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笔记

【本期看点】“议会制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4月26日,上海大学副教授严泉、著名学者贺卫方、张千帆、张鸣做客腾讯书院。严泉以北洋时期的“猪仔议长”吴景濂与曹锟讨价还价推动制宪为例,指出必要的政治妥协对北洋时期完成制宪非常重要。他认为,政治的发展需要考虑政治成本,议会政治在实践中尽管有种种问题,但相对于其他政治制度实践的成本,可以做到相对最低。[详细]

严泉:妥协 玩转国会政治第一课

“猪仔议长”吴景濂和贿选总统曹锟的制宪努力

严泉(上海大学副教授):美剧《纸牌屋》是描述美国政治的,而我国在北洋时期也有一个类似《纸牌屋》主角的形象,名字叫吴景濂,过去他并不被视为正面人物。吴景濂在北洋时期长期担任国会众议院的议长,有个不好听的外号叫“猪仔议长”。因为以吴景濂为代表的一批国会议员参与了1923年的曹锟贿选,那些投票的国会议员被叫做“猪仔议员”,议长也就成了“猪仔议长”。这是人们在历史上给吴景濂贴的一个身份标签。(编者注:吴景濂,1873年-1944年。甲午后开始探讨时务,他支持维新派图强救国的主张,在家乡开馆布学培养不少学生。在民国政坛上,吴景濂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四次出任国会议长,其一生几度大起大落,至今学界对其褒贬不一。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国会正式复会,吴景濂当选众议院议长。翌年,张勋带兵攻入北京,扶植溥仪复辟,国会重被解散。1917年8月,吴景濂就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组织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亲致大元帅颂辞。1922年,吴景濂回北京出任众议院议长,帮助曹锟贿选总统,被称为“猪仔议长”。)

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其实吴景濂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的经历其实非常丰富:最初是清末立宪派的一员,民国后担任奉天省咨议局的议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当革命还前途未卜时,他毅然决定来到南京,参加当时的临时参议院。民国成立后,他又加入国民党阵营,国会两次被非法解散后,他东奔西跑,护法、护国都参加了。1922年,他随着第一届国会的复会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他有一个感慨:南北的政治人物都是一丘之貉,只是大家喊的口号不一样。北洋军人喊的一些口号还比较实在的,倒是南方喊的口号有些华而不实。当时吴景濂认为,国会不能再分裂了,必须要完成制宪工作。宪法是从1913年开始起草的,随着政局的跌宕起伏不停地中断。到1922年已经将近九个年头,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而制宪成功的关键,是必须要有掌握实权的人来支持,也就是同意宪法所构建的政治秩序。到这时我们可以发现,吴景濂议长和《纸牌屋》里面的弗兰西斯·安德伍德有点像,因为他懂得,必要的政治妥协对完成制宪是非常重要的。

议会政治需要进行必要的妥协

对当时的吴景濂来说,完成制宪的关键,是让直系的军事将领、特别是曹锟将军支持制宪。我们过去一直强调曹锟贿选,但现在有学者认为,从法证的角度来说,贿选这种说法不是太严谨。因为当时政府的确欠了国会议员的岁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欠薪,议员的工资拖了好几年,所以对很多议员而言,政府给他们出席费,算是对所欠薪资的一种补偿。

议会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为了获得直系实力派的支持、让宪法制定成功,吴景濂最后与曹锟达成了一个所谓的交易,即国会支持曹锟选总统,而曹锟必须同意制定一部宪法,且他必须遵守这部宪法。1923年9月底,国会和直系实力派之间达成了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妥协,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妥协,直系领导人同意先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

这个妥协我们过去一般是不大提的,通常只是说1923年曹锟选总统是贿选。曹锟也是很倒霉,他花了将近1400万大洋,折合到现在差不多是将近30亿人民币,才选上了总统。结果干了还不到一年,冯玉祥政变就把他软禁了。

会政治在民国初年存在的时间实际非常短暂,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议会政治需要进行必要的妥协。在北洋时期,政治妥协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效果已经初步突显。但从实际时间上来看,议会政治还是非常短暂的,两届国会真正开会的时间只有五年多。

