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片段
  • 第一集
  • 第二集
  • 第三集
  • 传播越发达 人越自由 所受奴役越深
  • 我们这代人受到巨大的精神屠杀
  • 说知识分子空谈误国 这假设本身很值得疑问

书院笔记

【本期看点】面对巨大的国家力量也好,社会机器的力量也好,金钱机器的力量也好,试图去抹平你们个性和自主性的力量也好,去缔结你们自身的小组织,去探寻你们认为正确的知识,至少进行一种内在的流亡。

中国的文化是不断摧毁精英的文化

孔子讲学图。

熊培云:这次的主题是“知识分子与私学传统”,我们定这个题是因为,南开就是非常有名的私立大学。在今天讲这个之前,我想做一个简单的破题。

我想解释这个“私”字。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双向的时代,和这个“私”字非常有关系。一方面,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是从原来所谓的大公无私走向了一个私的阶段,有很多人讲的什么人格、精神上的独立,我想这些都是和“私”有关系的,就是从社会、从国家开始走向个人,这是一种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随着网络,随着社会的开放,传播的发达,互联网上形成一个所谓的多数人对多数人的围观,实际上也是让你无处可逃。我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判断,传播越发达,人越自由,实际上所受的奴役也越深。

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在朝着所谓私有化的进程走,从原来的大公无私走向了私人化的生活,另一方面传媒的发展也把所谓的私有化所形成的个人精神领地,实际上也在侵蚀。传媒的发展,也包括消费主义,以及包括通过网络所形成的大众的主流话语,实际上把个人的独立性在吞没,那就形成了所谓的媒体人时代。什么媒体人时代呢?就是很多人他的思想观念更多都来自于媒体,他们有一个同质化的倾向。这是我对“私”的理解。

另外还有私学。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就是对所谓的“官学对应”。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随着西周的瓦解,进入东周时代,有很多私立的学校出来,最有名的就是孔子,成立他的所谓私立学校。说到我们这南开,其实也是一样,一直到一个开放的时代,慢慢的就会看到有很多人出来讲授学问。[详细]

读教科书上的“史”也可能使人弱智

历史上的变革家:商鞅和管仲。

我在南开最开始也是学的历史,但总体来说,我自己认为我的历史学的不是太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对学历史的兴趣在两方面毁掉了,一方面是高考题。通过这一道题就能够决定你所谓的知识水平,但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这是考你缺点、考你短处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考你的长处。这是记忆之学和思维之学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在课堂上更多的主张大家是思维之学,而不是记忆之学,不是你记住了什么。

还有一个毁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教科书里面有太多的所谓的历史的规律。有一句话叫读史可以明智,这当然是说你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你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够达到所谓的智慧的清明,但是如果这个历史课本你看的更多就是规律,它像科学一样的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这时候就不是读史可以明智,实际上是读史也可能使人弱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讲这个规律,实际上也有很多逻辑学的一个判断,就说归纳根本不是真正的所谓的能够得出真理的方式。

因为这个原因,我那时候对历史不是很感兴趣。毕业以后,我看唐德刚、黄仁宇、钱穆的书,才开始对历史感兴趣。[详细]

对商鞅的评价 世人趋同于毛泽东

我为什么要强调对历史的这种兴趣呢?这和我昨天在研究生的课上的一个讨论有关系。我在课上问一些研究生对商鞅有什么样的见解,然后立刻就有学生回答,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答案,很多人都会说是伟大的改革家,这是谁最开始这么说呢?当然在历史上有很多人有一个正面的评价,有一个负面的评价,就是对商鞅本人。但是如果你去看毛泽东对商鞅的评价,你就知道很多人对商鞅的评价就跟毛泽东是一模一样的。

我在昨天的课上就接着展开跟他们说,我说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当时那个时代去看商鞅的变革,商鞅最开始他也是从所谓的私学出来,然后在那一个生龙活虎的年代,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寻找自己所谓的前程,他也去什么稷下学宫那些非常有名的地方去交流讲学,但是他一旦到了秦国,所谓大权在握以后,从事的变革,把秦国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一个斯巴达时代,一个塔利班时代。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变革。

