闷

网络阶级性有三个规律:帮穷、帮民、多比少好

郁达夫及其中短篇小说集《春风沉醉的晚上》(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封面。

许子东:各位同学你们好,我今天主要讲的东西概括起来是“三众四民”,“三众”就是大众、群众、民众,“四民”就是国民、人民、公民、网民。我要讨论的是“三众四民”的关系。

我空下来就在关心什么样的帖子会热,第一个层次观察下来,基本上就是我早年研究的对象,郁达夫的情况。郁达夫写的东西基本上是两热,一个是留学生到了海外感到精神苦闷,第二性压抑、性的苦闷。我把郁达夫的苦闷简称为郁闷。我新书书名都起好了,叫民族·性·郁闷,连起来读就是民族性郁闷。差不多能道出网上热帖的一部分。民族跟性是网上的热点。网上的帖一旦牵扯到外国人、中外关系,就是热帖了。

但是后来我又发现这个观察太表象了,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根据主席的指示再重新看网上,原来阶级性郁闷才是更普遍的。那么这个阶级性是怎么来体现的呢?我之前就概括过有三个规律。第一、如果网上有争论,有一件事情吵起来了,一方是有钱人,一方是穷人,你们帮谁啊?帮穷人。所以说穷富一争,大家帮穷人。第二,老百姓跟官员有冲突,我们帮谁?老百姓。第三,网上一有争论,统计点击率,9000人支持A,1000人支持B,那我们支持谁?通常自己先不表态,先查看结果,查看结果了以后,我就选多的那方面站队,多比少好。我举几个极端的例子。[详细]

网络民意的三大规律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电影《建国大业》剧照(资料图)。

这三大规律在过去中国数百年的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是最接近于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大家想想是什么时候?其实我觉得最像的,最体现三大原则的是我看韩三平导演的《建国大业》。换句话说,1949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我们是代表穷人的,我们是要反抗,我们要消灭富人,我们要反抗国民党、贪官污吏的,而且我们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三条原则是非常畅顺的。

我们看今天塑造的1949年,有很多也是真的。我看了电影,我就知道原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就是共产党很尊重知识分子,国民党就是打死闻一多。我父亲是医生,他给我讲过一个亲身的事情,在电影里也有表现,他说解放军占领上海打了一夜的枪,第二天早上,他从自己家里窗口一看,满街都是解放军躺在地上睡觉,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父亲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打胜仗,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兵都是扰民的,可是那个时候解放军可以做到占领上海,通通睡在街上,没有声音,所以当时的这种行动是打动民心的。[详细]

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叙述背后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学

国共当时的胜负并不完全是军事力量决定的,而是民心指向。民心指向最关键的是农村的土地,国民党维护地主的利益,而共产党当时把土地分给农民。当然那些农民并不知道过几年要合作化,要人民公社。

在我展开讨论之前,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在座的同学,你们举一下手,多少同学觉得你是属于大众的?当大众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大众的一分子,举手的还是大多数。这就符合了大众的一个基本定义,就是大多数人。

大众不是一个有着固定所指的群体,而是具有历史阶段的意义。就大众的称谓而言,其中包含了一种语言上的策略。换言之,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叙述背后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学。[详细]

“大众”不等同于“群众”

中国古代最早就有“大众”提出,在《礼记》、《吕氏春秋》里都有。但是那个时候讲的大众是泛指军队里面当兵的,或者帮军队做工艺的,不是指所有人。第二种定义,在古文里面,“大众”是佛教里面的用语,是指佛教里面的一派,或者泛指信众。大众的第三个意义,就是我刚才讲的多数的人。

我们把“大众”一词的翻译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目的就是想告诉大众,多数穷的老百姓它其实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它在文化上的通俗性,另外一个意思是它在政治上的阶级性。刚才举手的各位清华精英们,你们是在阶级性的立场上认同呢,还是在文化性的立场上认同?你是在认同大众文化呢,还是你是在认同我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

“大众”和“群众”虽然常常被混淆,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大众”这个词什么时候变成群众的呢?一开始日文进来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到了中国以后,30年代的新名词词典有这么一个定义,说大众亦称群众,普遍指多数集体的人群,如劳动大众。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我们基本上用大众这个词的时候排斥性不是很强,但是用群众这个字的时候排斥性会比较强。大众跟群众的区别是1949年以后才发生,但是五四时期大众跟大众以外的人的关系,却成为我们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现代政治的核心课题,那就是李泽厚概括说的启蒙与救亡。[详细]

美国网络是信息传输通道 中国网络是政治公共空间

《伤逝》是一个知识分子想象中对民众的启蒙关系

《伤逝》摄影连环画还原和再现了鲁迅笔下《伤逝》的故事情景。(作者唐民皓,资料图)

什么叫启蒙?启蒙就是大家睡着我醒着说,醒过来吧,不要再睡下去了,不能一直做奴隶。睡着的是大众,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当时的作家都把自己定义为启蒙者,这样的作品很多,而大多数群众依然不受他们的影响。这句话道出了大部分现代作家的苦恼。鲁迅的《药》,革命者一番牺牲,最后却完全没有唤醒民众。

