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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鸣:帝制并不那么容易被告别
  • 吴思:中国是历史上转型最慢的国家
  • 张鸣:超越“臣民”是有希望的

书院笔记

【本期看点】清末民初,国家为何最终选择了共和制而不是君主立宪?袁世凯称帝是出于自身野心还是形势所迫?中国作为最成熟的官僚帝国,其转型为何艰难?科举制度对于转型的负面作用是什么?历朝崩溃的原因都包括什么?“民国时期的人内心还有很强的帝制情结,这是不容置疑的”。

张鸣:帝制并不那么容易被告别

张勋复辟和民国都被妖魔化了

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之名进入北京,拥护时年12岁的清朝逊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场闹剧前后只持续了12天。在整个中央政权层面上,这是皇帝最后一次出现。

辛亥革命将清廷推翻后,再也没人能在那张龙椅坐稳,袁世凯坐了83天,张勋拥护的溥仪只坐了12天,历史书上的说法是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张鸣经过考据,发现了大量相反的证据,比如,张勋复辟时,北京城里各家各户争着挂龙旗,以至于龙旗不够用了,于是开始用纸糊,再迅速挂上。在支持张勋复辟的人中,不乏大知识分子。这些细节至少说明复辟是存在基础的。

张鸣的新书《共和中的帝制》中充满了这样的细节,使“原来很零碎、很破碎的形象,还有点小丑和莫名其妙的形象变得栩栩如生”,学者吴思在对谈中表示,看过书后,“对张勋充满了理解的同情”,因为设身处地地去想,自己可能也会拥护复辟。

中国人心里的帝制情结

在张鸣看来,辛亥革命后帝制的反复,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民国立国根本的问题:中国当时存在着半共和制,平顺过渡被暴力革命打断,革命后又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保障,最终出现了制度上的危机。张鸣认为,君主立宪思想根深蒂固的袁世凯称帝,也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号力这个国家,解决不了这个国家基本的政治上的混乱。

在张鸣看来,辛亥革命后帝制的反复,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民国立国根本的问题。 在张鸣看来,辛亥革命后帝制的反复,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民国立国根本的问题。

“作为上层统治者他最大的困惑不是有没有宪法的问题,这些机构怎么互相相处的问题,他最大的困惑,是这个政治体系我无法建立“孝忠”,没有权威。” 张鸣在对谈中如是说。

另一方面,对于儒家伦理深入骨髓的普通民众来说,无所谓共和、还是帝制,只懂得区分仁政、暴政。吴思认为,当时的民国更像暴政,武人当政,全是枪杆子,四分五裂,战乱不断。所以老百姓一般想法来说,还想回到过去的社会。老百姓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另一个思维定势,在张鸣看来,就是“理所当然认为这个国家地上必须有个皇帝,谁当无所谓,谁当都可以,必须有个皇帝。”因为这套伦理结构中,帝王、皇帝是核心内容,一旦没了帝王,整个伦理体系都动摇了。

皇帝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就已经试了很多回了,倒了一朝再一朝,甚至到今天仍然有市场。据本次书院的主持人贾葭介绍,过去很多年里,很多知识分子都提出过和帝制相关的,关于未来中国的一些路径。所以,帝制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告别的。[详细]

张鸣: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是一锅夹生饭

张勋复辟和民国被妖魔化

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 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

现在写历史的人很多,但最大众的作品不是学历史的人写的,而是媒体人写的。不论在纸质书还是纸媒、电视、网络中,你会看到一种铺天盖地的帝王情结:说皇帝的最多,然后是说太后、皇后、嫔妃、甚至说太监的,满世界都在说圣上、臣妾、小主。作为学者我比较气闷——我们以后是不是还要抬皇帝出来?是不是还会有皇帝一般的人出来统治我们?这是在和世界潮流背着走。

皇帝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已经做了很多次尝试,但倒了一朝又一朝。在非皇帝的朝代还有这么强的皇帝情结,这种起念可能是源于影视业的金钱诱惑。一个人如果文笔不错,写个电视剧比一般爬格子稿费多得多,价钱高到令人无法拒绝。写影视剧本可能一字十元还不止,但出书,一个字一元已经很多了。但如此呈现的历史太简单,过度简单的描述和结论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可疑的。