当然还有弱民政策和愚民政策,弱民政策是什么?这是他的国家伦理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强民众就会弱,民众强国家就会弱,所以在这个伦理上他一定要让民众变得弱小,变得弱智,就所谓的要一统天下所有人的知识思想。所以他接着所谓的愚民政策就是把原来的一些所谓的士子,讨论当时时政的人,就要把他们赶走,类似这样的一些举措当然是把秦国绑上了战车,变成一个战争机器。我们知道到后来就有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在商鞅的时代就已经开始。[详细]

管仲曾被妓院奉为始祖 认为当逃兵是自爱生命

在春秋时候有过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中国在思想、在文化上,在所谓的私学上,是有一个大发展的,在稷下学宫的时候,到齐闵王的时候,最多有几万人在那游学。而像商鞅这样的,曾经在齐国游学,和孟子辩论的这么一个人,在秦国大权在握以后,反而吞噬当时所谓的一个文明成果。

与他相比,另外还有一个改革家,就是在齐国管仲。如果我们对比这两个改革,你就会发现,商鞅的改革和齐桓公时代的管仲的改革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在商鞅的改革里面我们看不到人性,如果看到的话只是发挥出人的所谓的兽性,就是你去杀戮,你去占有更多的土地。但是即便你占有很多土地,你也不知道到底把它拿来干什么,因为没有具体的娱乐,你甚至不能雇佣佣人,类似这样的,但是他完成所谓的一个帝国的变化。管仲的改革为什么说是非常人性化的,我也举一些例子……他的这种变革的确是让齐国变得的很强大,当时所谓的西方,就是中国,所谓的西方有秦国,东方有齐国,两个超级大国。

在西方,当时的西方秦国是一个不重视人性的,或者只发挥人的兽性的一个变革。而在东方更多的是体现了人性,只是历史给中国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玩笑,当时所谓的西方不亮东方亮,但是不亮的西方把亮的东方给吞没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是中国的斯巴达把中国的雅典给消灭掉,而中国的雅典就是当时的齐国,沿海那一带,那边私学非常发达,商品经济也非常好,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和我们后来所说的宋朝很像,社会发展的非常好,就是这么一个对比。如果大家要思考中国古代问题的话就想到一个歌星的名字,叫齐秦,一个齐国,一个秦国,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详细]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是摧毁精英的文化

清朝书生参加科举考试所写的蝇头小楷。

我简单的梳理一下私学的传统。私学的悲歌,在秦以后的私学实际上是要打折扣的,当时所谓的精英都投靠于政治。一方面,虽然科举制度在选拔精英,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这最后的逻辑就会发现,这个选拔精英的过程也是摧毁精英的过程。钱穆认为,就这种科举制度,一方面是在开放政权,但另一方面也在摧毁这个国家,这种做法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实际上是火上浇油,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二十世纪是不断摧毁精英的一个世纪,整个中国的文化也是不断摧毁精英的文化,因为这种摧毁,所以过去帝制两千年,根本没有办法推动。钱穆有一句话,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读书人就变成了政治脂肪。就是整个国家变得很臃肿,读书人无所作为,他只是作为皇权的一个附庸,变成政治脂肪。

在中国也有知识阶层,但是这些知识阶层他到底在追求什么?比如说他作为皇帝的附庸,他为皇帝尽力,为王权尽力,为他们去死,这所有的死都不是为真理而死,不是为了追求知识而死。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阶层?他应该是以知识为业的,他不断的寻求真知识,而不是说去效忠,不是去所谓的为有知遇之恩的人去死。在我们古代的历史上,有很多赞颂人有义气、有节气,所谓的忠义之士,但是在他们推进历史进程的过程中,他到底提供了多少正能量?[详细]