妥协,玩转国会政治第一课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严泉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议会政治的脚注:龙应台的高跟鞋与台湾的“官不聊生”

评价民国国会政治,人们还会提到一个比较负面的现象,就是国会议员打架。我曾经看过台湾的立法机构,我发现白天大家好像吵得很厉害,甚至要动拳头,但是到了晚上,大家居然又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我问立法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议员打架怎么看,他们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贴切:在议会内打架总比在街头打架要好;在街头打架又比全国范围打内战、发生内乱要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的发展,必须要考虑政治成本。议会政治在实践中尽管有种种的问题,但这个成本相对于其他政治制度实践的成本,如果可以做到相对低,哪怕它是不完美的或是有缺陷的,我们还是应该接受的。因为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

议会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质询,我们的人大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权利,叫专题询问权。我们不可能期待议会政治发挥完美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有议会比没有好,也就是说有监督总比没有监督好。我们知道一位文化界的名人龙应台女士,她现在是台湾文化部部长。按照台湾的法律规定,部委首长必须定期去立法机构接受质询。她一开始是穿着高跟鞋去的,我们知道,立法委员是可以轮换的,每个人最多30分钟质询,但行政官员必须一直站在台上,于是龙应台就把高跟鞋换成了球鞋。没想到这一举动被民进党的议员看到了,说她不尊重国会,穿球鞋接受质询。

还有一次,龙应台女士接受民进党立委质询,主题是关于台湾在两蒋统治时期的白色恐怖问题。那位立委有备而来,他把龙应台女士的一本书《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做了标签,每次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先把书拿出来,说龙部长请看你的书第多少页,里面有一段数字或有一段描述,他问龙应台的态度是什么。质询的场面非常有震撼力。

人们经常会批评台湾的立法机构,其实台湾的议会政治也处于初级阶段。台湾民主化至今还不到30年,立法机构很多表现也不是太好。但龙应台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即使我们觉得立法机构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觉得它效率很低,但如果没有立法机构的监督,行政部门的滥权或怠惰是一定的。台湾有一个说法叫“官不聊生”,这是真的。

人都是有贪欲的,官员有腐败的想法是正常的。但当官员想要有所贪腐行为时,一想到有媒体和立法机构在监督,自然会有所收敛。我觉得这样做对官员也是一种挽救,外来的监督对领导干部也是一种帮助,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按照职业规范行事,毕竟只靠自我监督的力度是有限的。[详细]

张鸣:从“不选”到“贿选”是历史进步

民国立宪体制运作混乱,操控选举现象严重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对于议会政治,民国初期的国人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干。虽然以前也有选举的概念,但那是科举,不是投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投票和议会完全是陌生的东西。北洋时期的两届国会,以及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总体来说都做得不太好。整个民国的立宪体制运作得很乱,宪法迟迟没有出台。

《临时宪法》制定得很糟糕,它完全没有规定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中国到底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当时是一笔糊涂账。当时的总统完全有权解散国会,但解散以后怎么办?没有明确规定。总统能不能罢免总理?不知道。整个制度乱七八糟,选举也乱七八糟,比如第一届国会选举时人们都不知道怎么投票,很多地方出现了包办、贿选,国务院对于选举的操纵非常厉害,远远超过袁世凯。

民国第二届国会,也就是安福国会,对于选举的操纵更甚。他们给各省督军发的电报明摆着就在操纵选举,一旦发现某个地区没把自己人选上,就要求把票箱倒空重选,令设计选举的梁启超等人大为不满。最后他们大败,才得到二十几个议席,于是他们后来和团系分家。其实如果他们没有如此操纵的话,最起码也能得到三分之一左右的议席,结果却让安福俱乐部莫名其妙地大胜。安福国会到底是什么?是党、是一个帮派、还是一帮人吃喝玩乐的团体呢?不清楚。

从“不选”到“贿选”是历史进步

民国初年的选举,在安福国会时期就有“贿选”了,很多人意识到选票值钱。比如在湖南举行选举的时候,贿选非常成规模,一个村子的人都商量好了,将选票卖给出钱最多的人。大家不要一听有贿选就义愤填膺,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从不选到贿选是一个进步,贿选比被某个组织引导、安排或者控制的选举要好一万倍。

