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笔记

【本期看点】“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性灵,《诗经》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2014年5月7日,国学名师李山、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做客腾讯书院,畅谈《诗经》艺术之美与文学流变。李山指出,作为中国文化的圣经,《诗经》是一部比《论语》更为原生的文学经典,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创生时期产生的精神花朵。[详细]

李山:《诗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诗经》让我着迷

李山(国学名师):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诗经·小雅·鹤鸣》里面的诗,是西周先王时期作品。实际上,这个诗主要是开阔我们心胸,放开我们的视野,它山之石,里面还涉及科技问题,玉石的硬度仅次于金刚石,要磨它必须要靠他山的石头。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借助于什么?借助当代西方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各方面的成就,我们不能关上门刀枪不入。

我研究《诗经》20多年的时间了,年轻的时候手抄《诗经》,还三次为《诗经》做注,但是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第一次做注的时候,还觉得不错,过了一阵子再重头审视就觉得不行,到现在真是越活越胆小,越学越觉得自己不行。《诗经》自身是一个蕴藏很深厚的东西,你这个矿井打得越深,它蕴藏丰富性就展示出来,所以它总是让我着迷。

中国文化的根在《五经》

《诗经》年代比《论语》要早,《诗经》创造,应该说诗歌创作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孔子才出生(不是说所有作品)。所以,孔子有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来源于他读诗的启迪与生发,《论语》里边实际上也记载了这些东西,比如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中,孔子与学生子夏就谈论过这几句诗。最近出土的战国竹简文字《孔子诗论》,如果这个文献是真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对《诗经》进行意义上的阐释,不再把它当成一首一首的歌来唱,而是读它,讨论它,应该是从孔子开始。《孔子诗论》记载了孔子对数十首诗篇的看法。孔子那个时代似乎诗还有时候在演唱,不要忘了《诗》最早是唱的。所以,孔子“读”《诗》,应该是开了个先例,所以它对诗,有这样一个新态度。这就是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关系。

儒家有特点,它是周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很多文献用现在的看,以现有文献论,特别是出土文献,土文献多了,对有些问题看清楚了。比如说像“内圣外王”这个理论,过去都以为是儒家的发明,实际上不是。它只是儒家阐释的。这个观念,在《诗经》里实际就有表达,如《大雅·思齐》写周文王的母亲、祖奶奶,如何有德,如何会教育自己,就说到“内圣外王”,是德行由内向外推,在《诗经》已说得很清楚。过去人们不太重视这一点,是因为《诗经》单文孤证,只是那样一说。最近研究结果,《尧典》这个文献,《尚书·尧典》这个文献,非常有可能是西周中期写出的。《尧典》一上来说尧,就是一个“内圣外王”的格局。这也是西周文献。所以,这就是儒家与周代文化的关系。儒家阐发西周的经典,产生的自己思想。

所以说,中国文化的根在《五经》;谁最早从《五经》那开辟它的源泉,去勾连它,把它所蕴含的精神资源与民众生活联系起来,是谁?是儒家。我们现也注释《诗经》《尚书》的工作,不过是沿着古代儒家的工作接着做而已。

《诗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我们看一个文学作品,比如看周代东西,是往后看还是往前看。我的看法,第一,首先要顺着根子的方向往后看,也就是追溯原始;第二,还得往前看,顺着苗子的长势往前看。《诗经》那个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先民正在脱离了文化的原始世界——插一句:越原始,世界各地的人群越是具有相同性——在走向自己民族文化世界的创新。

《诗经》这部书,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可能与西方学者对他的态度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说,我们对他情感深厚,因为他记录这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就说中国人,你从哪去找中国人最早的表现?像葛兰言那样的研究态度,《诗经》的歌唱与全世界都一样啊!的确,人越是原始,全世界人越是都一个样,一开始我们都不穿衣服,都茹毛饮血。但是,一进入到家国社会以后,一进入到文明的单独创作以后,会出现民族文化的鲜明的差异。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远高于儒家思想

《风诗的情韵》,李山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就《诗经》记录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精神而言,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一、它强调“家国之和”,二、强调“上下之和”,三、注重“男女之和”。这都显示我们这个文化的特殊性。好婚姻,诗篇赞美。比如说像周文王,诗篇告诉人们,周文王为什么圣贤?因为他有个好家庭背景,有好母亲的教养。《论语》中,孔子高足有若说:一个人在家孝悌,在外面就不会犯上,不好犯上,也就不会作乱。这说的是什么?好家庭产生好的社会成员。就是这个逻辑。