中国革命的问题:反思暴力本身 而不是乌托邦

我讲这个实际上是讲一种区别。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义士,也包括在二十世纪推动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的人,你可以说他们是在为信念而死,你能够说他们一定是为真理而死吗?很多知识分子,当他们投入到政治以后,他是不是真的就保持他知识分子的本色?在法国有一本书,叫《知识分子的背叛》,实际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知识分子你要提供理性的知识给这个社会,而不是简单的投入到政治,然后为这个政治抛头炉洒热血,因为你要提供的更多的是理性的东西。这也是我定义的所谓的私学,你这个知识应该来自于你自己的审慎的判断,你的经验的积累,你的逻辑的推理。

所谓的私学就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你在大学、在田野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最关键的是你自己能够有一个所谓的不断的学习,自己判断的一个过程。我想对知识本身的这种探求,要远离暴力,要自己能够不断的去发现,去寻找。有一句话,当我们在反思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要反思的是暴力本身,而不是乌托邦。作为知识分子,担负起自己对知识传承的道义,从启蒙的伤害中复原。[详细]

我们这代人受到巨大的精神屠杀

许知远:我刚才最期望的一个情景是,当停电的时候我们谈话仍在继续,我们从来都相信知识能够带来光明,或者能带来某种启发,其实知识好像从来带不来光明。如果是那样一种,我们继续在台上声嘶力竭的喊叫,或者大家还有各样的回应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是更宝贵的教育传统,大家讲究的是面对面之间的交谈,是一个在黑暗之中摇曳不定的谈话。

每次演讲对我来说都是挺莫名其妙的挑战。我总是希望谈话能够超越出自己的思想,它能够自成逻辑,让你的谈话内容在某一刻照亮你自己,而不是仅仅谈话追随你的思维,我觉得这也是所有的交谈、所有的教育中最美妙的时刻,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和他们的师长,或者他们自己,在彼此构造的交流场域之中,突然发现一个意外的自我,一个自己从未想过的自我,未经设计的自我,那一刻的自我发现是一个教育,是教育的真正真谛所在。其实我们遭受到一场巨大的精神上的屠杀一样,我们像一群残骸一样在这里谈话。因为身处时间太长了,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残骸。

我今天在路上想的时候,眼前的一个场景让我想起在几个月以前我读到一本很老的书,我建议你们都找来读一读,叫《哲学书简》,是俄国思想家恰达耶夫在十九世纪初出版的一本小书,它是由几封信构成,描绘的是十九世纪初、尼古拉斯一世时代的俄罗斯的状况。恰达耶夫在那个时代写了这几封信《哲学书简》,他在描绘那种寻求自由的心灵,寻求高尚的思想,寻求与众不同的声音的人,在这样的时代遇到了巨大的压抑。[详细]

知识给我们带来荣光 这种信念已经消失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译林2011年版)和屠格涅夫《父与子》封面(上海译文2012年版)。

恰达耶夫这个《哲学书简》启发了所谓的第一代的俄国的知识分子的成长。他们可能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运动,一种是他们要西化,拥抱世界主义,拥抱西方主义,就像过去十年中中国最喜欢谈的普世主义,拥抱这一块来对抗那个封闭的权力体系。当然他们也要回到一个所谓的个人的传统。我觉得屠格涅夫写的所有小说里面,他们是描绘那些高贵的、敏感的心灵,在面对双重压力之下的回应,一方面压力当然来自于传统的、政治的、权力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整个俄国正在兴起的民粹主义的压力。

我在《父与子》里面看到描绘的新一代无产阶级年轻人们,他们想要一种集体的方式来救赎这个国家。当然他们最终到了1917年,带来了更大的悲剧。所以屠格涅夫描绘那一代知识分子们,他们怎么面对这种双重的夹击,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不断的发生。[详细]

我理想中的私学来自于隔绝社会喧嚣的教育

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右图为南开大学内张先生雕像。

对我来说,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寻找超越性,给个人带来荣光,给个人带来内心的真正的信念。如果我们现在不断的强调私学,其实某种意义是对眼前教育制度内心巨大的逆反,因为我们进入的教育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工厂化的、非人性化的、集体式的方式的教育,它是摧残个人式的、小集体式的、温情式的、人文主义式的教育。所以当我们谈论私学的时候,或者我们谈到书院的时候,甚至早年的南开也好,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书院的传统,这个传统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迟缓和漫长的追寻过程。

