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片段
  • 第一集
  • 第二集
  • 第三集
  • 香港人无奈的“尴尬”身份
  • 台湾 把虚伪坚持到底就是文明
  • 寻求“认同”是为自己找到精神上的故乡

书院笔记

【本期看点】一个从未离开故土的青年人,今天享有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源自异国他乡。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以地理疆界标识的那个“本土文化”逐渐失去了清晰的轮廓,中国人的价值、准则和规范风格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归结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归结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焦虑的问题。本期腾讯书院邀请香港著名作家陈冠中与学者刘擎、作家王昭阳共同探讨当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找寻精神层面意义上的“纯粹”中国人。

香港人无奈的“尴尬”身份

“香港人”:带有无奈意味的一种“尴尬”身份

香港著名作家陈冠中。(资料图)

陈冠中:我是在上海出身的宁波人,4岁时去了香港。我们是第一代在香港长大的香港人,为什么?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候,香港只有50万人。然后连续几年到1949年,第一年有90多万人到了香港,1950年初已经到200多万人。就是说后来的所谓香港人很多是从内地过去的,有各种原因过去的。有些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前还在香港的,但是由于打仗回乡了,但是更多因为1949年政局的转变所以迁移到香港。

我想我们被迫迁移到香港的父母都应该算是纯粹的中国人,虽然他们到了香港,他们觉得自己是客居在香港,他们是过客,是侨居。有些可能继续移到美国去,到台湾去,暂时把香港作为他们的故土。你问他是什么人,我问我的父母,问去了香港的很多人,你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会说我是浙江宁越的,不会说我是香港人。但是香港第二代,也是跟所有的移民第二代一样的,我们是本身在香港出生,我的情况是4岁去了香港,基本是在香港成长。那一代的香港人跟父母辈很不一样,他们就觉得在成长的阶段,很难跟人家说,我是中国人。因为他们在香港,当时中国的情况大家也知道,尤其是六十年代,所以当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在想我们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们会说我是什么人呢?这个问号,还是没有跟别人说我是香港人。六十年代这个意识出现的时候,香港人还是不太常用的。很多人开始出国留学,当时是出国之后就不要回来了的心态。到了70年代慢慢的香港经济繁荣起来,他们还是要出国,是回来做事的。但是他们回来以后是香港发出来的英国护照出国的,这个护照上面当时写着香港两个字。

以我们大家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位把诗歌当做生命的诗人,一位学养非常深厚的诗人,他的诗的敏感度特别值得大家的赞赏,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民族的气息非常浓烈。他可以说帮助台湾建构了一所大学,他在这所大学里服务了很长时间,就是现在台湾的国立东华大学。

我们现在的护照是客居护照,跟现在大家的护照差不多,但是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几个字。当时拿英国护照上出去,是不是变成英国人了?尤其是到了英国,你要排队,英国人跟外国人是两条队,你要排另外一条队,不然排到你也叫你重新再排一队。上面多了香港两个字就要排另外一条队,一下子就知道也不是英国人。不能叫自己中国人,也不是英国人。那怎么办?所以就开始说我们是香港人,这个身份就开始出现。[详细]

“甲壳虫”来港和股市的大跌宕 完成了我们的青春成长

图为1964年香港媒体对“甲壳虫”乐队来港的报道。(资料图)

陈冠中:华裔香港人的文化结构跟同代的中国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常说,我们是第一批真的变成香港人的香港人。我的成长时期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1964年,大家也知道什么情况,大概文革前“四清”才开始的,大饥荒之后。1964年香港发生最大的事情,对于我们年轻一代来说,英国的甲壳虫乐队第一次出国到美国演出,之后经过香港在香港演出。我们买不到票去听的,就学他们把头发留到这么长,要穿牛仔裤了。这是1964年。当时你这样好像是有点问题了。我们争取留盖到耳朵的头发,为了这个和父母争吵。

第二个我们成长的标志,我们青春期的最后阶段,就是1971年,香港的股市这个时候从1700点掉到100点,要知道投机炒股票是可以发大财的。但在1971年到1973年,香港股市从1700点掉回100点,所以很多人就破产了,跳楼了。这个股市的一上一下完成了我们的青春期,香港一方面是由西方的乐队开始了我们青春时的冲动,最后钱很重要,钱可以这么快地来,可以这么块就走,这样子完成我们的青春教育。我相信跟大陆同龄人完全不一样,就是跟台湾的同龄人也非常不一样。