《伤逝》可以读成是一个知识分子想象中对民众的启蒙关系。我年轻时读了《伤逝》,就学了涓生的样子,碰到喜欢的女孩子就跟她讲莎士比亚。窦文涛跟我说过,男生骗女生有三招,一招是砸钱,第二招是晒身体,第三就是文化洗脑。中国的读书人身体晒不出来,钱又不多,弄来弄去只好多读几本书,然后碰到女生就乱给她洗脑。

在象征意义上,鲁迅的《伤逝》写了一个知识分子要唤醒民众,但是其实没有力量拯救民众,最后反而害了民众。他对五四启蒙的一个象征性的反思,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跟大众的关系,忏悔的关系。类似的作品有郁达夫的《春风沉睡的晚上》,茅盾的《创造》。

总而言之,五四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有责任启蒙大众,但他们又深深地怀疑启蒙的后果,以至于到后来他们被大众所打下去,这是第一种关系。[详细]

瞿秋白的大众化论证:读书人应该成为大众的一部分

瞿秋白(左)与茅盾(资料图)。

第二种关系就是大众化的论证,30年代主要的论证方是茅盾跟瞿秋白。瞿秋白当时的立场、观点就是说读书人应该成为大众的一部分。在瞿秋白看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要唤醒大众,你们是大众中间的一部分。

真的大众、农民会说自己是车间主任,是一个八级钳工之类的。大众、群众的字都是知识分子说的,归根结底也是说给知识分子听的。

简单来讲,一种是鲁迅、沈雁冰(茅盾)。他们觉得大众在文化上、在政治上是弱势群体,我们要救他们。第二种是瞿秋白。他说大众是最高的,因为从政治出发,工农大众是社会的主流,是革命的主力,所以知识分子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所以他们是高的,不是你救他们,是他们救你。毛主席就贯彻了瞿秋白的思想,这是第二种。[详细]

“大众”变成“群众”是在1949年

张天翼及其小说《华威先生》中的插图。

还有第三种,我最近越来越困惑第三种,就是梁实秋说的:好的艺术,从来只属于少数人,从来都不属于大众。而他不是以钱来划分什么是大众和精英。

当初对大众就有这么三种看法。可是大众变成群众是在1949年。1949年以后的《辞海》做了清楚的注解,有三个意思:第一,大众;第二,未入团、未入共产党的青年团,或超过年龄的共青团员;第三,未担任领导人。

1949年以后,多数的道德优势跟穷人的道德优势不断巩固,一直巩固到今天。只有一个东西要改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民比官好,因为执政者改变了。以前民比官好,官是是国民党,但1949年以后情况不同了。张天翼写过一篇小说叫《华威先生》。《华威先生》讲国民党的一个官员到处开会,不干实事。写完以后有评论说他讽刺了官僚主义。张天翼原来不说什么,到1949年以后突然发表一篇文章说,我讽刺官僚主义是特指国民党反动派。

把“大众”变成“群众”的三个方法

刚才讲的三个定律深入人心。自动地已经植入到我们大部分民众的直接本能反应里,在1949年以后,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转过来呢,用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改名词。名词的改变话语真的是力量很大。

第二个方法,说实在话。50年代、60年代官员跟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比现在要小得多,总体来说物质上的差别没有今天这么大。

我想讲的最重要的第三点。第三就是创造性转化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最多的概念——人民。这是我们用的最普遍的一个字。可是我不是这行的专家,但是我在这里就发现了从大众到群众,到民众的转化。这个民众就是人民跟群众加起来的东西。[详细]

公民人数永远比人民多 毛主席定义公民中95%是人民

国民和人民有什么区别?公民和人民有什么区别?在一个社会一个阶段,一个地方里面,公民多还是人民多?人民多的意思是人民中有一部分人不是公民。倒过来,公民多,人民少,就有一部分人他虽然是公民,可是他不是人民。

我读完《辞海》对“人民”的定义以后发现:原来人民是根橡皮筋,它在不同的时期,它都在变。我等一下讲我们网民跟人民的关系,人民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如果说公民是100,简单说人民就是95。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阶级敌人就是5%。

文革中有一句话“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这个概念的核心点就是:你是不是人民。其实人民这个词全世界都有,但是他们这个人民的概念从来没像我们这么可以有弹性。在美国, people这个字也可以用的很神圣,也可以用得很八卦娱乐,但是在中国不行。[详细]

公民是跟人民不一样的概念:公民是个体 人民是群体

奥巴马在Twitter上粉丝高达2700万,竞选期间由其团队操作,是政治与社交网络结合的最佳典型。

公民是跟人民不一样的概念,公民是个体,人民是群体。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公民,没法说我是一个人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公民不是指所有人。在欧洲公民不是指所有人,是指有财产的男人,但是在今天,法国大革命以后,公民变成一个这么样的权利。