我记得我九十年代中期进入北大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张伯苓。通过翻阅他的传记,使我意识到教育的真谛所在。它一方面帮助年轻人发现一个开阔的、无比辽阔的世界,另一方面它是在完成巨大的自我的探寻。这种探寻不是个人孤立式的,它是来自一个相互交互式的、相互激发式的传统。

现在的很多大学城,不过是追随六十年代美国兴起的巨型大学的浪潮。那个时候大家对教育产生了一种自启蒙运动以来长期的设想,希望寻找到一种更理性的方式,把更多的人组织到一个巨大的系统之中去,所以巨型大学由此诞生。但是如此庞大的机构,必然是以剥夺个性为代价。这当然是我们眼前教育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悲哀。[详细]

知识挑战权力 有自由意志

对我来说,寻找当年的老北大、老清华、老南开的传统,包括待会文道会讲到的关于钱穆如何在一个破旧的桂林街创造一个新亚书院的传统。人的知识传统和规模没有关系,他们是每个时代最杰出或者试图想成为杰出的那些心灵们,他们对当下做出的不屈的反抗来传承的,而这种反抗我觉得是一个无比艰巨和孤独的事业。我觉得一个学院,一种真正的机遇,是教会年轻人去面对孤独,去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烦闷,能够迎接拥抱这些孤独和烦闷,不断的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是真正教育的传统。

这一代人面对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和巨大的市场机制的双重结合对你们的压制,对那些自由心灵的压制,所以这个时候,我说重温过去可能变成最重要的武器。知识是挑战权力的,他们挑战的是当时的所谓魏忠贤这样的一个权力系统。知识有它自由意志的,所以它要臧否朝政。[详细]

去寻找独立知识空间 去寻找内心的流亡

北岛和他主办的《今天》。

我觉得人类历史经常是有一些这样的分散的、孤立的小小的群体来共同改变的。在中国77年文革之后,突然出现很多民间刊物,最有名的是北京的《探索》、《今天》这样的杂志,在山东、贵阳、武汉也有很多小小的读书会,他们办自己的杂志。这种小小的读书会,小小的杂志,其实都是人类去寻求知识,想去自我启蒙的一个最重要的努力。

我曾试图寻找一位叫李正天的人。在1974年的时候,他和另外两个人在广州当时有一个小小的读书圈子,他们要思考这个国家到底出现什么问题,最后把讨论的结义写成了大字报。我始终对于广州那个小小的知识群落,心怀着某种感激和这种敬意,我觉得他们试图在一种黑暗之中寻找某种知识的自我启蒙,也启蒙他人。

面对一个巨大的所谓的国家力量也好,社会机器的力量也好,金钱机器的力量也好,试图去抹平你们个性和自主性的力量也好,去缔结你们自身的小组织,去探寻你们认为正确的知识,去探寻你们那些被大众所丢失掉的思想,其实你们这代人,当然也是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使命,去营造你们自己小小的独立的知识空间,这比什么都重要,不去追随这个潮流,至少进行一种内在的流亡。[详细]

说知识分子空谈误国 这本身的假设很值得疑问

一个国家应有道统 独立于政统

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先贤祠。

梁文道:我假设各位都大概已经知道中国的书院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多说了,我就直接进入一个问题。但是还是可以从一个故事开始谈,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先来跟大家谈一下,书院所系于的一些传统。比如说刚才我在中间停电的时候,话说回来,我没想到我们这么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开玩笑了。我们刚刚在后面停电休息的时候,我跟熊培云聊,我说我前一阵子去巴黎,又再去了一次巴黎一个很有名的地标建筑物先贤祠,或者也有人叫万神殿。先贤祠里面呈放了法国认为他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伟人的灵柩,包括一些人物,那些人物彼此是很重要的敌人,例如说伏尔泰跟卢骚(卢梭),两个生前曾经是好朋友,后来又变成敌人,在先贤祠里面是一人对着一边呈放在里面。另外里面还放了很多让人意外的人物,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极力推动北非、法国殖民地独立解放的一个思想家跟革命家,那位革命家跟思想家的灵柩也在里面,那个人当年几乎可以说是法国的叛徒,你想想看,法国是殖民地国,它有些殖民地,今天有一个法国人在殖民地里面起来呼吁殖民地起来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要独立。这样一个当年的法国的叛徒,现在被认为是法国的先贤,停在先贤祠里面。当然类似的建筑物,世界上别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说英国就有西敏寺,我刚才跟培云说,我们中国可惜没有一座这样的建筑物去停放我们中国历史上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人物的灵柩,后来想到其实还是有的,那就是毛泽东纪念堂,就一个就行了。