我们在知识结构上肯定也跟同代人不一样。大陆的同代人从前都看俄罗斯小说,而在香港,就算是文艺青年也不看俄罗斯小说,都看英美的小说。看《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些人爱情观跟香港看艺术长大的完全是两回事。怎么费尽心机去找一个好男人,怎么抓住,这种东西哪有这么浪漫的,还有自己自杀,没有的,根据很不一样。

谁是纯粹的中国人?这个大问题一会儿讨论。但是我们的文化也是非常混杂的。正如中国大陆的朋友长大时期也经历着非常混杂的文化。为什么说混杂呢?香港回归之后有一点文化冲击给香港,发觉原来大陆的国情跟文化有不一样的。其中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党国文化。这个党国文化就是30年来从第三国际传过来,已经开始。到了1949年以后,变成全国的文化。这个文化有冷战的关系,香港是不知道的,香港人是没有接触过的。到1997年以后,香港人才知道是另外一种国情的。香港有很多潜规则。什么是纯粹中国文化,我现在都说不出来。我先说到这里。由王昭阳兄这个在美国待了很多年的人说一说吧。刘擎兄也去过这么多地方,你们也讲讲吧,我把时间交给两位。[详细]

没有稳定身份感的人 生活在香港最自由

图为作家王昭阳在腾讯书院活动现场。

王昭阳: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到了美国,但是我说的希望不是说往那边走的一个希望。我在这篇文章里面说的是离开很久以后,回到自己原来的家乡,这个时候抱有一种希望。像现在在北京有很多年轻人,要做北漂,蜗居、屌丝。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很多年,也不想再回去了。但是你心里面总觉得有那么一块地方,你有一天是要回去的。

总有一天你回去的时候呢,会发现你心目中这个家乡在你心中是一个守恒的地方,是固定的。但是十年以后你再回到你的家乡,如果是现在的中国,你的家乡可能和你当时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或者小时候的朋友已经都不在了,所以你回家乡抱的希望就破碎了。

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发现很多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刚才跟陈冠中老师说,我几天前经过香港,现在我到中国要办签证,所以我在香港办签证。到香港我发现非常热爱这个城市。可是我也很快地感觉到,香港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大变化。我可以从街道的一个角落,耳朵里面听到、闻到的变化。如果有一个香港人他在1995年离开香港,现在再回到香港,我想他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详细]

追问纯粹的中国人是人们焦虑的认同感的反映

刘擎:陈冠中老师跟王昭阳老师说得都很精彩,我都忘记要说什么了。这个讨论开始题目的选择跟我写的东西是有点关系的。我是提这样一个问题,或者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最近特别是在我们主流的报刊上,或者在舆论讨论中,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是我们的方式,这个不是我们的方式等等这些问题很多。这些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突出?而且是我们的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刚才两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陈冠中老师是讲任何一种地方性的特殊性的认同概念是很复杂的,没有纯粹,都有历史的变化,杂糅着各种因素的情景在里面。所以我们追求纯粹是追求某种虚妄。王昭阳兄是有亲身的历史,他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永远漂泊的人,他有一个想象中的故乡,这个故乡每次来了以后,没有那种回归找到安宁,找到怀抱的安全。最后他找到语言。

他刚才用的字很奇怪,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回美国。他的那个回,最终的归宿在哪里?因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状态。当然他们是很特殊的人。如果我们是普通的从小生活在中国大陆,在一个城市长大的,我们是不是有这样“我到底是谁”的问题?像王昭阳兄讲到语言,这个语言不干净了,从某种意义上不是那么纯粹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有清洁语言的计划。中央电视台某个部门说我们不能用外语说缩写。CCTV不能叫,就应该叫中央电视台。那么一些东西的表达就遇到一些麻烦,DVD怎么说呢?英语翻译过来叫数字化视频的光盘,非常麻烦。碰到NBA这种我们非常熟悉的,翻译过来非常长,而且有一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你会发现我们的语言也是在流变当中。[详细]

台湾 把虚伪坚持到底就是文明

语言的认同会带来归属感 到底谁有拥有纯粹的汉语权?