我做完有关张勋的研究,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妖魔化是必然的,包括整个北洋时代和国民党时代都是被妖魔化的,何况是张勋这位北洋时期的“另类”。张勋复辟事件反映出的问题是很大的,牵涉到民国立国根本的问题。1915年袁世凯称帝,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是个汉人皇帝。到张勋复辟的时候,是一帮汉人复辟满人王朝。复辟的骨干分子不是那帮被推倒的满族皇族,而是一帮汉人,而且其中不乏清末以来的大知识分子,比如王国维。

共和制是辛亥革命后不得已的选择

那个时期的中国存在着半共和制,那时候制度本身出现了危机。中国本来的变革,也就是辛亥革命新政时的变革,应该是走英国道路,这是最平顺的。保持帝制,搞君主立宪。虽然预备立宪的目标是德国和日本,但参与立宪的那些士大夫和老知识分子们把它变成英国模式,但是这个过程在中间被打断,然后就开始了革命。变革被打断的主要原因是袁世凯去世后,改革一直推行,满人的江山会坐不住,所以他们要在立宪彻底实现之前收回权力,把所有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自太平天国以来,清朝政府经历了权利“散”的过程,从满人往汉人手里散,从中央往地方散,权力已经散得很厉害。中央集权特别不得人心,包括集权搞皇族内阁制、铁路国有化等。那时认为铁路国有是不允许的,所以革命党人闹事的时候,很多人跟着闹。所以辛亥革命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的合作,在我看来主要是立宪党人帮忙。革命一旦成功,之后的道路就很麻烦。袁世凯还是主张君主立宪,即皇帝还让满人做,权力在内阁手里就行,执政院从总阁会变成政治国会,把满人的皇权架空,和英国一样。但由于这个革命的缘故,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绝对不同意让满人继续做皇帝。当时有人出主意,说帝位还是还给明朝算了,找姓朱的人当皇帝。那让谁当呢?当时好几十万人都自称是朱元璋的嫡系后代,这没法弄。孔家人一直是嫡系延续,但孔家人不干,说我们的祖先是庶王。结果经过几轮谈判,最终选择了共和。

国法缺失,共和制艰难求生

不管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谁都没有把共和制度太当回事。孙中山弄了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本来建立了内阁制度,要把权交给袁世凯,但在交权之前更改了临时宪法,在总统和内阁之间加了一个总理。这个总理到底是什么?它和总统是什么关系、和国会是什么关系?这是一笔糊涂账。那么中国到底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不知道。有点像法国的体制,又不全像;最后还是美国提出来,总理是个国务委员而已,和各部一样。《临时约法》太粗糙了,对总理、内阁、国会之间的关系界定不清。更不清楚的是,一般共和体制的国家都会有个规定:一旦国会和内阁闹翻,一般会规定总统或内阁解散国会,并重新进行大选,但翻遍《临时约法》也没有找到这一条法令。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却没有这样的条文,国会、总统、内阁与总理之间的关系无法可依。当务之急是必须定一个宪法,但袁世凯最先做的是把自己选成正式大总统。当时的国会建议应该先制宪,起码要制定一个像样的、能运作的宪法,然后再选总统。但袁世凯不干,一定要先选总统。而且当时的国民党很奇怪,明明已经闹翻了,首领已经被通缉了,但国民党议员就是不肯走。国会很荒唐的一点是,他们成立之后第一次开会主题居然是给自己定薪金,每个议员500元。那时候的CPI低到什么程度,当时的月薪500元在今天大概至少值20万。

这还不是薪水的全部,还有车马费等,所以当时的国会议员没人愿意走。最后袁世凯说,如果你们不想走,那就选我为总统。但袁世凯当选后,他还是把国民党议员赶走了,因为国民党议员占多数,他们一走,议会开不成会,致议会体系瘫痪。即使如此,也必须制定宪法,要想实现共和必须完成这项基础工作。但恰恰就没有人修这条路,虽然一直有人张罗修宪、起草宪法,但始终没有完成。