但是,我刚才说的像先贤祠、西敏寺,我觉得培云有一句话讲的很好,他说这个东西就是道统,一个国家有道统,道统之所在超乎于政统,它独立于政治,有一个独立的道统在那边,不论什么政治的立场,不论你今天是什么政治局面,这个国家有它的道统,道统上承认接受这些人。以前的中国也有自己的类似先贤祠之类的机构,可能各位忽略了,那是什么地方?就是孔庙。孔庙当然首先祭孔,但是不要忘记,陪伴孔子的还有崇祀。所以很多后人,包括后来像王阳明一度列入孔庙里面崇祀孔子,那就是中国式的先贤祠,只不过现在断掉了。[详细]

大师们投奔香港办学院“为故国招魂” 钱穆通过读书止痛

讲到书院,其实我并不算是太陌生,因为我的母校,本科的母校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是一所名义上仿英式的学院制的大学,它有不同的学院,实质上不完全是。这个学院里面有几家不同的学院联合起来,最早创校的时候是三家学院联合起来,我今天因为主题所限,要重点讲它的,就是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当初的创校者有几个人,他们那时候聚集了一批在中国学术史上很重要的一些人,比如说像董卓宾先生,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牟宗三先生,张培介先生,还有梅贻保先生,梅贻保先生就是梅贻琦校长的弟弟,还有饶中怡先生,他们一群学者,49年之后不去台湾,也不留在大陆,跑到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因为他们既不认同大陆,也不认同台湾,而在香港的深水部桂林街办了这么一家学校。

当初办学的时候,因为港英政府不承认他们,他们得到的补助一开始很少很少,靠着学生那点微薄的学费,生活很艰苦。我记得余英时先生在怀念他的老师钱穆先生的一本小书,叫做《犹记风吹水上麟》里面有一段,他说到,因为余英时是新亚的第二届还是第一届的毕业生,他说当年有一年夏天,香港本来东南亚地方,特别的暑热,夏天的时候很湿热,回到学校,很惊讶的看到他的老师钱宾四先生躺在课室的地说,因为太热了,他躺在地上的石面上,这样比较凉快一点,躺在那很痛苦的样子,怎么回事?原来胃溃疡发作,但是不够钱去看医生。余英时也没有钱,也是穷学生,逃亡南下香港,怎么办?问老师该怎么办,老师说,我想读《王阳明文集》,然后余英时马上跑去附近书馆里给他借一部回来,然后这么读,来止缓自己胃溃疡的痛苦。

当时唐君毅先生有一本小书,书名来自他一篇很有名的演讲,就是新亚书院开学的一个演讲。他那篇演讲的题目叫做《论中华文化之花果飘零》,所谓花果飘零什么意思?他说中华文化原来是一棵大树,在很丰沃的土地上面结出了花果,但是现在,他讲的现在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已经花果飘零了,已经枯萎散落,被人摧残到这个程度,他问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用另一位先生的一篇演讲的文章来回答他,那就是他的老朋友,一起跟他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先生,他讲了一句话,叫为故国招魂。这一群人,在这个状态下,要为故国招魂,仿佛中国魂魄已散,他们要把它招回来,就凭这十几个人,在刚才我说的那三层楼的那么一个烂房子里面,那么刻苦的时候,要招魂。所以新亚校歌很有意思,我们中文大学没有统一的校歌,只有学生会会歌是统一的,每个书院有自己的歌。新亚他们那首歌,那时候常被别的学院拿来当笑话,为什么呢?我们就说那首歌就证明他们的毕业生注定一生都是要很贫穷的。他们那个校歌的第一句就是手空空无一物,我没听过中国任何一个大学的校歌是这样的,那是钱穆写的,手空空无一物,中间全是多苦多惨那种场面,但是到了最后讲什么?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然后他们的诠释就是,儒家是什么?儒家就该是这样,颠沛必于是,流离必于是。[详细]