说起来,中国是个单线索社会,没有像古希腊、罗马那样的平民阶层,专门与贵族作斗争。周代,是一个家族领袖率领本族群即其他追随者一起打天下,坐天下。西周建立后,又实施封建,一个诸侯,例如鲁国,从陕西带了一两千人,到山东建一个国,如果不处处照顾自己带过来的这些人,不讲究上下和谐,怎么能在山东站住脚,怎么能以一个“国”(就是城郭)为依托,统御广大的乡野?只有照料好带来的基本民众,“国”就稳定,只有上下团结和谐,政权才能稳定。所以,上级的贵族要经常请下属吃饭、饮酒。当然还包括赏赐。

举一个例子,孔夫子生儿子时候,大概23岁,正为儿子起名犯难的时候,鲁昭公送了他一条鱼。孔子灵感来了,就叫儿子孔鲤,字伯鱼。中国古人讲上下和谐,这就是我们精神底盘。

另外《诗经》有大量唱给服劳役或者到前线打仗的人的篇章,例如打仗时候,要唱诗给将士,为什么?因为他为国家做出牺牲,所以我们必须向他表示敬意,必须向他的家庭,想那些苦守在家里期盼丈夫归来的闺中人致敬。这就是“家国和谐”。

《诗经》里边实际上如果完整一看精神线索,几条探索,始终在弹奏着,什么时候这几条线折了,这个时代完了。从整体上讲,它为什么是一部民族经典,难道就是因为它是记录了原始民歌吗?我们现代不少学者,喜欢用爱情观点去解释它,喜欢把《诗经》贬得很低,说就是一个什么歌谣集子。没那么简单!从江汉平原到燕山山脉,东到大海,西到陕甘,在这样一个广大地域上,把众多人群统一起来,建立一个伟大的王国,那时候的政治智慧,绝对不是简单的。此处可以触类旁通。[详细]

李山:《诗经》中的女性形象远高于儒家思想

《诗经》宗教色彩浓厚

中国《诗经·周颂》是宗教文学,因为按照古代定义“颂”是“告”,有了功绩以后要向祖宗报告,告诉祖宗的,“告于神明”,所以有舞蹈。就是在现在,周初的《大武》乐章,按我们的理解,还能把它恢复出来演奏。另外祭祖宗,有诗篇歌唱。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要注意,中国人对神灵的态度,或者说什么是中国人的神灵,在这个问题上,我与顾先生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像《周颂》几十篇里边,真正献给神灵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数篇而已。要说祭祖,死的人都是祖宗,可是,在《周颂》,是不是每个死去的先王都有祭祀歌唱呢?那就不是了。看《周颂》,真正被歌唱的不是所有死去的周王,有些周王死了以后,一首对他们祭祀的诗篇也找不到。相反,《周颂》的诗篇,却是把更多的诗篇,献给了极少数几个周代先王。比如说像后稷、周文王。说起来很奇怪,连周武王这样的开国之王,据《周颂》的诗篇看,除了《大武》乐章,就再也找不到专门献给他的颂诗了。所以,在周代人的祖宗观念里边,暗含着某种东西。

很多中国学者,包括像徐复观先生,写有关先秦时期的论著,总受一种西方模式的影响:即总有一个“从神本走向人本跨越”的模子。我对这个事,有怀疑。中国古代人是有宗教思维的,可是,就像涂尔干(注:涂尔干,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又名迪而凯姆)所讲的,原澳洲最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里,都有神圣崇高宗教情感与形式,这没问题。关键是宗教里的内容、性质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再思再想。

例如《国风》篇章,就说明问题。有些篇章就不是宗教的,比如说像《卫风·氓》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讲桑林里的男女交往,讲一个卖丝的女孩子被一个卖布的男孩子给骗的。他们两个是同行,而且按照周代国野划分,他们都是“野人”,就是身份很低层的人。在这里,我插一句,我们中国文学,很早的时候就把文学的触觉,伸向了那些匹夫、匹妇们,即那些凡常的小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当时是走在前边的。