因为选民们发现,通过贿选上位的官员,在其当选上台后,会将贿选的资金加倍收回。如此,选民下次就不会再上他的当了,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民主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在试错过程中走向成熟。

民国时期召开过两届国会,第二届被骂得很惨。但是在我看来,这两届国会实际上没什么本质区别,都不如清末的“咨议局”和“咨政院”(编者注:1905年,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次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这成为中国政治参与的开端。与此同时,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国会的咨议局开始在各省筹设)。现在倒好,第一届国会被捧上天,第二届国会被贬入地。虽然第一届国会被推崇得很厉害,而实际上当袁世凯把它遣散的时候就有问题了。第一届国会的组成人员多数是国民党议员,国民党在二次革命期间被袁世凯赶跑了,但国民党议员没有离开国会,袁世凯要留着他们,把他选成大总统。一旦选完了总统,袁世凯就改口了,找了个借口把国民党议员赶走。这些国民党议员明摆着被利用,还不自行先离开,结果最后被别人赶走,很丢人。袁世凯去世后,这个国会又重新复会,但张勋复辟之前又把这个国会给非法解散。

说到贿选,的提到曹锟。民国当年收钱是要给收条的。事实上,曹锟当时并不是想贿选,而是他这个人一脑袋旧观念,觉得投票挺辛苦,得给人家一点好处。但到底给谁不给谁,需要走一个手续,有收据。结果有些人使坏,不仅把钱收了,还把收据拍了照,再卖给记者,就这么把曹锟给毁了,大家把安福国会也骂得一塌糊涂。(编者注:曹锟,1862-1938,字仲珊,是中华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首领,曾靠贿选而被选举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只要是透明的政治,就脏不到哪去

总体来说,民国初年的议会制度还是比较透明的,什么事都很敞亮,包括议会打架。关于扔墨盒打架的事我要说明一下,因为当时的墨盒都为铜制,扔出去砸人是很危险的,于是人们就把墨盒固定在桌子上,想扔也扔不动,所以即便议会打架,基本上也就是泼泼水什么的,暴力程度不高。

民国当时的报纸媒体对这些事情报道得非常详细,所有的丑闻细节都会报出来,导致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当人们批判民国政府或国会的时候,信息大都是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中看来的。那些新闻报道中有大量的负面消息,甚至我们今天这种对民国政治的批判恰恰是利用了民国政治本身的透明性。

人们总说民国政治有多么多么肮脏,但只要是透明的,就脏不到哪去。你别指望着政治会非常干净,一个干净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法西斯政治。民主背后总会有贿选,但即使是贿选,也比完全的暗箱操作要好。许多事往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不能总奢望得到一个特别完美的结果。[详细]

张千帆:民国政治体现真性情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最早接触严泉是在几年前,他给我寄过来一本书,讲的是民国的国会制宪,受益匪浅。我在2008年写《钦定宪法大纲》100周年纪念文章的时候引用了其中的不少资料。现在读他这本关于民国国会的书,觉得很有意思。民国的国会政治比现在有趣多了。现在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比较严肃,讲话一点也不好玩,而民国政治就很“好玩”,因为它把人性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了,很有趣。

中国人对历史一直非常重视,都说“以史为鉴”。我们除了能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东西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历史是我们评价一种体制优劣的依据。任何评价都不是抽象的,都得有一个参照系,都得比较。我们时常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未来还没有发生,是不靠谱的,但过去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就摆在那里。维护现行体制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以前说得一片漆黑,把现在说得一片光明。我们对民国政治的了解,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词汇,就是“贿选”、“打架”、“腐败”、“幕后交易”。同样的词汇也在描绘着今天的台湾民主。

真实的民国史,当然不是这么回事。读读严泉《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一书中的这些小故事就会发现,民国政治好得很!刚才张鸣兄从微观层面讲了一些具体事例。我想稍微拉远一点距离,宏观评价一下民国的政治史。我可以这样讲,民国时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议员经常打架,不文明。我不管他们打架出于什么动机,也是标志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