书院的民间色彩要放在过去的时代里看

始建于北宋时期的岳麓书院,1926年定名为湖南大学。

我们今天很容易浪漫化这样的书院,就认为书院传统从来都是一个很民间的,相应于国家的。那么在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潮的洗礼之后,我们更容易以为书院里面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是非常独立的,有很独立的精神,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跟朝廷的权力对抗的,例如说刚才知远兄讲的东林书院。但是事实上,我想指出并不是这个样子,历史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二元化,就是民间对政府、对朝廷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所谓的民间自由,自己的空间,有个公民社会,相对于政府权利的这二分法是一个很现代的观念,在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以前的中国从政府到民间是一个连续体。在这样的连续体底下,书院这个所谓的民间色彩,是一个我们不能套用今天的眼睛去看的一个状态。我想特别重点要讲的就是明清异代之间的书院的变化特别有趣。

其实书院这个东西唐朝就有了,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开始很鼎盛,刚刚我们讲到了朱熹,其实朱熹还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办过的书院有60多所,遍布好几省。一开始办书院的时候,他的想法就是要培养一些学生,是跟考科举的人不同的。我们看他们当年的书院的学规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在培养考科举的学生,从这一点上要跟官学区分开来。因为官学的学生是要考科举的,是要任事于国家的,是要在朝廷当官的。但是朱熹更加注重的是学问跟人的培养,君子的培养,圣人的培养,而不是简单的去应试当官那么简单。当然朱熹并不排斥当官,也不排斥学生当官,但是他认为教育的重点要搞清楚。[详细]

古书院学生上万 需要七八个学生一起喊叫复读才能传播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左)和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

可是历史很吊诡,我们知道到了后来朱子学,原来是个地方的儒学派系,闽学,慢慢慢慢上升到成为全国通行的官学了,朱熹学反而成了官学。当朱子学成了官学之后,到了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才出现反叛的浪潮,这个反叛的浪潮当然就来自王阳明。而王阳明的学问兴起,就带动了明朝中叶之后的另一拨的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书院这种东西最兴盛的一个时代,一直到后来的所谓的左派王学,王学左派,就是阳明以后的新学末流,后来我们贬义它,叫他们新学末流。这一帮人他们开的书院就更加夸张了,一方面好像是个正规的学校,但是除此之外它有很多的讲座活动,就像今天的大学办这些讨论班讲座一样。这些是谁来讲呢?除了学院里面本身的老师之外,也会有别的老师从别的省过来,而来听的学生也是从各个省都会过来,有时候听说有某一个名人、名师要来讲了,附近好多地方的人都会一起聚过来,有时候过来的过程是可以跨省而来,非常夸张。

其实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朱熹到一个地方讲课,隔壁省的人都会跑过来。各位想想看,那是宋朝,不像今天你要搭高铁坐什么都很容易,你要从江西到湖南,你要从江西进福建,你要从湖北到广东,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你要走多远的路,为了是要去听讲。而听那个讲,他当然这么千里迢迢来一趟,他也不会是讲那么一两场,往往是一住下来就讲一段时间。而来的人又很多,那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的学校放不下,就要用地方的其他的公共设施,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寺庙,或者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而那个时候讲课不像现在有麦克风。所以那时候他们用的方法是请七八个学生上台,老师说一句话,七八人听到了一起吼出去。又或者是传讲,我这边讲一段,前五排的人听到了,起来往后面讲,后面五排一个人起来再讲,所以他们每次讲完一句话,通常就好几分钟,然后大家就真的呆几天。根据史料记载,这种讲课最夸张的时候能够过万人。