陈冠中:纯粹的语言现在在个人来说可以建立,但是客观上还有没有这个问题?我在大陆住了差不多十五年,在台湾住过六年,其他的大部分时间我在香港。而且我做的是跟文化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很清楚地知道,三地的语言都不一样,虽然我们都是在用中文。我现在说的还不是北方语系跟南方语系的巨大差别,而是说书面语。香港书面语、大陆书面语和台湾书面语都非常不一样。

我以前做过电影,那个时候香港有一些电影制作人,字幕就是把广东话写出来,那谁看得懂?我们就找说普通话的朋友来重新把这些字用普通话写出来,然后卖到台湾去,用国语写的。谁知道卖到台湾他们还是看不懂,他们的书面语跟香港说国语的书面语都不一样。台湾有台湾的写法,大陆有大陆的写法,这个写法还不见得谁是比较正宗。

王昭阳:今天上午我去银行办事,在银行里坐了七分钟,银行的小姐给我解释金融账户的问题,我计算了她用了10个英文字跟我讲。当你解释一些商业性的词汇,北京的白领、年轻人加了英文字可能感觉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甚至在某种层面上几乎是一种强势语言。我在银行里面觉得很闷,结果就到公园里去了,结果公园里人很多,全是老头、老太太。然后我看到一群老头老太太在唱歌,那歌我还知道那是什么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我刚才谈到寻找家乡,那些老人唱这首歌有没有寻找家乡、寻找认同的问题?他所唱的不单是首歌,而且是一种语言。那些老先生那种语言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到银行里面,那位小姐跟他说英语。

还有一段两个月前的一个经历。我带着两个中国记者朋友到西雅图的一家台湾中餐馆吃饭,我们坐下来后,进来了几位大概是二十岁上下的东方人,看样子不大像台湾人,不大像香港人,应该是中国大陆来的。他们跟过去的老留学生很不一样,中间有一位大声唱着一首歌,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唱我亲爱的祖国”。这个故事不是我编的,然后他“哐”地一声坐下去。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我过去不怎么看国内的网,“愤青”这些东西都是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概念。我当时就惊诧一下,今天是不是就遇上了。我们在说一些事,两位记者在说一些国内的事,后面的小伙子显然不爽,他们说话很大,似乎向我们进行某种挑战。我们没有回应他。可是我后来感到非常好奇。这个小伙子唱得歌和公园里老头老太太唱的歌又是一种语言。[详细]

对中国人的认同是异质性的 不应过于追求纯粹化

图为学者刘擎在腾讯书院活动现场。

刘擎:刚才讲银行的小姐讲夹杂着英语的语言,很专业的,她觉得很舒服,跟她的文化教养一致。但是放到有些人,就好不习惯,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加这个,你好装。他不是装。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受的训练:上MBA的课程,课程全是英文的,交流做小组讨论,一个project,另外一个project。他们就是喜欢这样说,他自己感觉舒服。你每个人的认同都是相对的。所以这个时候给整个中国找一个统一性,是非常麻烦、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某些层面上找到一些基本的大的共识,这个东西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社会的基础。但是按照某种理论来说这种共识是非常薄,它的内容要非常少。

我们讲人要人要相互尊重,不管是老头老太太,不管是白领,不管是外国人大家都能接受。因为政治要求的共识,如果特别多了以后,有的人能够接受,有的人就不能够接受。比如说你必须要能够熟读论语,要不然就不能被录用工作。而有些人就特别认同孔子,于丹老师会很高兴,但是有的人就说我不爱学那个东西,像银行的白领,天天看美剧的,商业书。他觉得这个是强加给我的。政治上的东西会要求非常少和基本的东西。

我们的认同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同质性的,而是有异质性的,有各样的东西,每个人有自己相对来说稳固的依靠,而且这个东西也在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完全取消。随着刚才陈冠中老师说三地的中文完全不一样,谈的久了大家也能够相互明白了。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有一个“中国”的概念,只是说你不要把它纯粹化,不要追求绝对。因为“纯粹”和“绝对”听上去很美,但它是法西斯起源的根源。[详细]