民主闹剧与专制悲剧之间的选择

在历史上,民主其实不是一个无条件的褒义词。古希腊的时候,它更多是个贬义词。柏拉图对民主比较反感,因为他的导师(被民众判死刑的苏格拉底)的关系,他是不看好民主的。亚里士多德也是,他把政体分成了三种,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这三种政体都有可能把事情做对,当把事做对的时候,民主就是这三个当中最差的一个,因为成本比较高;至少你要把议员选出来,这些人还要进行利益交换,还会出现诸如贿选打架的事情。如果你能把君主制运行好,搞所谓的贤人政治,那么做同样的事情成本更低,甚至会比在民主制下做得更好。但问题是,你怎么保证统治者一定就是 “贤人”呢?

至少从中国百年历史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而古希腊人认为,一旦公权受到滥用,君主制是最可怕的,民主制即便受到滥用,危害相对最小。既然公权必然会受到滥用,所以我认为在任何时候,最糟糕的民主也要比没有民主好,也要比专制好。中国过去几千年哪有什么选举啊?民国的时候能搞成那样,我觉得很不容易了。

民主有缺陷,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人性。我们之所以有政府,就是因为我们人性有缺陷;如果人性很完善,每个人都和神一样,我们就不需要政府了。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民主政府,同样是因为我们的人性是不完善的,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掌控公权力的人能够自动“为人民服务”,一定要通过选举之类的机制保证他们对我们负责。一群不完善的人在一起搞事,怎么可能搞出一个很完善的东西来呢?出错是必然的。如果一个国家硬要民主不出错的话,那就是要求这个国家的人都不是人,而是神。

凡是由人运行的民主制度必然会有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比如说美国。美国的民主原先是精英式的民主,1832-1833年才开始发展出大众民主,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政党机器。因为民主由党魁控制,这当中自然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内战之后,南北双方分歧很大,南北代表坐在一起经常谈不拢,动手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美国国会开会,南部议员和北部议员吵架,后来休庭,休庭完之后继续开会。我忘记是南部还是北部,一个议员拿着一根棒球棍,一棍把他的对手击昏。这就是一百多年前美国民主的水平。我们当然不主张诉诸暴力,但是如果议员们能在履行职务时动真格的,那也是一种尽责的表现,尽管方式并不可取。台湾议会经常打架,可能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让选民认为自己很卖力。

说到贿选,美国原来也很普遍。20世纪之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可以说是贿选一片。因为最初的参议员都是由州议会派过去的,不是真正全民选举产生的。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州议会可能就一两百个人,很容易发生贿选。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是改变选举制度,通过直选让整个州的全部选民去选那个州的两个参议院,再加上匿名选举,参议院贿选一下子就灭绝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不正常的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解决,有些当然还需要通过民族素质的提升而逐步改善。

总之,一些所谓的民主的负面现象或“闹剧”,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不要民主。民主的闹剧不可怕,因为如果没有民主的闹剧,就必然会出现专制的悲剧。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多少悲剧?过去的“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在闹剧和悲剧之间如何选择,应该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常识。

军阀割据背后的民国宪政发展黄金时代

从宪政发展的角度看,民国尤其是民初——北伐之前——确实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大一统被打破了,中央很弱。当然,这是以军阀割据为代价的,但毕竟造就了一个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当时的宪政应该说是很有希望的。然而,这个过程到1928年的时候就彻底改变了。孙中山不愿意和军阀妥协,便开始北伐,并实行高度的一党专政。虽然他的最终目标是宪政,但是宪政的希望几乎消失殆尽,差不多又回到了先秦的那个大一统时代。

中国虽然自秦以后号称大一统,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和封建制的一种混合,有时候封建多一点,有时候集权多一点。国民党实行严格的一党专制,全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党,那就是国民党,所以又回到了比较极端的中央集权制度。但即便北伐以后,也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中国宪政的失败固然有内因,但是国际因素也很重要,日俄的罪过也不容小觑。先是苏俄拼命兜售马列,但是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可惜恰恰在这个时候,两个近邻各怀鬼胎,对中国产生了有害影响。