这些讲会针对的还都是读书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针对社会大众的、民间的。当时的左派的王学里面,他们特别强调对民间的学问的散布,我们知道从王阳明开始他就特别注重每个地方乡土里面,民间跟知识分子大家对民间的教育做的怎么样,他们常常牵社稷,比如说乡约的地显,乡规的规定。所以当时他们又有很多的讲坛、讲座、讲会是对公众开放的,贩夫走卒大家都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书院的鼎盛时期。

到了清朝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的读书人里面有相当大一批忽然之间觉得遇到了巨大的挫败、失望,因为过去的国家就这么忽然之间颠覆了,覆灭了,外族入侵了,衣冠都换了,头都要剃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于是当时有个巨大的消极的反抗运动,也有积极的,但我想消极的更常见。这个消极反抗运动是怎么样反抗呢?比如说不出游,不再出门了。所谓不出游,请各位注意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明朝后期的时候,读书人有旅游出外游览,简直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动不动就要出门,他们出门就是为了看看别的地方的朋友,跟别的人谈学问,那时候学术访问交流非常热烈,大家去别的地方看人、谈学问,或者纯粹出去玩。所以明朝后来很多文人写很多游记,证明了他们很喜欢出去玩,动不动就去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回来之后必然要写东西纪之,必定要写诗来鸣之。[详细]

说知识分子空谈误国 这本身的假设很值得疑问

不出游到了最极端的,有一些当时的记载,清初的时候有一些文人十几年连楼都不下,就在楼上呆着。为什么不下楼呢?他说这个土地已经不是故土了,我不踩这个地。然后也不讲会了,不办书院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那些士大夫,那些文人,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觉得过去的国家之所以亡,明为什么会亡,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国家是怎么亡的,这个汉人王朝是怎么衰亡的呢?当时有很多读书人觉得这个王朝的衰败,当然跟自己是有关的,自己是责无旁贷的。而自己到底明朝时候做了什么事呢?那肯定都是错了的,要不然这个国家怎么会亡呢。回想一下自己明朝的时候干了什么事呢?就是干了很多刚才我说的那些事。所以连讲会、连书院很多的设置,在清初的时候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衰败期,是到清末的时候各个学堂才又重新活跃。当然中间不是没有书院,但是不再是明末那种气象的书院。

明末的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是很特别的,因为那些书院,很多书院是没有被建制吸收掉的。但是我刚才说我们不要浪漫化中国书院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书院是会被官方或者被体制吸收掉,它名义上是书院,但其实是受到官方的庇荫的。比如说举个例子,长沙非常有名的岳麓书院就是了。岳麓书院的碑记不断强调它的创校原则,就是一个地方的郡首,真正是这个意思。他们地方上面很多的碑记讲的是不断的朝廷历代加封,尤其朱子学成为国家学问正统之后。所以很多的书院都会被国家吸纳,很多的书院培养的学生也还是培养去考科举的,只不过是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的分别而已,大家的目标、体制、别的地方都差不多。但是明末却出现很多书院,像陈白沙他们这帮广东人办的书院,是保证学生不能够去考科举的,老师不考科举,学生也不考,这是明末才有的事情,这么坚决的拒绝科举,而且是大规模的这种书院的构成。

但是好玩的是这一大群,到了清初,却被认为是导致明亡的理由之一。而明亡,甚至有人当时就反驳黄宗羲,就说明朝之所以亡,恰恰就在于各家讲学各有宗旨,于是天下紊乱。慢慢这些说法就成了今天各位,刚刚培云讲到教科书,我想各位读教科书的时候,读历史,大概都会读到明朝晚年的时候文人空谈误国。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一大串活动就被简化成四个字,叫做空谈误国。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首先我们今天具备了更立体的知识之后,我们了解到明朝衰败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反而后来清初文人反省的时候,我们当年就是讲的太多了,我们学院办太多了,这个东西怎么会导致明朝的灭亡呢?其实反而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有关的呢?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观念呢?那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概念上的假设。