中国的网络在传递信息方面,没有美国的Twitter发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网络世界比美国更了不起,那就是我们起的政治公共空间的功能。我们的民众用网络,特别是微博,特别是QQ。我要提一下腾讯,所做的政治公众空间的力量,全世界没有。这个公众空间,我们大家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们在网络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大众,这个大众可以是中性的,可以是贬义的。[详细]

互联网正在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文化意义上的大众在网络上获得了一种虚拟的政治权利

西方政治选举的两院制(资料图)。

文化意义上的大众在网络上获得了一种虚拟的政治权利,我们怎么用这个政治权利呢?我们是以人民的名义还是尽公民的职责呢?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西方的政治学者认为民众、大众参政有两个基本模式,一个模式就是通过政治选举,第二种方法就是直接参与,进入公众领域。在中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网络起的是第二个。

供大众政治进入公众领域有四个基本特点,大家想想各位网络上表达看法的时候有没有这四个特点。第一是大规模的集体行为。第二是绕过法律,直接下判决书。第三就是暴力的正反馈。第四是,每个人都是自己意志的表达和执行者,不需要组织跟代表。

从学术上讲,“正能量”不是一个好词 “负反馈”是必不可少的

大家知道正反馈、负反馈。字面上看好像是坏的字,其实一个稳定的系统,维稳靠的就是负反馈,而不是正反馈。

我们把这个比方来形容新闻自由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一件事情推出听不到批评声音,一个不能起批评作用的新闻监督系统,它对于政治的后果就是正反馈,正反馈绝不是正能量,或者正能量绝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其实一个颇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不明白,他们觉得不能接受负反馈,只能接受正反馈。[详细]

丹尼尔·贝尔:一人一票制在政治上很好,在文化上很糟糕

丹尼尔·贝尔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困惑的时候,有两个困境,我是无法解决的。第一个困境是理论上,哈佛的教授丹尼尔·贝尔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他说康德概括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总结一句话,说“人跟人的智力差别巨大,但是这个差别再大,也不能大到一个人决定另外一个人的命运”。

丹尼尔·贝尔说政治上一人一票制很好,在文化上就很糟糕。政治上一人一票制是合理的,文化上的一人一票制是会走向危机的。如果引用他这个观点,我们这里文化上这个已经出现了,在网络上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在网络上每一个上去点击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是平等的,而我们最后很多决策的依据,说一本书好不好,说粉丝多不多,就是参照这个数据,而这个数据背后有一个文化的危机,这是第一个危机。[详细]

我们在网上同情穷人、支持民众 现实生活中都想多挣钱、做精英

第二个危机,我们大家更有切身体会。我们在网上同情穷人,我们在网上支持民众赞成多数,可是现实生活当中谁不想我们的钱多一点?我们碰到官员,见到很高级的官员,自然而然态度好起来了。

现实生活当中谁不想做精英,所有的商品牌子不会叫你跟随大众,而是让你“做你自己”。我们在现实当中要钱,我们在现实当中想接近官员,现实中要做精英,可是我们在网络上同情穷人、帮助民众、支持多数,我们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呢?[详细]

互联网正在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网络不是现在大家从政的一种手段,这是一个模拟。网络的政治我们给你一个从政的幻想,其实你完全没有从政,你对社会产生不了实际的影响,偶然产生影响都是特例。

很多人把今天中国对网络上面的空间看作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途径,另外一些人可能会把互联网变作一个要管理的东西。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讲,互联网正在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公共知识分子”是好词,一变成“公知”就是负面词了。公共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余英时的,中国人士的传统,感时忧国,区别于西方人的知识分子。除了专业以外还关心国家的事情,这样的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我做电视是一个普通公民,谈不上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我写书的时候作为研究可以用一个教授,用一个学者的标准来衡量我,我的学术看法都在我的学术研究里。[详细]

网络实名制如果受到有法律保障 可能是好事

网络实名制短期内效果一定会打击网络,长期来说未见得就不好。法律要有保障,不能用了人家网络上的言论来对人家进行思想言论的制裁,这个就是言论之罪。网络实名制必须跟取消言论之罪同步,网络实名制有一个好处可以防止现在非常广泛的侵犯私隐、人肉搜索,滥用网络这样的东西,不过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碰到过这方面的好处跟坏处,所以我的感受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有人说,现实当中我们都是小人喻于利,在网络上我们是君子喻于义。其实不是,我们以为喻于义的网络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非常危险的,是一个以人民的民意(为害的举动),我们现实法律常识告诉你,不能无原则不问青红皂白地帮助拖拉司机而不帮助宝马司机。如果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跟他们开什么车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的社会责任荣誉,跟他们是官是民是没关系的,当然现在社会中官欺负民的机会比较多、比较大,但是这不代表官就一定是欺负民的。谢谢大家。[详细]

总结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互联网具有政治公共空间的功能。在这个开放、多元的互联网时代,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正能量,也需要负反馈。只有允许批评声音的存在,网络世界才能保持正常的生态平衡。

本期信息

嘉宾: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时间: 2013-4-24
地点: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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