没有最纯粹的中国人

陈冠中:首先我听过一个故事,有大陆的人去到新加坡,看到新加坡,你们是中国人?他们会觉得很奇怪,我们怎么是中国人?我们是新加坡人。首先,新加坡不见得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除非他们是第一代。第一代移民过去会有很强的认同,会有思乡之情。但是第二代已经不会了,第三代更不用说了。台湾,现在都不一定有(这样的)认同(指对“中国人”这一名称),但是你让他换一个字,行不行,这个是困难的。你说是华人,现在很多人新加坡中国人说我们是华裔,我是华人。但是他不见得说是华侨,我们不是侨,我们是当地人,所以我们是华裔。你问台湾人是不是华人,很多人可能会同意。大家都要武装一下自己,都要辩论一番华人。但是“华”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华”这个字最早比“汉”这个字还要早,在广东语里面是“唐”这个字。“华”比“汉”更早一点,汉语辞典、汉族用“汉”。更早一点,东南亚境外人都比较爱使用“华”这个字。“华”是不是就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就是“华”吗?那么我们55个少数民族都是华族了?他们在边境以外的侗族、傣族、瑶族是不是也是华人呢?都不能说得这么满。相对好一点说“华”,问你是不是中国人,这在新加坡几乎是走不通的。香港,现在分开来问,得到正面的答复会比较大,比如你是香港人吗?你是中国人吗?大概也是。[详细]

台湾,把虚伪坚持到底就是文明

图为新加坡中国城一瞥,华人风味甚浓。(资料图)

刘擎: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台湾学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亲切,虽然他们这些人也留学,留美回来,但是他们有一种儒雅。我知道现在大陆有一些人有理想化台湾的倾向,台湾学者也告诫我们,我们这里也有很坏的人。我想,到底是文明一点吧,他们的说法,表达一种看法:先生我很受教,但是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人说“你干吗搞那么虚伪?”但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虚伪,而且你把虚伪坚持到一定程度就是文明。在中国讲礼,他们虽然经过“五四”,但学术的传统并没有断裂过,一直承袭。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西南联大还这样保留过来。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样子,这个学校还要流亡到那个地方,还要继续上课。我跟台湾大学的同事、同学交流,好像让我觉得我们不要搞西方化的模式,台湾蛮好的。[详细]

我不是很好的预言家 以后的事我还在看

我从自己买股票的记录来看,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家,或者是预估未来的学家。我的小说是2009年写的,故事发生在2013年,其实只差几年而已。2009年的时候,人家说中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往前推一点,推到2013年,就编一点故事,虚构的事情,其实是解释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中国新的常态出现了,这个常态从2008年前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可能还要延续一阵子。这个新常态是我要写的东西,虽然是2009年写的,但是写的是2013年。我认为书里面叫盛世,大家知道“盛世”是很多年没用的一个字词,起码近一百多年没有用得上,历史上的离我们最近的盛世是康乾盛世,之后中国人还觉得自己活在盛世。但是20世纪不会有人说中国人是在盛世里面,差不多有一百多年都没有用这个字。但是这几年的确是有很多人用了这个字,比如网上底盘、楼盘的广告都写着“盛世典藏”这种东西。

其实有新的常态出现了,这个常态有各种面貌。盛世当然也不永远是有它的光芒,也有它的阴暗。比如说康乾盛世就有文字狱,女性的地位也很低,而且战争很多。“盛世”并不是管理的意思,而是一个新的形态。在2013年发生,但是是2009年写2013年,所以很多评论家把它归在科幻小说一类的。科幻小说有一种类型是“乌托邦”跟“反乌托邦”小说。其实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了乌托邦小说之后,大家很快都很失望,便接着就出现了反乌托邦小说。[详细]

不敢保证变得更好 但规则一定会变

王昭阳:我记得在2000年,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老人了,当时和别人说话,他们说我们是充满希望的,但我当时已经有了失落感,他们说有希望,我就灰溜溜地听着。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所说的是希望的精神状态,那种兴致勃勃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好像很快就过去了。我现在见到一位90后的朋友,至少不会假设你是充满希望的。你说将来怎么样发展,我只能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年轻、你聪明,你看了很多,世界上很多事情你都知道,生命和时间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你觉得是常态的东西,你觉得世界上天经地义就是这样的,我只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代人都经历过,大家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其实过几年现在的规则就全变了,你要记住你现在觉得这个是规则,可能过几年就全变了。我不敢保证会变得更好,但是一定会变。[详细]