第一个假设,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主要是士大夫有责,所以国家要是亡了,大家首先在知识分子的身上找原因。这是第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能不能够成立,我觉得很值得疑问。第二个假设,这才是我觉得清初的集体的士人对明末书院导致国家衰亡的反省里面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都以为思想的多元、言论的活跃,甚至那种文人彼此交流聚集是会破坏思想跟风气的稳定,而社会生活风气不稳定,思想不统一,国家是会衰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假设。

为什么清初文人对明末的反省里面,竟然会认为书院办的体多了,讲学讲的太多了,文人几千人聚一起谈学问太乱了,每家有不同的讲法太不统一了,为什么这会是个问题呢?而这样的一个反省背后透露出来的这种假设,恰恰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以前我们所继承的这个道统,这个道统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套道统它背后假设了一套,虽然道统有时候是会跟正统有对立,有距离,有割裂,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从政府到民间是个连续体一样,从道统到正统之间也是有大量的重叠,大量的连续的部分。而这些部分有时候会伤害到这个道统的独立的自主,而这个道统本身的一种对于稳定秩序的要求,也会伤害到知识分子反省的彻底程度。这种稳定秩序的要求,这个秩序本身,道统在我们今天看来,再美好、再辉煌,它本身还是值得疑问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孔庙作为古典中国的先贤祠,我们想象一下,孔庙里面每次哪一个朝廷要放一个人进去,都会引起争论,像王阳明、朱熹进去崇祀的时候都会引起争论。但有些人从来不会引起争论,因为他从来不配放进孔庙,比如说庄子。[详细]

在无秩序状态下 新儒家要思考什么?

20世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

这个秩序本身也是很可疑的,这个道统本身就是很一元化的,它里面的多元是在一元之内的分歧,而不是真正的多元。所以我要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读书所见过的这样一个中国的道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统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我的结尾要回到刚刚开始讲的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这些老先生他们一心想继承道统,但是为什么讲中华文化花果飘零,那种飘零感来自于哪里?

就是一方面清朝的时候一直到民国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跟中国政治,是有个共同的或者说相当程度上是一致的一个秩序把大家连接起来,废除科举,王朝覆灭之后这样一个秩序开始被打穿。到了49年后这个秩序的崩坏就更加鲜明了。但是同时这一批以新儒家为主的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他们也意识得到,刚才我形容的那样的一个道统,已经不再可能去恢复跟维持,也没有理由硬是要维持它了,因为他们认识到刚才我说的那种大一统的秩序,那种高度寻求稳定的状态,其实是已经不合时宜,或者有问题的,或者是不成立的。在这个时候,连这个都要剥离掉的话,那所谓的中华文化的精神还剩下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又能够寄托在什么地方产生出来呢?这个问题我今天没有能力在这里进一步的申诉,但是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去想一想,我觉得当年新儒家要思考的问题到今天都还是个未完成的课题。

如果中华文化,我们一方面要讲道统,但是这个道统本身都构成疑问了,这个道统本身都是可疑的,我们面对着今天世界的变化,我们要回应这个时代,像牟先生、徐先生他们都是赞成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他们一直想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制度怎么样跟传统的儒学精神能够嫁接起来,或者儒学精神能不能开出这样一个制度,这个东西怎么样把它接连起来,这始终是他们一直困惑的问题。而站在知识分子史上,我觉得最有趣的莫过于这样的一群人,当他们觉得整个中华秩序崩溃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最后的立足点,恰恰是当年华人世界里面,我们中国里面,唯一一个不是中国人管的地方,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小小的香港。而在这里面他们几乎是处在一个很偏僻、很荒蛮的状态下面困苦的去做这件事,这样的一个私学传统是一种什么样的私学传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给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现在没办法给大家答案,希望各位能够给我多点指教。谢谢大家。[详细]

总结

这是一个私学传统匮乏、知识分子意识淡漠的时代。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寻找超越性,给个人带来内心的真正的信念。面对巨大的国家力量、社会机器、金钱诱惑,或许我们应当坚守个性、积极反思,去探寻自己认为正确的知识,不断的寻找内心的声音。

本期信息

嘉宾: 熊培云,作家,新闻工作者。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许知远,作家,单向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现为《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

梁文道,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作家,文艺评论家。

地点: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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