像这种诗,它关注什么?关注一个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它的未来会怎么样。这就与宗教离得很远。比方说,像《野有死麕》,写乡野间,一个女子与一个男子的风情之事,用很雅的字,表现他们幽会高潮的那一刻。这里也没有宗教问题。

说起来我们中国人,读《旧约》,那里的诗歌有很多都是对着神唱“神啊这个啊,神啊那个呀”,这不是中国人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我承认从文化的形式上讲,有宗教生活的框架在其作用,如《周颂》和《大雅》,祭祀先王。当然是宗教活动。但是,你看他祭死去周王(如周文王),专门歌唱他的德行;诗歌唱周文王家的生活,周文王的父辈祖辈,都讨得好老婆,能教育好儿子,所以,代有贤妻,代有贤子哲王。周人在宗教的祭祀活动里,唱这些东西。这是宗教,又不是宗教。

《诗经》对我们来说情感深厚,他记录这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诗经·国风》静女) 《诗经》对我们来说情感深厚,他记录这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诗经·国风》静女)

反映思想史照顾不到社会生活的别样《诗经》

中国人有一个文化传统,这是“勤”。比如说婆罗门,作为印度的贵族,他是不劳动的。古希腊的贵族,罗马的贵族,也对劳动嗤之以鼻。但是周贵族,从他一上台,周公就讲要勤劳。后来楚庄王,楚国的一代君主,专门跟他的民众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劳就不至于饿死,生活就会富足。

中国人对勤的要求,始终是生存的基本面,比如春秋时路过的一位老太太,她的儿子已经是公卿一级的人物了,可在她还在那纺布。儿子觉得她这样自己脸上挂不住,她却说,我纺布,不是缺东西,而是要维持一种勤劳的好传统。“勤”字到了春秋时还有一些贵族还在讲究。《诗经》反映社会生活,有思想史照顾不到的地方。例如勤劳,体现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由谁来延续这种传统呢?往往是由家庭女主妇来完成。所以两首《鸡鸣》诗——据说朝廷有“鸡鸣曲”,提醒君王早晨上朝不要误时——表现的是一般家庭,一首是郑国的,一首是齐国的,都是写“鸡鸣”的诗。名称不一样,郑国的叫《女曰鸡鸣》,齐国的叫《鸡鸣》。两者诗写法不一样,前者是好言好语劝,鸡鸣了,男的说不是,不是鸡鸣了,是别的声音在响。齐国的那一首,就比较滑稽点,女的说鸡鸣了,男子却说,不是鸡鸣,是苍蝇之声。鸡叫了,他说苍蝇在叫。这是一个对唱形式,我们把它理解为对唱形式很有趣了——女子说,该起床了,当家的,你听鸡都叫了,男子回答:不是鸡叫,是苍蝇在叫。

男子的回答很有想象力,懒人为了维护自己那点懒惰,经常编一些谎言,就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处理问题。诗篇是一幅漫画。郑风《女乐鸡鸣》,也是女的叫起,男的懒一会儿;女的再催促,难得起床去打猎。在女子催促起床上,两首诗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思想史一般关注不到的。在我们传统中,维持我们有些基本面的东西,是由女性来完成。所以《诗经·国风》里对女性的态度与看法,要远远高于后来的儒家。而且它同情女性,承认女性在社会生活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男人是小闹钟,小马蹄表,总要由贤妻给他上上发条,才滴答、滴答往前走。家里要没个好女人——到今天也是如此——就完蛋,日子会乱七八糟。

在《国风》里,这些东西不断地得到展现,是文学表现广阔社会生活的典型代表。因而它也就具备了伟大作品的一个必要条件,其中必有好女人,还有坏女人。[详细]

德国汉学家谈诗经:没有记忆的民族会衰亡

世界文学从《诗经》开始

顾彬(著名德国汉学家):我对《诗经》评价很高,在我看来,世界文学,也可以说文化,是从《诗经》开始的。当然,我们都会承认会有其他文学作品比《诗经》还早,特别是诗歌。但是,在诗歌的创造上,比不上《诗经》。《诗经》有押韵,奇怪的是欧洲人到了公元后第9世纪,才能够押韵。对我来说《诗经》还是一部史学。所有其他的史学或文学作品都没办法与它相比。这就是为什么我老说文学实际就是从《诗经》开始的。