民国政治体现真性情

《历史变迁的制度透视》,严泉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从“改良”到“革命”是一个错误

此外,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现在“民国热”除了民国本身之外,还有一个现实的因素,那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小型的民国样本在台湾。有些人把它当做中国未来的希望。实际上,我个人也有点这个情结。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大致有两个过程。一个就是改朝换代,基本上是原地转圈——其实这才是revolution的本来含义,一点没有进步。所以西方人像黑格尔就说中国文明没有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革命。中国走出了历史循环,进入了直线式的“进步”。马克思的历史观比较乐观,认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但是很可惜,至少从宪政发展史来看,从清末到现在走的是一条下坡路。

历史的走向基本上不会因为学术讨论而改变,但是,从改良到革命确实是一个错误。当时不革命多好,即便革命了,没有北伐多好;和军阀谈出一部宪法,那才是真宪政。我认为今天在中国谈“军队国家化”,时空已经完全错位了,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什么时候是真命题呢?民国那个时候。因为各路军阀都有他们自己的军队,这个时候最需要军队“国家化”,然后再制定一部统一的宪法来和平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孙中山不干,还是决定要革命。陈炯明成了要加害“国父”的罪人,其实是“孙大炮”没理。他临终前还在感叹“革命尚未成功”,其实就是指国民党未能大权独揽、一党专政。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要采用苏俄这套模式,靠自由民主制度是别想成功的。你什么活动都公开都透明,别人派个卧底就把你搞定了。所以早在共产党之前,国民党就走向了苏联模式,中共只是比他的“大哥”更得苏共“真传”的小弟而已。

中国近代宪政就毁在革命手里,国共这两个革命党对于宪政的彻底沦陷都要承担责任。当然,国民党毕竟是始作俑者。从1987年起,我一直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情结,那就是中国的一句俗话:“解铃仍须系铃人。”宪政毁在两党相互残杀之中,也许只有两党重归于好才能重新启动。我是希望将来通过某种方式——虽然我现在还看不清这种方式,在某个时刻,国民党能够回来,国共两党能够实现真正的“第三次合作”,通过谈判把中国带上宪政之路。这是我的民国情结,或许也是某些社会人士的民国情结。如果得以实现,那么中国宪政的百年悲剧或许能出现喜剧性的转机。

民主要先搞起来再说

看看现在我们教科书对民国的评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日子没法过!为什么中国不能搞民主,因为一搞民主就得大乱!其实你看看民国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得相当不错,工业增长不比现在慢。当然,打仗肯定有代价,但这种代价是局部性的,当时中国并没有战火遍地,整体格局是健康的。

反过来,我们对“大饥荒”是怎么报道的?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上《人民日报》头条的仍然是一片“莺歌燕舞”,“亩产万斤”的报道随处可见。那个麦子长得喜人啊,把小孩放在上面都压不垮!毛泽东曾两次去郑州视察,在河南省委书记陪同下笑容可掬地视察大丰收,却不知离此只有300公里的信阳一个地方就已经饿死了百万人。

所以我们不能不对此保持警惕,不能想当然,好像民主就非乱不可。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现在的空气质量这么差?归根结底,中国的空气、水资源、土地污染不是环境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它们是不对人民负责的“发展”政策造成的,最后让全民得病,把中国人真正变成“东亚病夫”。这种“稳定”有什么值得追求的?

民国政治确实不成熟,也许只属于民主政治的小学水平,但我们今天有没有进入民主的“幼儿园”阶段都是个问题。1950年代,国民党去了台湾还有地方选举,非党员当选市长不是什么稀罕事。我们今天有什么?中央层次搞不了民主,学一学国民党的“训政”,地方选举总可以试试吧?政府不愿意,但是公民不能没想法。对于公民来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明白,再糟糕的民主也比没有民主好;不管存在什么瑕疵,民主要先搞起来再说。 [详细]

本期信息

嘉宾: 严泉 张鸣 张千帆 贺卫方

时间: 2014年4月26日 15:00-17:00
地点: 新星出版社十层阳光咖啡厅
合作: 新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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