寻求“认同”是为自己找到精神上的故乡

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 别被“贴标签”所限

当代中国人,无论身处何方,总有一种对身份认同感的挣扎。(资料图)

刘擎:我们其实都特别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中国人的故乡,在精神意义上。故乡的意义不是描述纯粹的,就是你在那儿就感觉在家。上次有一个美国同学是高管,他已经是一个美国公民了。他有一次回来召集大家聚会,然后吃饭,吃饭了就喝水。他也是很早留学,然后留下来。有一个喝醉了就出言不逊,说“折腾了半天不过在美国当了二等公民吧”。他说,“对啊,我原来在国内是三等公民,现在是二等了,等还算是有升高。”

每个人的处境是不太一样的,我是一个被标签为自由主义的人,但是我确切知道生活当中自由绝不是唯一的价值,也不是你做很多选择当中唯一考量的东西。它甚至有的时候不是最重要需要考量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但是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们中国可以更好。就是不需要这么多人为了非常不得以的原因去移民,去过好像有一种自由的生活,为了所谓狭义的自由付出了很多苦难的东西。为什么中国人要在苦难中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活下来?我觉得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找很多理由说不得不这样,而是有很大的辩论意义,这些可能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是可以做的。[详细]

不敢保证变得更好 但规则一定会变

刘擎:我觉得“认同”这个事情分析地话挺复杂,首先一个人的认同总是说有多种认同,而不是一个认同。有心理学家讲过,比如说一个女教授跟一群人出去的时候,一般非学术界的人出去的时候自我认同主要是这个教授。然后一帮教授团出去开会的时候。其他都是男教授的时候,她的身份突出的女性,是性别。所以人都是多方面,你刚才讲的认同是通过差异,认同既通过差异,又通过相同。所以“身份”这个词的建构是通过两个动作,其中一个就是个性、特性。所以我觉得认同是跟同样类似相近和差异甚至是敌对的,这两个方向都有。但是建立的认同和包容的关系,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系。认同建立是获得自我理解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包括你的自尊、价值、规范。

陈冠中:我觉得人有认同也算是挺幸福的。有地方上认同的人,大概比较珍惜这个地方,希望让地方改好,甚至愿意付出一些事情去做公共的事务,不光是为了私利,这些都需要某种程度的认同,才有激情去做这种事情。

如果完全没有认同可能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如果已经做到只有语言才是是唯一的认同点,那就好像是德国大文学家说我在什么地方,德国就在什么地方。他其实是被赶出去了,已经不能相融。但是他还是认为他没有问题,因为语言在。他就是语言战斗,他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他有这个气派。但是不容易啊,有大格局的人才能说这个话,靠语言活在都没有问题,这个的确是不容易的。。[详细]

讨论纯粹性不是抽象的问题 而是生活中的一面

刘擎:我们的价值、准则和规范风格发生了很多很多变化,我们归结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归结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焦虑的问题。中国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但是是生活中的一面。而且生活中的问题的展现并不是以这样的学术化的讨论,我们是不是中国人。人家会说你神经病。但是当时的父子对话,我的一个研究生跟我说的时候,我确实感觉这不是一个抽象的书斋里面编出来的。

陈冠中:但是的确有一些问题是因为知识界或者有知识的人,不断讨论制造了问题出来,在香港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问香港人,你是不是香港人,他一定说是,你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但是大部分也会说是。香港在做一个调查,让你挑选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让你选一个。每年都做文章,今年中国人又少了一点,香港人又多了一点。香港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去挑这个,但是一定要填一个,他就选香港人,还是挺自然的。刚才我也说了让上海人挑选上海人还是中国人?说不定也有上海人挑上海人这个东西,而不挑中国人,不是说他不承认是中国人。[详细]

总结

现如今,生活都超出了原有的地方性,与更遥远更开阔的世界交织在一起。这种“本土意识”逐渐的黯淡,人们褒贬不一。即使我们难以找寻身份的认同,无法追求身份的纯粹化,但无论如何,空间上横向的现代文化与时间上纵向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越来越深刻地交汇融合。

本期信息

嘉宾: 陈冠中,香港著名作家。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昭阳,作家。

时间: 2013年7月4日
地点: 彼岸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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