虽然《诗经》德国全译本问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对它的论述,在使用德语的地区内却几乎无人问津。德国汉学家们很少会进行全面的研究工作,他们会研究一首诗,但是不一定会研究《诗经》的全部。《诗经》是非常复杂的,我学了不少,还是不敢说我懂,如果没有北京大学的老师帮忙,我甚至都不能够看懂些什么。

20世纪初法国的汉学家葛兰言,1911年专门写过一本有关《诗经》的书,这本书是1937年翻译成英文的,在我看来,这本书是西方写《诗经》最好的书。可在美国连一个人也没有会提到它,完全否定这本书的价值。葛兰言认为,我们应该从世界的民歌来看《诗经》研究,他发现在《诗经》里头有跟其他世界民歌一样的成分,特别是固定的说法,外语说公式,所以他分析所有的三百首诗,发现不少公式,我们都可以跟世界民歌比较起来。《诗人》杨牧(原名王靖献),说过可以把《诗经》跟古代希腊的诗比较,李山教授也说到了这个现象。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认真的研究《诗经》的话,不一定全部应该从宗教来开始,我们也可以从古代希腊的史诗、从世界名诗中汲取。

《诗经》对我们来说情感深厚,他记录这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诗经·国风》静女) 顾彬:在我看来,世界文学,也可以说文化,是从《诗经》开始的。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宗教的来源相同

对我来说,《诗经》或者说说中国古代文化来源和宗教有关系,如果我说的对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跟古代宗教的来源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宗教的话,就没有《诗经》,没有中国文化。无论是《国风》,还是“雅”,还是“颂”,不少跟宗教、跟先祖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贵族特别是国王,他到祖庙崇拜他的先祖去,他们的报到让先祖高兴,就会帮国王的忙。他们用最合适的方式——唱歌,跳舞等等。

《国风》充满了宗教成分,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我们没有学过古代的“象征学”的话,没有学过宗教学的话,可能读《诗经》,就很难了解她的宗教含义。从德国汉学来看,《诗经》用的图腾都都是从宗教中衍生而来。另外特别是《国风》,它们开头的第一、第二行(就是所谓比兴之词),都跟宗教有关系。因为在那里,我们能看到不论是动物的形象,还是植物的形象,还是花的形象,这原来都是萨满主义。还是古人崇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诗经与记忆:没有记忆的民族会衰亡

诗经与记忆是分不开的,因为《诗经》中的诗歌,基本上他们要记忆他们的先祖,德国哲学家阿斯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是:一个民族没有记忆的话,它会衰亡。比如说为什么现在还会有犹太人呢?虽然他们两千年在路上(指他们亡国,流浪),却保留、保存他们记忆。所以1948年,他们能够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如果他们在路上丢掉他们自己的记忆的话,我们今天不能再说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家。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要求我们不需要佛教、儒教、道教,不需要传统的经典,他们要求我们应该把我们原来的记忆都不要,都扔掉,都取消。所以中国很多问题可以追溯至从五四运动开始。五四运动以后,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新的记忆基础?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从《诗经》开始,我们可以谈好多好多问题。

顾先生说得是没错,我们老想着如何擢发自升,想着如何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实际的情况是,到今天60年了,人们都不讲如何修身养性,你看现在很多中国人,到哪儿都大打出手,到哪都写“到此一游”。所以,五四以来的确是文化记忆问题,顾先生说的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你要生存,靠什么?试图斩断历史,不会有好下场。

我喜欢不少《国风》中的诗歌,也包括《采葛》在内,我特别喜欢诗里有一种说法:“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还有很多这类的这种说法。其实文化是相通的,无论德国还是中国,我们都会有着同样的经验或经历,如果我们不能够和自己想要再要在一起的人,比方说我们对象,我们就会觉得等待的时间会太久等。 [详细]

总结

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学,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李山看来,真正的国学不能是浮皮潦草,应该是纯净的,有建设意义的。只有汲取的井口打对了,传统文化的深厚蕴积才能喷薄而出。而作为中国文化的“圣经”,《诗经》是一部比《论语》更为原生的文学经典,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创生时期产生的精神花朵,应该被关注。

本期信息

嘉宾: 李山 沃尔夫冈·顾彬

时间: 2014年5月7日 15:00-17:00
地点: 北京师范大学 国学馆
合作: 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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