张鸣: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是一锅夹生饭

《共和中的帝制》,张鸣著,读行者图书系列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是一锅夹生饭

中国从秦始皇开始,拥有将近2500年的帝制传统,如果加上西周的“王制”就是近3700年,儒家伦理已经深入民心,民众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必须要有皇帝,谁当无所谓,但必须得有。一旦皇帝没有了,这套基本的伦理结构就不稳,因为中国的“忠”和“孝”是连在一起的,帝王、皇帝是核心内容。袁世凯是根深蒂固的君主立宪者,其实他未必想当皇帝,也许想在皇帝之下当个总理,但当时情势之下,他必须当皇帝。虽然袁世凯称帝,但他并没有足够的权威发号施令,解决不了基本的政治混乱局面。

作为上层统治者,袁世凯最大的困惑不是有没有宪法,也不是协调各方如何相处的问题,而是在政治体系中无法建立孝忠,他没有权威。他上任总统后,议会开不起来,因为各个部长都不来开会;每个省的督军、师长、旅长,在孝忠方面也有问题。袁世凯原以为称帝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没想到称帝以后问题更大。

辛亥革命时,老百姓没有多少是真心拥护革命的,当时是士绅要革皇帝的命。进入民国以后,士绅们也变了,民国不像样子。当时张勋要复辟,他不允许满人出来干政,只想要个空头皇帝,但他还没来得及建立议会,弄了个“非驴非马”的体制,皇位还没有坐热,黎元洪就已经开始讨伐复辟了。中国当时的历史在就处于这样一种吊诡的局面(注:吊诡一词出庄子《齐物论》,代表逻辑上左右为难的一种困局):本应把夹生饭煮熟,结果变成了翻烙——翻过来不对,翻过去也不对。民国从辛亥革命往后就是锅夹生饭。其实对中国人来说,相比起翻烙饼,夹生饭相对还比较容易煮熟。[详细]

张鸣:超越“臣民”是有希望的


超越“臣民”成为“公民”是有希望的

刚才吴思说,我们现在是“人民群众”,要比“臣民”好。“臣民”的另一个概念是“子民”,即皇帝从名义上把你当成子辈来看,如果子辈胡来的话,他会拿个尺度衡量你。皇帝特别想在思想上对臣民进行奴役,但他做不到,没法让臣民完全学习他的思想,包括秦始皇嬴政那么牛的人也不能完全做到。

我们正在超越“臣民”,但想要接近“公民”标准还有难度。从历史趋势上看,中国肯定要转型,不管多难非转不可。网络时代,这个转型的速度在加速,因为信息的确太多元了。张勋复辟失败和信息渠道有很大关系,他完全失去了媒体对他的信任,而那时媒体很有力量。虽然今天人们获取和发布信息的渠道和以前都大不一样,但媒体还是很有力量,以致可能受到一些管制。媒体需要人养着,所以它就得找活路,它就必然要加快真实信息的发布过程。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信息更替速度快了以后,时代变化必然加快。吴思刚才讲到,近代为什么这么多变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出现?就是因为信息传播渠道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超越“臣民”、成为“公民”的希望是有的,我对此比较乐观。

蒋介石强调“校长”头衔,要的是传统君主的感觉

民国时期人们内心的帝制情结到确实很强,这是不容置疑的。至今也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古时相比只不过是有些变异而已。蒋介石就特别强调这种观念,他不仅要当统治者,要做国家之“君”,还要做国家之“亲”,还要做之“师”,要“君、亲、师”三合一。这也是过去皇帝特别想做的。蒋介石做不到,于是他就特别强调“校长”这个头衔。蒋介石实际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但和学术上的保守主义者不太一样,他强调的是传统君主的感觉,想把君主的感觉找回来。虽然嘴上在说破除封建专制,但实际是在强化等级服从。

文革时期,有些人甚至对爹娘下毒手,在帝制时代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帝制时代不允许一个对父母有忤逆行为的人在体系中存在。虽然皇帝特别想说,我是皇帝,你们要像爱戴父亲一样爱戴我,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伦理体系就崩溃了。古时的皇帝明白这一点,而今天的我们恰恰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里最核心的东西给摧垮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帝制意识其实已经是变异的意识,一边崇拜权力、崇拜君王,一边又能对自己的父母下毒,这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我不太同意当今儒者们对于传统的复归,因为实际上传统的伦理已经被污染、被扭曲了,你想再把它拉回来非常难。

通过行政官僚体系无法建立强国

我多次讲过民国的选择,实际上辛亥革命时,多数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化,这个转化一旦开始,实际上能够发出声音的人大部分都接受了现实。没有人为逝去的王朝自杀,包括后来复辟的人,他们都接受了这个现实。包括像梁启超等,本来主张君主立宪,但一旦民国形成,他们倒也非常欣然地接受了,因为他们认为既然民国已经成立了,就不能推翻。虽然民国后来表现不好,但主要是政治上。民国虽然有军阀割据,但还是有对本地有建设的人,比如阎锡山、刘文辉、刘湘、张作霖等(1920年之前,张作霖在东北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那个时期的军阀对民主制度基本原则是尊重的,五四运动没有被镇压,-报界还发表文章批评政府、批评总理、批评总统。批评孔祥熙、批评宋子文等,总理级别的说批评就批评。当时的大学和中学都允许自己办,北洋时期连党化教育都没有,国民党时期有点党化,但没有党委,有学生会但是没有团委,有了这个自由度,文化就好很多。1949年以后的文化大师,其实都是民国的产物,没有一个是1949年以后出来的。教育也一样,变成行政化的模式就没希望了。

当年的成绩还包括民主资产阶级的成长。当时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在关税不能自主的情况下,还能创出自己的品牌冲向世界,非常不容易。当年的很多行业,从文学、艺术、电影界,到医学、企业界,民国都涌现出很多人才。但如今的我们却不知道人才到哪里去了,要么去了别的国家,要么就不说话。我们要想建立一个强国,不是通过行政官僚体系就能建立起来的。[详细]

吴思:中国是历史上转型最慢的国家

民国这锅夹生饭在台湾“煮”熟了

清末民初的老百姓多数还是遵从儒家思想。他们不分共和制与帝制,他们没这个概念,没见过共和,只知道帝制。 清末民初的百姓多数还是遵从儒家思想。他们没有共和制与帝制的概念,没见过共和,只知道帝制。

清末民初的老百姓多数还是遵从儒家思想。他们不分共和制与帝制,他们没这个概念,没见过共和,只知道帝制。帝制下面只有两种统治:“仁政”和“暴政”。仁政对应的是王道,可以慨括为“偃武修文”;暴政对应的是霸道。民国当时的统治更像暴政:武人当政,全是枪杆子,国家四分五裂,战乱不止,不讲道德,税收明显增加。老百姓会觉得,国家从过去封建王朝的仁心厚泽,一下进入了军阀割据、横征暴敛的时代,导致百姓想回到过去的社会,会觉得“复辟”是不错的选择。

张鸣对于民国时期的总结是:既然已经成了一锅夹生饭,应该耐心地煮下去。当年辛亥革命后如果选择君主立宪制的话,好好干不见得不行,日本、英国不就做好了吗?民国这锅夹生饭如果好好煮的话也能煮下去,台湾不就“煮”熟了吗?张勋复辟没煮下去,最后蒋介石搞军政、还政于民,中途闹革命了。当时问题的关键在于“夹生”——没有完全遵循君主立宪,满族人也不争气,弄了个满洲权威的内阁,结果导致“夹生”。

民国的传统在台湾“煮”下去了,说明这锅夹生饭原本是可以“煮”熟的,但在大陆中断了。张鸣说,一锅夹生饭煮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知识,要会煮;二是要有智慧,生搬硬套也不行,该妥协的得妥协;三是要有耐心。但那时候的中国,第一缺乏知识,没几个人真正懂得共和、民国怎么搞,制定了个约法但内部矛盾重重。第二也说不上有智慧,智力不错的人又刚愎自用。第三是不给当家的时间,孙中山、段祺瑞等都没给时间,袁世凯在位83天,领导者走马灯似的换。其实我们还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官僚帝国难转型 科举制度拉拢精英

日本和英国的社会转型很顺利,按照亨廷顿(编者注:亨廷顿,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的说法,这两个国家都属于封建王国,即由一堆“小王”架着一个“大王”。贵族和国王之间本就有制约关系,国王不能随便收拾哪个贵族,贵族都有权力和自由,相当于本来就有宪政的底子。只要把自由一扩大,自由扩展到资产阶级,就变成了资本主义;扩展到全民,就变成了民主主义。

在亨廷顿的分类里,官僚帝国转型特别困难。著名的官僚帝国比如俄罗斯,直到现在还没完成转型;法国从1789年起一直到二战之后才转得差不多,折腾了两百多年;西班牙原来和英法平起平坐,结果直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之后才开始转型(编者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领袖,法西斯主义独裁者。),80年代才转得差不多。所有官僚帝国转型都难,中国作为最成熟的官僚帝国,一定会是历史上向民主宪政转型转得最慢的国家。亨廷顿没讲为什么,但原因可以理解,因为中国这个官僚帝国没有贵族的基础、没有宪政的基础、没有自由的基础、也没有民主的基础,并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把精英都拉拢到最上层。

唐太宗去视察科举考试,看见举人鱼贯而入,说了一句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就是一箭之射程,意思即为“诸位全在我一箭射程之内,我想害你们就害你们,想让你们好就让你们好,谁都逃脱不了我的控制。”科举考试把天下最会读书、最会表达的人都给拢上来,上层精英云集,下层相对抽空。身处上层的精英们非常有自信,不管有没有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但至少可以说有人才自信。有了这种自信,一个王朝就可以有一两百年的稳定期。所以中国是人类历史上转型最慢的国家,这一点从逻辑上就可以推出来:它有那么多的自信,又有继续专制的基础。

转型完毕的国家尊重公民权利

如果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算上,历朝寿命平均长度为67年。历朝终结的原因不外乎三种:第一,40%亡于官变,比如辛亥革命就是一次官变;第二,40%亡于民变,比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起义;第三,20%死于外敌入侵。官变又包含几种,比如皇亲贵族之变、下属衙门之变、基层官员之变等,民国时期张勋复辟就是官变中的一种。

把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模型放到民国,会发现从1911到1949短短这几十年间,刚才说的几个原因都出现了。比如官变,最高层发生了皇帝之变,袁世凯称帝,这是官变的第一层;官变的第二层,即衙门之变,也出现了很多,比如藩镇割据、辫子兵入京、反袁世凯称帝等;也有外敌入侵,日本人打进来,出现了汪精卫伪政权;紧接着是民变,老百姓造反,共产党把全国的农民动员起来,打土豪,分天地,又推翻了一个政权。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同时在演两出戏。第一出戏就是历代的王朝循环,不管是官变、民变或外敌入侵,反正它气数已尽。循环之外还有第二出戏,就是转型。在过去,旧朝亡了,建立新的王朝即可。而清朝灭亡后,已经不能再建立王朝了,因为西方的影响太大了。全中国的精英都看到有一种制度比我们好,而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所以中国转型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直到现在我们其实也处于转型潮流之中。

观察那些转型完毕的国家,会发现它们很讲公德,对公民的权利也很尊重。对于别人的权利一定不侵犯。相比之下,国人缺乏公民意识。“人民群众”是处于臣民和公民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宪政的国家,中国转型的前景很好,但离公民尚有一段距离。 [详细]

总结

与其急于推翻,不如耐心煮熟“夹生饭”。这一理念放诸古今皆准。对于当下的中国,也许耐心培养公民意识、建立对于社会公德与公民权利的尊重,方能实现国家转型的美好前景。

本期信息

嘉宾: 张鸣 吴思

时间: 2014年4月10日 19:00-21:00
地点: 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
合作: 读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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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五四时期以抵制日货限制个人自由

我想寄希望于后来,应该有比民国更好的社会、更多的自由。给老百姓多点自由其实没什么坏处,让他们多做点自己的荒唐梦,其实挺好的。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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